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Original Editorial Notes

今天NLR编辑部为同志们带来的，是一份关于法西斯主义思想、组织与行动速写。在这份“政治病理学”的简报中，作者拒绝将法西斯主义简单化为一种狂热的情绪，而是将其还原为一套精密的社会学机制：作者通过对德日历史的剖析，指出法西斯的生长依赖于特定的阶级结盟与民主制度的缝隙。

而其中最令人战栗的洞见在于文章第四部分对“震旦”免疫机制的诊断。作者指出，我们在过去之所以免于法西斯这一“文明癌症”，并非源于其健康的肌体，而是源于一种特殊的政治“遗传病”——那种高度管控的政治构造，扼杀了法西斯组织所需的灰色空间与统战价值。这种“以病治癌”的免疫学悖论，深刻地揭示了霍布斯式国家的某种意外效应。这不只是一篇论文，更是一份关于“机械团结”如何通过消灭社会间隙来阻断极端主义的听诊报告——在绝对的秩序面前，即便是恶性肿瘤也因缺乏宿主而无法生长。

00 摘要

00 Summary

震旦特殊的政治格局，相当于某种特殊的遗传病，恰好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众政治乱象之中免除了法西斯这样文明的癌症。至于这种遗传病自身的副作用是什么，就不是这篇文章能聊的问题了。

日常语言之中，其实有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法西斯：法西斯的思想、法西斯的组织、以及法西斯的政权——或法西斯革命。这三个不同的法西斯，实质上对应着法西斯夺权的三个环节，是法西斯思想从理念到现实发展的三个步骤。

而根据这三个环节的实现条件，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个国家是否有法西斯运动的土壤。首先，一个国家要存在产生法西斯思想的观念基础;其次，这种观念要有机会生长成有政治力量的组织。而最后这种政治力量的组织，可以摧毁原有的政治构造，建立新的秩序，同时让这些法西斯团体成为新的政治精英。而这三个环节总共需要满足六个因素。而这六个因素，正是接下来论述的核心内容。

01 思想的前提：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

01 The premise of the thought: ideologicalized nationalism

一个国家首先得有法西斯思想，才可能有法西斯运动。简单来说，法西斯的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用一种基于民族本体论的观点和视角去认识世界。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追求皆建立在某种普遍性的基础上。比如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世界革命史上;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绝对的启蒙价值之上。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一般而言则称不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少有建立某种完备的超越性的概念和理论，而往往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忠诚和激情。比如，一个出生在法国的人热爱法兰西共和国，是一种前理性的宗教情怀。更深入地说，爱法国这样的感情允许他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这种情况之下，民族情感和普世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具体与一般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互补关系，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可以一边喊出「暴君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同时又相信启蒙思想是对于整个欧洲而言的福音。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呈现为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的底座」，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一个热爱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我们应当将自由主义的理念用在法国，而这套理念也可以用在英国与美国，但我因为归属于这个民族的共同体，因此，我会优先为法国的自由而战。

而一旦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刚才谈到的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它意味着「民族」本身成为了高于任何普遍价值的事物，成为了大地上的神灵。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本身是非理性感情，它可以总结两句话：首先，民族的历史、文化、使命是一个整体：其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使命是伟大的。若只凭这两个概念建立出一套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一定是非常滑稽的。而法西斯主义就是如此，它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首先，除了本民族的优越性之外，不存在普遍性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不管自由主义、普遍的宗教还是社会主义，皆是对于民族价值之绝对性的威胁。其次，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史了。自由主义者会将一个世界历史描述成启蒙价值在世界的展开，最终构筑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普遍历史，是全球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同终结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建立社会主义联邦的过程。但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世界史是一系列破碎的区块，是一个民族之间永恒的斗兽场。而本民族的使命也就是征服其他民族，试图在这场战争之中获胜。

