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哲人马克思曰：“人之异于禽兽，在其能自觉劳作而创物。”此理昭然，验之华夏亦熠熠。溯我先民，《击壤歌》“日出而作”之谣，《豳风·七月》“春耕南亩”之咏，劳动之影早入史乘，非徒谋生之技，实乃滋养文明、铸民族精神之基也。

昔者神农制耒耜以耕，鲁班造锯以利木，此非“创物利世”之道乎?百工制器，循规矩、察纹理，如陶工抟土为器，木匠刨木成材，其精思巧手，正合马克思“劳动创价值”之论。《庄子》载梓庆为鐻，凝心忘俗，以心合木，岂非劳动臻于精妙之境?可见劳动非仅筋骨之劳，更是心手相济、成就美的过程。

然劳动之苦，古已有之。《诗经·伐檀》刺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农夫辛劳而不得食，正如马克思所叹“劳者不获”。白居易《观刈麦》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道尽农人之艰;杜工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是旧社会劳动异化之痛的千古绝唱。《红楼梦》中乌进孝进租，佃户汗流浃背，所献山珍海味尽入豪门，无法可想，此乃封建时代劳动者之困也。

中华文脉之智，在于于苦难中寻光明。《礼记·大同》言“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陶渊明《桃花源记》绘“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之境，皆寄寓“劳有所得、各安其业”之愿。王阳明曰“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昭示劳动需持之以恒，方能有成，与马克思“自由劳作”之思相契。

今观古今，马克思劳动之论如明镜，照见华夏劳动之三重义：一曰创物之智，二曰受苦之痛，三曰向美之求。三者交织，成文明演进之经纬。吾辈当承《尚书》“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之训，融古今之智，使劳动脱苦役之缚，成乐事之举。如此，则物质丰、精神足，中华劳动之智，必在新时代焕彩，以应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