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非法生活”：约旦河西岸一个村庄的证言｜与此同时

2026-02-02 新闻

[原编者按]

我们的注意力总是随着新闻中的轰炸、饥荒、抵抗和种族灭绝而来到巴勒斯坦，又在“停火”时离开。然而，在绝大多数时刻，巴勒斯坦人面对的暴力早已因为日常化而不具有任何新闻性。

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彼此关联却又被区隔的巴勒斯坦现实：加沙的围困与抵抗，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与种族隔离，以及遍布世界、无法归乡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国家工程中的冗余，巴勒斯坦人面对的暴力蕴藏在日常之中。甚至，他们的生活本身就由“非法性”而构成。他们不断被驱逐，在临时性与“不可重建”的法令中努力构筑自己与土地的连结。

2025年末，《同时》的作者Nasi来到约旦河西岸，做“保护性在场”的国际志愿者工作。“保护性在场”，是国际或本地活动家通过实际到场、陪伴与可见的观察，介入巴勒斯坦西岸的高风险日常场景，以提高以色列军队或定居者实施暴力、骚扰或驱逐的政治与舆论成本的社会活动。在这段时间里，ta在这个村庄里深度体验了殖民治理的残暴性。

在Nasi的书写中，“种族隔离”与“占领”不再是抽象的政治语汇——它们具体而沉重：是被迫绕行的道路，是随时被叫停的放牧、耕种与通行;是永远无法获批的建设许可，是反复执行的拆除命令;是任意的逮捕与监禁;也是杀害巴勒斯坦村民的犹太定居者，仍能在受害者家属的视线中安然生活的日常。

借由这篇特稿，《同时》邀请你进入约旦河西岸——进入一种被持续遮蔽、却从未停止的日常暴力之中。

前言

写下这篇文章时，我正坐在巴勒斯坦西岸马萨费尔·亚塔地区(Masafer Yatta)一个叫乌姆·海尔的村庄(Khirbet Umm al-Kheir)办公室里。窗外飘着雨，村里的狗达利亚(Dalia)陪在我脚边，安静地趴在地毯上。我能感觉到它皮毛上细微的湿气随着颤抖的剧烈至减弱，开始转为微弱暖意。达利亚在这里除了担心淋湿，还有一个原因，便是防止定居者为了取乐，而把村庄的狗偷走、杀死。

2024年，纪录片《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由马萨费尔·亚塔的巴勒斯坦与犹太行动者共同拍摄，在国际影展获得广泛关注，将这里长年发生的占领、强拆与暴力带入了更广阔的公共视野。片中出现的阿特·图瓦尼(At-Tuwani)、卡勒特·阿达巴(Khallet al-Daba)等村庄，距离乌姆·海尔不过十几分钟车程。它们共享着同一种命运。

在外部世界的叙述里，巴勒斯坦的历史常被简化为“1967”、“奥斯陆”、“第二次起义”这类宏大的时间节点，或进一步压缩为“2023年10月7日”。但在这里，历史不再是离散的事件，它是气味、是围栏、是无尽的检查、是随时送达的拆除令、是被迫绕行的道路，也是猝不及防的逮捕。对乌姆·海尔而言，占领并非往事，而是一种当下仍在运转的治理状态。

这种状态并非偶然。马萨费尔·亚塔被嵌入一套清晰的、层层叠加的政治地理设计之中：死海资源开发带、被制度化想象的“边境军事安全区”，以及定居点不断扩张的前沿在此重合。在这套设计里，巴勒斯坦社群被视为以色列国家工程中的冗余部分，其存在被持续地用行政文件与规划图纸重新定义，直至推向“非法”的边缘。因此，占领很少以突如其来的爆炸示人，它更多地潜伏在规划条文、建筑许可、基础设施的铺设乃至法律的术语里，悄然重塑着土地的可及性，也重塑着对正常生活的定义。

这篇文章的起点，源于我在乌姆·海尔做保护性在场(protective presence)的国际志愿者时，一个临时的决定：为村里的家族绘制一份涵盖约五百人的家谱。这份家谱迫使我同时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可查证的制度与地理变迁，追踪一个社区如何在规划与判决中被系统性地制造为非法;另一条则来自现场的亲历、口述的证言，以及人们地将自己与至亲名字与过去交付于我手中的时刻。

地理上的“近”

