自从共产国际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

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

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

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12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

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几乎全军覆没?

在他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的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依据这一观点于事变后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明确地指出，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项英"对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

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

还在1月15日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讲过，这是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已经在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善于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顾虑不是多余的。

自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些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

而让毛泽东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当中留苏学生不占多数，但对于一个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生命的党来说，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

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做报告!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对于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王明等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确实有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势，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理论成就的党的领袖，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可能不去涉足他们的"专业领地"。

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国门也没有跨出去过，这显然是一个弱点。正因为如此，当大批留苏学生开始在江西苏区指手画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痛感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了。

因此，正如后来人们从回忆录所看到的，在江西时的他已是"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

问题是，发愤读书，乃至发愤写书，也并不能让那些留苏学生从内心改变唯书，唯上的思考习惯。这里讲的"书"，指的是俄国版的理论著作;"上"，指的是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至于毛泽东的书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在其中的。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但并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已蔚然成风。

皖南事变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在这个时候的延安，谁会"言必称希腊"?什么人会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希腊"，无疑是指苏联;而能够成为对党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的，自然也只有来自莫斯科的人。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一贯重视实践，轻视教条的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

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考虑问题，一味地照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去做。外国人如此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部一些人也这样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如此认识，毛泽东当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但是，在与共产国际关系还相当好的时候，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还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得莫斯科胡思乱想。

而皖南事变之后，在与莫斯科发生明显争执以后，考虑到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国党已经相当壮大的现实，依照毛泽东的性格，继续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1941年5月14日给周恩来的一封批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电报，很能够反映出他那时的心态。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要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同时告诫周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几天后，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

很明显，毛泽东是有备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