因此，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可能性。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本质上是随着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幽灵。它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之中逐渐消亡，但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失败的背景之下，生长成一种更加凶恶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因此，虽然阿多诺与马尔库斯等人一般直接将二战时期的美国称之为法西斯是愚蠢的，但法西斯主义确实是资本主义的「月之暗面」。只要民族主义存在一天，法西斯的念头就终伴随着我们每个人，正如渴望社会主义的公正也存在于每个人心间。不过社会学的来讲，一些群体是更有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而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谈到所谓的法西斯组织的问题，即法西斯之发展的第二个环节。

02 组织的前提：成员、资金与空间

02 The premise of the organization: members, funds and space

法西斯思想常有，而法西斯组织不常有。因为比起只是作为一个小流派而存在，思想要转化成现实的政治力量，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更加苛刻的。首先，法西斯思想——既前面谈到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需要吸引到足够多的拥趸。其次，这种组织需要它的物质基础，也就是需要钱。最后，这种组织需要获得相应的社会空间，即国家机器需要容忍它的存在。归根结底，一个政治组织的生存条件不外乎满足上述三点。一旦缺乏上述三个条件之中的一项或者两项，一个国家之中就不会存在兴盛的法西斯组织，更不用说法西斯的夺权与法西斯国家的建立了。

当然，不同形态的政治组织所需要的「三方面条件」是不同的：比如，社会主义组织需要大量的无产阶级作为内核，同时吸收一定数量的下层中产阶级;其经费上大多数来自于工会资金与无产者的自发捐款，而生存空间则取决于国家对于这些团体的容忍。毕竟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团体对于统治机器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只有在民主的社会、或者民国这样存在许多空隙的弱国家社会之中，社会主义团体才有生存的空间。而法西斯的三方面条件是根本不同的。一言以蔽之：法西斯的核心阶级是中产阶级;资金来源主要是上层资产阶级;而生存空间不一定是法律层面的承认，而最根本的来说，是统治阶级对于白手套的需求。

首先，比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是缺乏吸引力的。因为一个同质化民族的想象意味着阶级调和。一个存在阶级分裂的民族之神是没有不令人尊敬的。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团结的友爱之家。譬如法西斯德国总会强调：德意志民族内部各阶层会和谐共处。这一种和谐处，一般也意味着苦一苦无产阶级。而历史上的法西斯对于无产阶级的吸引力总是低于社会主义，而这点少得可怜的吸引力多半也来自于法西斯左翼——比如德国的施特拉塞尔派。而与此同时，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上层阶级来说，一般也是危险的。因此，法西斯一般而言最大的受众就是右倾的下层中产阶级，即渴望成为精英而不能的人。其一方面无法获得上层中产阶级的收入与地位，但一方面又看不起无产阶级的人，因此渴望通过法西斯革命，打倒旧的精英，成为新的精英，同时保持自身相对于工人与农民的优越地位。只需要看一下德国当年的统计数据：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群体，同时也是最能够在选票上吸引中产阶级的政党。当然，这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天生倾向于法西斯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在《阶级》一书中指出：中产阶级是一个摇摆阶级——或如其原文所说：它具有矛盾的阶级定位。它可能与无产阶级结盟，一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瑞典的社会民主工党政府所实现的那样，最终形成一种强大的左翼同盟;或同资产阶级结盟，最典型的例子也就是法西斯政权——我们后面会谈到，法西斯政权的本质是上层阶级与法西斯化的中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结盟。

其次，成功的法西斯团体一般会获得来自于上层资产阶级的资助。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国社党以及日本三十年代的右翼法西斯组织。德国国社党一直能够得到来自德国工业界以及地主的庞大资金，而且正是这些资金让希特勒对于党内左翼，比如施特拉塞尔以及早期的戈培尔十分警惕，且在逐渐发展中丢弃了大多数经济再分配政策，以免惊诧到上层资产阶级赞助者。而相近的发展过程也存在于日本，最典型的就是北一辉：北一辉一度有着强烈反资产阶级立场，但在获得了资产阶级的资助之后，观点也逐渐保守化。简单来说，上层阶级的资助是法西斯团体壮大的必要条件。因为财团的资助几乎是法西斯组织唯一可能的财源。法西斯组织一般得不到工会的资助，因为其阶级调和的姿态，这些团体注定无法与立场鲜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竞争，得到工会的注资。而若两边不讨好，都缺乏资金，法西斯团体只会停留在小组的程度。这种团体在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存在，只不过没什么政治影响。