乌姆·海尔是位于巴勒斯坦西岸南希伯伦高地东缘的一个贝都因村庄，约有三百名居民，属于马萨费尔·亚塔地区。村庄坐落在死海西侧高地与荒漠断崖的交界地带，虽不直接临海，但距离海岸线直线仅十余公里，离约旦边境也不过20至25公里。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地理上的邻近被国界、军事区、检查站与通行限制彻底隔绝，成为一片无法抵达的附近。

乌姆·海尔有时会以另一个名字出现：Khirbet Umm al-Kheir。在阿拉伯语中，Khirbet(خِربة)有时意为“废墟”或“遗址”，这一称谓在历史上并不意味着当下无人居住。然而，在现实的规划与考古制度中，许多被称为“Khirbet”的巴勒斯坦社区，其持续存在并未被承认为合法的当代居住形态，因而长期面临拒批、拆除与驱逐的风险。

这条道路的起点，是1948年的“灾难日”(Nakba)。

乌姆·海尔的居民来自哈达林家族，隶属于贾哈林(Jahalin)贝都因部落联盟。他们的祖先在1948年之前，世代生活在纳卡布(Naqab)沙漠的特尔·阿拉德(Tel Arad)地区。“灾难日”后，以色列通过占领巴勒斯坦约八成土地建国，并将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纳卡布的贝都因社区也未能幸免，遭遇系统性清场与强制迁移，哈达林家族及其所属部落失去了祖居地。

阿米娜·哈达林(Amina Hathaleen)被她女儿包围着，和我分享她姑妈的照片：“这就是我姑妈，艾德赫·哈达林(Eideh Hathaleen)。”紧接着她顿了顿，说：“她经历了当时的一切，她生于1925年。”不知道是谁接了一句，“那时以色列都还不存在呢!”房间里，女孩们都开始放声大笑起来。

如今，哈达林家族的故乡，特尔·阿拉德并未消失，而是被围了起来。这里被以色列标记为了一处考古遗址与国家公园，同时贴满了“公元前”、“迦南遗址”、“铁器时代”这类字眼。时间在这里被精心截断。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一群活人，被驱赶后到三十分钟内的一片土地，自此无法返回。这种对“宗教”遗址与“节庆”的利用与操纵，被反复用来驱逐巴勒斯坦居民、侵占其生活空间——从西尔万(Silwan)*、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到苏西亚(Susiya)***，皆是如此。

1948年后，纳卡布被整体并入以色列，至今约占其国土面积六成。该地区被重塑为一个高度军事化、由国家主导工程覆盖的空间：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CyberSpark高科技园区以及迪莫纳核反应堆均设立于此。1962年，以色列在特尔·阿拉德附近建立了犹太人为主的发展城镇阿拉德(Arad)，其选址正在无数贝都因人被驱逐的土地之上。在今天的区域规划与旅游叙事中，阿拉德被包装成通往死海的休闲中转站，被饰以“健康”与“娱乐”的现代城市景观。

失去祖居地后，为寻找水源与牧草，哈达林家族一路向北，迁至当时由约旦管辖的希伯伦山区。这一迁移并非出于所谓的“游牧传统”或文化习惯，而是土地被夺、家园尽失之后的生存所迫。然而在官方话语中，贝都因人的生活常被描述为“临时的”，这种叙事将他们的迁移与放牧自然化为一种固有的流动性，弱化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主张。

事实上，哈达林家族在新土地上继续放牧、居住在帐篷中，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只是暂时或无常的。那是一种在特定生态与社会条件下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与是否扎根并不矛盾。

在约旦管辖时期，这里的土地治理相对宽松。放牧、搭建帐篷、与周边村庄开展土地租用和经济往来，大多不依赖正式的地籍登记，也较少受到官方的直接干预。作为一个失去故乡、以牧为生的家族，哈达林人通过向当地农户租地、建立互助关系，逐渐融入了本地的社会与土地网络，在新环境中重新站稳了脚跟。

如今，哈达林家族距离故土特尔·阿拉德仅十几公里。地理上如此接近，可对身为巴勒斯坦人的他们来说，回乡之路已在现实中彻底封闭。横亘在眼前的，并非空间的距离，而是由政治、法律与殖民治理共同铸成的“不可回返性”。

日常的证言

历史被书写成宏大的节点，而我真正进入乌姆·海尔的日常，始于抵达后的第二天。

那天我还在希伯伦的亚塔市(Yatta)，正给村里买牛奶和烧水壶。不出几个小时，手机屏幕就被消息挤满：定居者骑着沙地车或摩托闯进村子;军队随即赶到，护住的却是那些滋事者;边境警察则把巴勒斯坦人围住，一个个盘问。

我提着那只红色洗澡桶走在街上，为了方便提拿，把牛奶和蔬菜都放进桶里，紧接着就看到群里弹出一张照片：昨晚还和我们围坐聊天的人，被几个扛枪的士兵押走。他的脸被光照得很白，还挂着笑，身体被拉得很直，像被迫把自己变成一个可被带走的东西。

我盯着那张照片时，脑子里首先弹出一种迟钝：昨晚我们聊了什么来着?那天好冷，我们裹在单薄的外套坐在办公室外面，风好大。他紫色的围巾看起来非常柔软。他笑的时候眼角会皱起一条线。我坐在朋友的车上，脑袋有点宕机。她说：你慢慢会习惯的。这位印度裔的朋友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居住在马萨费尔·亚塔三四个月了，也是因为她与乌姆·海尔的情谊，所以才邀请我来这里一起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在现场举着手机录了像。

下午在厨房刷洗碗碟时，围墙外常传来定居者无人机的嗡鸣。一抬头，窗外就是定居点的楼房和飘扬的旗帜。我们因此习惯了做些快手菜。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有紧急求助，必须扔下一切冲出门去。

定居者们在村里做什么?

在马萨费尔·亚塔，定居者往往成群结队，有时还穿着统一的服装。除了阴晴不定的致命暴力，更寻常的是日复一日的搔扰、恐吓与破坏。

我住在这一地区的时间里，他们曾开着沙地车(ATV)碾过巴勒斯坦人家养的狗。狗儿向前跑的飞快，而他们依然契而不舍。深夜，定居者会摸进村子，抓起羊腿抡起来往地上狠摔，直至血肉模糊。清晨起来，巴勒斯坦人会看见羊的尸体，常是身体塌陷下去，眼睛还半睁着。定居者也放过火，任居民的房屋烧成焦壳。无论人们多么希望抢救，最终只剩下冒烟的骨架。

糟蹋庄稼是另一重算计。他们会带着桶，里头装着大把种子，撒在巴勒斯坦人的田里，为日后法庭上“主张土地权利”埋下伏笔。同时，他们还会吓唬正在耕作的农民，开着沙地车(ATV)在田埂上横冲直撞，踩倒刚长出的秧苗。因此，常有家庭请我们在犁地时到场，算是一层薄弱的庇护。即便是冬天，并不需要避暑，依然需要天刚蒙蒙亮就得动身，清晨五点上山爬坡，赶地里立刻开工，只为在骚扰来临前抢完农活。

定居者里有个叫西蒙·阿提亚的领头人物。他常赶着羊群来啃各个村子的草场，有时腰后别枪，有时肩扛步枪，满嘴挑衅，还会把手机镜头直直怼到人脸上拍(是真的紧贴上来，近得能感到手机外壳贴着鼻尖)。

巴勒斯坦人未尝没试过报警。可警察来了，定居者往往就在旁边继续做抹脖子、推搡的动作。而以色列警察通常只做一件事：查证件，查国际志愿者的，也查巴勒斯坦人的，有时还会扣下车钥匙。有一次，警察检查我的护照足足十五分钟，每一页都翻看，而西蒙的定居者同伴就在十米外对着一个老人做开枪的手势。

若是“走运”，骚扰结束后大家还能聚在一起，吃上一锅热腾腾的马库鲁巴(Maklouba)。这是我们最愉悦的时刻。米饭、鸡肉和茄子层层叠叠，倒扣在盘子里像一座小山。但更常见的依然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在科维以斯(Qawawis)和牟法戈(Mufagara)那两个聚居点附近，我们伙伴认识一位巴勒斯坦老人。他当年为护儿子被定居者打伤了腿，从此离不了拐杖。那根拐杖已经磨得发亮，上面的软垫也发黄。2025年12月15日，因想赶走闯进自家地界的定居者，赶来的边境警察抽走了他的拐杖。老人倒在地上，四个警察围上来，两人抓手，两人抓脚，像抬一件家具那样把他拖拽进了警车。