最后，法西斯团体的生存空间与左翼不同，需要的不是国家的空隙或者民主制度。法西斯团体若想要生存且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需要的只是统治阶级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法西斯团体。昭和初期的日本政府不断收缩着新兴大众政党的活动空间，对于政党政治的限制以及左翼团体的打压，皆展现出了民主政治空间的狭窄。而日本的法西斯团体多半不是追求议会竞选的政党，而是小规模的暴力恐怖组织、中下层军官的秘密结社。而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暴力团体算不上合法，但一直得到了高层政府的宽容，甚至在二二六之前，成功的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政治刺杀行动。而事发之后，成员没有得到太多的惩罚。对此，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指出，战前日本政治之中的法西斯团体是政治活动之中的一个环节，即天皇的神轿四周干脏活的浪人。军部借用法西斯团体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除掉敌对的自由派政治家。直到最终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最终扭转了法西斯暴力团与军部的合作。一方面，法西斯的政变指向了天皇造成局势失控;另外一方面，军部已经控制了政治的核心权力，法西斯组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因此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而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啤酒馆暴动本身就是一场野心极大的政变，且获得了巴伐利亚州政府与军方在一定程度的支持。毕竟这一背景之下，德国的一些保守主义势力依然没有控制国家政权，希特勒的暴动是一次机会。只不过在民主的规则之下，这场暴动最终无法撼动魏玛宪法。因此，德国的法西斯组织只能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获得其政治影响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国社党得到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庞大注资。当然与此同时，冲锋队这样的准军事组织也得到了国家机器的默许。最终，国社党成功跻身于议会、但无法通过自身获得议会多数——是的，法西斯只靠民主的策略没办法控制德国，最终的临门一脚是上层精英的政变协助。巴本与兴登堡等人想要利用国社党摧毁魏玛宪法，采取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政变的活动，悬停了德国的民主制，最终将法西斯政党推上了宝座。

简而言之，法西斯团体的发展壮大需要三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数量庞大的右倾中产阶级，其次是来自上层资产阶级的资助，最后是国家机器中部分精英对于法西斯团体的容忍与利用。若缺乏上述三种条件的一条，法西斯团体将难以发展壮大;若缺乏两条，法西斯团体也就会局限在亚文化的局面，几乎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03 革命的前提：民主的病躯与法西斯之癌

03 The premise for the revolution: the moribund democracy and the fascist cancer

而在此基础之上，若只是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法西斯团体，其真正的獠牙也没有露出来。昭和时期的日本法西斯团体也一时声势浩大。但最终却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政权，而更像是一个吸取了一些法西斯立场的威权主义政权。因此，法西斯组织与法西斯政权之间有着一道鸿沟，或者说依然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才能够让法西斯组织最终夺权。具体来说是两个条件，民主化的大众政治与共同抛弃民主的政治精英。