另一处叫祖维丁的聚居点，离乌姆·海尔不过五分钟车程。接到求助赶去时，我看见几个几乎武装到牙齿的定居者开着巨大的沙地车(ATV)，正疯追一位开着拖拉机犁地的老农。他们的车紧咬着老人的拖拉机在田里窜绕，戏耍、威吓，直到把他逼停。跳下车后，他们对着围上来的巴勒斯坦青年厉声叫骂，用脚猛踹农具。

我举起手机想录下这一切，一个举着设备的定居者猛然用肘把我撞向旁边的车。后背阵阵发麻，我看见他正对着我拍，嘴里用英语念念有词，想把这场面颠倒成“巴勒斯坦人在施暴”。

黄沙扑脸，尖叫、奔跑和引擎的轰鸣混成一片，我耳边只剩下嗡鸣。我只能冲着他的镜头嘶喊：“是你!是你干的!”那一瞬间他令我感到不解地愣了下。而在一片混乱中，在一众军队与警察持枪“监视”着巴勒斯坦老人的情况下，同行的一位南亚裔女伴遭到了其中一名定居者的性骚扰。

随后赶来的更多定居者士兵举枪对准我们，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混杂嘶吼着命令和法律条文，逼我们后退、停止拍摄，命令我们把护照扔在地上。后来我们慢慢走过去给被扣留的老人送水，士兵又一次举起步枪吼叫，打着手势逼我们退开。在这种声音下，那瓶水在手里，似乎真的重得像一件武器。最终，我们只能把它孤零零放在地上，离老人三米远，他够不着。

隔着一道长长的坡，老人朝另外一位试图送水的巴勒斯坦孩子反复大喊：“不要跑!千万不要跑!”。孩子站在原地，小小的身体绷得笔直。

“不要跑。”

在马萨费尔·亚塔，这是人人都要学会的生存守则。我刚到乌姆·海尔时，坐在儿童活动中心里，就有经验丰富的行动者告诉我：如果以色列士兵出现，奔跑的人很可能被视为“试图逃跑的巴勒斯坦人”遭到枪击。

当军警呵斥我们离开现场时，他们又一次扬起枪口高声威吓。在这里，法律从不像白纸黑字的条文，而更像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压迫感。人们会不自觉压低声音、收好证件、一步步向后退。很多朋友都会互相提醒新来的人，要记住，任何“激起”这些定居者和军警认为你想伤害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都会被视为一种方便的理由，来到你住的村，“惩罚”你关心的人。

这让我多次必须屏气凝神，我在心里诅咒，也在掐着手让自己冷静。即使是面对定居者的调戏、嘲笑和逼近。不要让身体做出想做的反应，千万不要。旁观身边的巴勒斯坦人们，大家在定居者又一次把头顶在他们的额头上，对他们嘲笑时，他们像一棵巨大的橄榄树，站定在原地，直视着定居者的眼睛。

这让我想起多次见过的场面：在骚扰巴勒斯坦人时，定居者也常常无故用棍子抽打自己的羊。“对他们来说，我们大概就像这些随时可以被拎起来摔死的羊一样吧。”爬上山坡、离开沟壑时，我这样想。

房子

乌姆·海尔的房屋大多是简易的平房。轻型钢架作骨，木质板材为墙，金属板覆顶。旱季尚能勉强遮风，一到十一月底、十二月，雨水便像打开了开关，无孔不入。

12月10日早晨，我是被半张床铺的湿冷惊醒的。雨水从铁皮屋顶的缝隙中找到路径，在我睡袋上画出一道深色边界。把湿透的部分卷到一边，走进用作办公室的集装箱板房时，大家都在讨论一小时车程外的加沙——那里已被洪水淹到了屋檐。也从那天起，这片土地正式进入了寒冷又多雨的时节。

外界想象“中东”，总是将这一片土地划为永不寒冷的沙漠地带。我无需用数字来强调这是多么荒谬的错误，只需用我们每日的体验来宣告：这里的冬天，冷到骨头里。在数个夜晚里，我们穿着最厚的衣服睡觉，盖着三层厚被子。白天，手指冻得僵硬，每次汇报情况时，打字时像十根不听使唤的木棍。我们也幻想脚趾变成泥鳅，深深钻进土地里保暖。

这里暖气设备缺乏，而村里许多人的家、活动中心、办公室，包括我们住的地方，都被雨水凿开了好几处“入口”。很多人都生病了，吸鼻涕声此起彼伏。在各个房屋里，盆、桶、碗待命。塑料的、金属的、缺了角的、我们原拿来洗澡的，接到一半便倒掉，倒完再接。短时间内，只能用防水涂料，试图堵住那些不断扩大的裂缝。

这里的房屋如此脆弱，直接原因在于：这里的建筑随时面临拆除、建材与施工受到严格限制、基础设施长期被卡死时，人们根本无法用更牢固的方式修缮家园。每一次修补都可能是“非法的”，都可能招来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只能将就，用临时的办法解决永久的问题，直到问题不再是问题。

同样棘手的是缺电。这不是自然条件不允许，而是长期的管制与人为阻断造成的。许多社区被迫离网，只能依靠自建的小型系统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

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巴勒斯坦人依然维系着社区的存续。乌姆·海尔的治理并非源于“缺乏知识与技能”。村委会里，有人长期负责医疗救护，有人专攻能源与基础设施的设计、搭建与维护。即便不少成员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的专业首先体现在：在资源被切断、设施反复遭破坏的环境里，依然能让整个系统运转下去。

穆阿塔西姆·哈达林(Moatasem Hathaleen)便是代表之一。身为村委委员兼水利工程师，他参与的Comet-ME组织成立于2009年，由马萨费尔·亚塔的巴勒斯坦人发起，专注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2019年统计，Comet-ME已为南希伯伦山区多个贝都因和农牧社区超过七千人提供了基础电力与供水。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建成了五套微电网、155套家用太阳能系统、40套家用水泵与过滤系统。

然而，这种维持本地“自治”的尝试，也往往成为定居者直接攻击的目标。2025年9月至10月间，Comet-ME的太阳能阵列遭到系统性破坏，导致邻近的科维以斯村庄一度水电双缺。

所幸，Comet-ME至今仍在运转。和许多本地支持自治的组织、巴勒斯坦人以及国际志愿者一样，他们仍在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马萨费尔·亚塔的生命线。

非法化乌姆·海尔

而这些“违建”导致乌姆·海尔的生存脆弱，源头来自于一整套将村庄本身逐渐定义为“非法建筑”的程序。

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原本适用于约旦时期的规划与土地管理体系被全面接管和重构。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证件、出入境与工作许可，也被纳入以色列军事当局的直接管控之下。

1971年颁布的第418号军事命令，实质上剥夺了巴勒斯坦地方规划委员会的权限，将建筑许可与土地使用审批权集中到以色列军方与民政管理局(ICA)手中。其结果就是：在占西岸大部分农村的C区，巴勒斯坦社区几乎不可能获得合法建筑许可。任何维修、扩建或重建行为，都可能被事后认定为未经许可。

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下，“非法”、“无证”、“不可重建”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态。

1976年，由于占领当局管控不断收紧，迁徙也愈加困难，寸步难行的哈达林家族只得通过与亚塔市当地家族交易，在乌姆·海尔建起第一处居所。对一个已遭过一次驱逐的群体而言，“重新开始”意味着把未来押在一块随时可能再次失去的土地上。

然而，在以色列定居者及主流媒体的描述中，乌姆·海尔往往被呈现为一个仅由羊群、牲畜、简易棚屋和零星耕地构成的落后村落。当这种叙述只强调其“生存困难”时，便遮蔽了真正关键的原因：这里的贫困并非自然产生，而是殖民体系、军事控制与行政排斥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0年代初，马萨费尔·亚塔的大片土地被划为“918号实弹靶场”(Firing Zone 918)。几乎同时，以色列军方在乌姆·海尔附近设立以色列陆军青年营(Nahal)*的军事前哨，随后将其移交给了锡安主义(Zionism)定居运动组织，忠信社群下属的阿马纳机构(Gush Emunim Amana)，并逐渐扩张成今天紧贴乌姆·海尔的定居点——卡梅尔(Carmel)。

对乌姆·海尔而言，这两套相互加固的秩序叠加在同一地点：一方面，靶场的划定将土地重新命名为“军事用途”，使放牧、迁徙、耕作被划入可被随时叫停的范围;另一方面，定居点的出现把“临时军用”迅速转化为“永久民用”，卡梅尔的道路、围栏与水电不断延伸，形成既成事实。