若一句话来总结法西斯夺权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民主社会之中，法西斯组织的大众运动与上层精英一起推翻民主制，重新分割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过程。这里的民主社会是一个极其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法西斯组织才能够形成与传统政治精英抗衡的资格。这里我们还是需要将德国与日本相比较。我们说法西斯夺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革命过程，即通过大众运动暴力的终止原有国家政权、建立新的秩序。而就在本质上意味着老鼠上桌，即法西斯团体的成员以及其组织本身成为新国家精英的一部分、甚至是成为核心的精英。若只不过是被原有的政治精英利用，用之而弃，法西斯的夺权也就失败了。同时在根本上来说，法西斯团体是草根的组织，它发展壮大资金的来自于上层资产阶级、它的生存需要国家精英的容忍，而它唯一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来自于大众组织。即庞大的法西斯党团、众多的成员以及它的暴力团体。匈牙利法西斯研究者米哈伊·瓦伊达指出，最典型的法西斯组织是冲锋队——即中产阶级组成的准军事化组织;正如最典型的社会主义组织是工会——即工人阶级组成的经济导向组织。正是冲锋队这样社会团体，给予了法西斯与传统政治精英谈判的资格。而只有在民主社会之中，这些团体才能够发展壮大。而与之相对，日本的法西斯组织虽然在昭和初年一度声势壮大，但没有发展成庞大的组织团体。一直到二二六为止，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只不过是一系列零散的暴力团与中下层军官。这也就导致，二二六政变之后只要军方下令镇压，法西斯团体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日本昭和年代的政治之中，法西斯的角色只不过是政治精英手下独狼一般的浪人;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法西斯团体，反而成为了新的政治精英，甚至是驯服了资产阶级与容克。

当然，民主国家的法西斯团体大多数没有成功夺权。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法西斯团体与极端右翼政党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法西斯更像是对于夺权成功的极端右翼的一种追认。而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就不乏成功入阁的法西斯政党，比如瑞士的人民党与奥地利的自由党，但这些政党即使一度同纳粹德国一般获得得了庞大的支持，多半在进入议会之后就被驯服了。这归根结底源于一个事实：当前欧洲的政治精英认为民主是一个可以玩下去的游戏，而当年意大利与德国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摧毁民主对自身更加有利，或许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

04 中国为什么没有法西斯的空间？

04 Why is there no room for fascism in China?

讲到这里也可以总结一下前面的观点了。法西斯思想、法西斯组织与法西斯政权是成法西斯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抵达一个新的阶段，皆需要一些必要条件。

首先，只有存在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才会有法西斯的思想——而尚未形成国家概念的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有庞大的法西斯组织;其次，法西斯思想的种子产生之后，只有出现了右倾的中产阶级、资助中产阶级的上层精英与容忍法西斯团体的国家，法西斯团体才能够形成政治势力。最后，只有在一个「政治精英集体抛弃民主制的民主政权」之中，法西斯团体才可能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大众政治，最终摧毁原有的政权、创立新的秩序，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只要某一个环节的条件无法完全满足;法西斯的发展就会被限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日本与内战时期，西班牙的法西斯团体限制在了第二个环节，只是在军方夺权的过程被利用;而当前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西斯团体也卡在了第二个环节，即民主制虽然存在，但大多数的政治精英依然尊重民主的游戏规则。而在一些社会中，法西斯团体，甚至被局限在的第一个环节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这也就是中国的情况。

且不说夺权的环节在当下根本就不可能，中国的法西斯团体甚至不可能能生长壮大。更为可比较的问题是中国与日本的差异。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都有着国家背书的民族主义，但相较于后者的国体论的民族主义，震旦的官方民族主义存在内在的多元性，难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它更类似于一种基于政治现实主义而创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且这种民族主义内部存在二级民族主义。事实上，当下震旦的法西斯思想更多来自于这些二级民族主义，譬如皇汉。而即使当前存在部分右倾的中产阶级，这些二级民族主义也很难获得政治资助与官方的容忍。出售汉服与二创商品获利的商人，或许会出于纯粹商业原因而资助二级民族主义，但不可能将这些团体视为某种政治资产——它更多的是政治负资产——更不用说对于政府内部的成员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二级民族主义团体是最大的政治风险。这就意味着在当下的政治构造之中，法西斯团体几乎没有任何的统战价值。

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它们会被丢弃到某种灰色的法律地带，成为与日本的浪人右翼团体，一般用于瓦解民众的愤怒，分而治之;或者对于某些团体进行间接打击。但只要当前的政治格局维持，这些团体的生存空间恐怕会比日本的法西斯组织更小。震旦特殊的政治格局，相当于某种特殊的遗传病，正好让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百病之中，免除了法西斯这样文明的癌症。至于这种遗传病自身的副作用是什么，便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