与此同时，乌姆·海尔开始接到禁令：不得新建房屋，也不得铺设水电设施。

一种极不平等的空间秩序由此固定下来。一边是定居点，其永久性不断得到承认与投资;另一边是仅一墙之隔的村庄，却始终被贴上“非法”的标签，只能在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下挣扎。乌姆·海尔被默许存在，却从未被允许真正扎根与生长。而这正是所有后续暴力——无论是推土机的暴力，还是子弹的暴力——得以发生的制度基石。

合法化殖民

与“非法化”的绞索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将殖民“合法化”的网。因为，南希伯伦山区的马萨费尔·亚塔与乌姆·海尔的命运，始终与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紧密相连。

1987年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车在加沙的贾巴利亚难民营撞死四名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大起义(Intifada)的怒火就此点燃，迅速席卷加沙与西岸。罢工、抗税、街头抗争成为主流;以方则以大规模抓捕、宵禁和军事封锁作为回应。冲突中，超过一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数万人受伤或被囚。这是对占领最直接的集体反抗，却也招致了更严密的管控。

1993年9月13日，《奥斯陆协议》签署，起义在形式上画上句号。但在南希伯伦山区，乌姆·海尔并未等到所谓的“和平”。协议之后，以色列在当地设立了大量固定与临时检查站，进出村庄与市场的路径被重新划分，巴勒斯坦人的日常通行，被纳入了一套新的管制秩序。

妥协换来的并非安宁，而是更深的创伤。1994年2月25日，定居者巴鲁克·戈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闯入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向正在祈祷的人群开枪，造成29人死亡，逾百人受伤。事件后，以色列非但没有撤除定居点，反而以“保护定居者安全”为由，对希伯伦的巴勒斯坦居民实施前所未有的空间管制：宵禁、封路、内部检查点、关闭市场。

1995年的《奥斯陆二期协议》规定，由巴勒斯坦自治机构签发身份证和护照。但这仅是行政事务的转交，绝非主权的让渡。人口数据库、证件效力、家庭团聚与居留审批，乃至边境与口岸的实际控制权，始终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因此，巴勒斯坦人获得了一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身份证明。

1996年，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他公开反对“奥斯陆精神”，却又不得不在国际压力下履行部分条款。1997年1月15日，在这种矛盾中诞生的《希伯伦协议》，将希伯伦城区一分为二。其中的H2区——居住着约三万巴勒斯坦人和数百名定居者——被完全置于以色列军方控制之下。固定检查站遍布街头巷尾，“定居者专用通道”成为常态，巴勒斯坦人的经商、上学、求医之路随时可能被截断。大量家庭被迫迁离。希伯伦成了一座在光天化日下运转的露天监狱，也为南希伯伦农村地区更隐蔽的“行政化驱逐”提供了现成的、城市化的模板。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希伯伦及周边重陷全面军事化。2002年的防卫墙军事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中，以色列事实上重新占领了西岸主要城市，奥斯陆时期的民事安排被搁置。2005年停火后，控制并未放松，而是转向更精细的行政步骤：测绘、规划、执法被系统化推进。这些举措将巴勒斯坦人房屋和基础设施的建造与修缮持续认定为“未经许可”。

而对于早已被划定为“军事训练区”的乌姆·海尔而言，这套精细化的行政系统只意味着一件事：它在国家规划的文件上，被正式、彻底地归入了“可清理”的类别。一切都有了“合法”的依据。

剥夺的节律

2007年2月14日，这一切以最直接的方式降临乌姆·海尔。

当天，以色列民政管理局协同军队进入村庄，执行了第一份正式拆除令。六所容纳十八人以上的房屋被推倒，牲畜围栏也被拆毁。当局未提供任何替代住所。村民同时得到的警告是：重建房屋随时会再被拆除。

乌姆·海尔的村民回忆道：“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了这一天。一台巨大的推土机，就这样毁掉了我们的家。”

自那天起的近十九年里，拆除不再是一次性事件，而成了一种可被反复执行的行政程序。至今，乌姆·海尔至少经历了十八次拆除行动，约九十六处住宅与农业设施被毁。

剥夺的节律并非总是以推土机的轰鸣来标记。更多时候，它是一种缓慢的窒息。

随着卡梅尔定居点不断修路、加固围栏、扩展农场和居住区，乌姆·海尔被剥夺的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2008年起，通往市场的最短路径被检查站和绕行路线取代。村民被迫购买高价饲料、缩减羊群，在成本攀升与收入锐减的双重挤压下，陷入被制造的贫困。

2018年后，原本十五分钟的路程被殖民设施拉长至一小时以上，传统放牧事实上宣告终结。时间被偷走，乌姆·海尔的农牧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牲畜数量锐减，家庭收入损失约七成。

殖民有时也以气味、噪音或病菌的形式缓慢进入人的身体。

乌姆·海尔的村民告诉我，紧邻卡梅尔定居点的养鸡场长期排放刺鼻气味，导致许多村民出现持续的头晕、恶心与呼吸道不适。养鸡场产生的大量死鸡，因距离村庄太近，滋生出挥之不去的苍蝇群。即使用消毒水反复擦拭屋角，也无法阻止它们在房间内成群盘旋，落在食物和孩子的脸上。占领的气味与病菌，就这样成为日常生活无法驱散的一部分。

此类农场在西岸南部并不罕见。自2010年代后期起，数十个类似的养殖点陆续出现，占据并封闭了原本由巴勒斯坦社区使用的大片开放土地。这些农业设施往往坐落于定居点与巴勒斯坦社区之间，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占领，并在军事力量的保护下，持续强化定居者对周边土地的实际控制。

而在这座农场里劳作的，是来自泰国的移民工人。这些工人并非在2023年10月之后才出现;真正的变化在于规模与依赖程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在“安全风险”的话语下，以色列政府在战后暂停、取消或拒绝续签了约14万至20万份原本由巴勒斯坦劳动者持有的工作许可(主要分布于农业和建筑业)，将他们系统性地排除出劳动力市场。

为维持农业生产与定居点经济的运转，这套体系随即加速转向外籍劳工：在建筑业中扩大对中国建筑工人的依赖;在农业部门进一步倚重来自泰国并逐步引入印度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大量来自厄立特里亚与苏丹的寻求庇护者，也在服务业中构成了比例显著却权利脆弱的劳动群体。

这些往往语言不通、缺乏稳定法律身份、几乎不受劳动保护的外籍劳动者，共同构成了一种被国家制度化管理、在政治上被隔离、却对占领经济持续运转至关重要的劳动力基础。

法院、判决与死亡

与乌姆·海尔命运相似的巴勒斯坦社区，在马萨费尔·亚塔地区约有十二个。它们都长期面临着被驱逐、拆毁乃至完全消失的威胁。

七十八年来，哈达林家族和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从未停止谈判、组织与集体行动。他们联合马萨费尔·亚塔的村民，多次向以色列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在土地被划为军事区之前，他们早已在此长期居住和耕作。在部分诉讼中，法院曾下达过暂缓驱逐或拆除的临时禁令，但从未正式承认村民的土地所有权。

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逻辑盖上了印章：请愿、测绘、文件、证词、临时禁令、延期、再延期。马萨费尔·亚塔的每一次上诉，都需要将“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转化为可提交的书面证据;而国家则一次次把“我们需要这块地来训练”抬升为更高层级的军事理由。

2022年5月4日，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采纳国家立场，认可该地区自1980年代起被合法划定为918号实弹靶场，并驳回了村民关于“在划定前早已常住并耕作放牧”的举证。

将这一判决放回乌姆·海尔的处境中，便能看清所谓司法终局的现实含义：在C区的规划与许可体系里，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设许可，房屋被默认为“无证”与“违建”。于是，法律，在这里完成了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拆除得以被描述为“执法”，而非暴力。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报告显示，在2010至2014年间，巴勒斯坦人在西岸C区提交的2020份建筑许可申请中，仅有33份获得批准，通过率约为1.5%。这一极低的批准率意味着申请被系统性地拒绝，许多社区最终甚至放弃了申请，被迫在一种被持续定义为“非法”的结构中生存。

而在这场判决之前的几个月，乌姆·海尔已经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

2022年1月5日，以色列警方与拖车进入乌姆·海尔，准备扣押所谓的“未登记车辆”——这是定居者与执法机构常用的打压手段之一。73岁的哈吉·苏莱曼·哈达林(Hajj Suleiman Hathaleen)站在拖车前，试图阻止其前进。拖车与警方没有停下，直接将他撞倒并拖行数米。

苏莱曼当场身受重伤：头骨、胸腔、骨盆多处骨折，内脏严重受损。他被送往希伯伦医院，最终于1月17日去世。约一万五千名巴勒斯坦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苏莱曼在乌姆·海尔出生长大，是长期反对拆迁与定居点扩张的社区核心人物。他的死，并未引发殖民制度层面的任何暂停。几个月后，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期而至。

三年后，死亡再次拜访这个家族。

31岁的奥德·哈达林(Awda Hathaleen)，是已故苏莱曼的表亲，也是乌姆·海尔的社区组织者。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是马萨费尔·亚塔多所学校的英语教师。

我到那里之后，每天都会听到他的名字和故事。奥德相信巴勒斯坦人值得拥有有尊严的生活。许多来此参与支持工作的国际志愿者，称他为“连接世界与乌姆·海尔的桥梁”。

2025年7月28日，定居者伊农·列维(Yinon Levy)枪杀了奥德·哈达林。杀害奥德后，伊农立刻笑着对在场的奥德的朋友说：“我很高兴这样做。”谋杀现场在孩子们的操场，奥德的孩子目睹了全过程。

乌姆·海尔的朋友们回忆这一天时，提到一个令人感到荒谬的事实：凶手当时只是因为“生气了”，便朝聚集着村民和国际志愿者的方向随意开了一枪。这毫无计划的一枪射中了奥德，而奥德的死，却与一个“失灵”的系统配合得天衣无缝。据奥德的家人回忆，从卡梅尔定居点驶出的救护车很晚才抵达现场接走奥德。他们指出，在马萨费尔·亚塔地区，医疗救援被延误是日常经验。

谋杀发生后，尽管有无数目击者和录像证据，凶手仅在以色列警察局被拘留数小时。以色列法院很快将处置措施改为居家软禁，几天后拒绝延长拘留，迅速完全恢复了他的自由。

截至目前，仍未有任何定罪或实质性的司法追责。据村民和访客所述，凶手此后继续在紧邻乌姆·海尔的定居点工作，并在奥德死后回到了村庄附近。

奥德的哥哥哈利勒·哈达林(Khalil Hathaleen)告诉我，他曾抱着奥德的尸体。奥德的血浸透了他的双手。此后的一周，他都没有洗过手。而那一周里，目睹现场并试图记录事件经过的兄弟与表亲们，也被以色列军警关入了臭名昭著的奥费尔监狱(Ofer Prison)。

在奥费尔监狱，约20至30平方米的密闭隔间在炎夏中如同烤炉。据伊迪·哈达林叙述，来自乌姆·海尔的16个人被关在拥挤的隔间里，每天对着一个马桶，共用一卷手纸。他们的手脚持续被铐着。除了“炙烤”般的折磨，有时还会被警察揪出来，强迫脱光衣服，再用电击枪虐待，持续接受审讯，并伴随警棍殴打和辱骂。

所有被关押的乌姆·海尔村民，都必须支付500新谢克尔(约合1097元人民币)才能获得保释。这笔钱意味着，被关押者往往需要付出相当于近一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全部月收入的合法勒索，才能换回所谓的“自由”。

随后几日，大批以色列警察进入村庄，将居民与国际志愿者集中管控，连续每天逮捕三至五人，并切断了村庄的水电供应。

以色列当局同时扣押奥德的遗体长达十天。村中七十位妇女自发发起绝食抗议，村民通过持续上诉与施压，遗体才被归还。当局禁止在乌姆·海尔举行宗教或传统葬礼，只允许在凌晨一点于希伯伦市区进行，且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十五人。

为了“维持秩序”，以色列军警在通往乌姆·海尔的主路及周边设置了多个检查站，许多非居民及访客因此无法抵达葬礼现场。

每次我遇见新的来访者，他们都会提起这个名字——奥德·哈达林。“他是所有人的朋友。”在我最初翻译他的死讯时，一位耶路撒冷的朋友这样告诉我。

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正坐在乌姆·海尔的办公室里。脚下是散发着细微暖意的加热器，而我背后、对面的墙上，都贴着他的照片。

接连不断的死亡并未终结暴力，它只是改变了定居者行动的节奏。

2025年10月28日，以色列民政管理局向乌姆·海尔签发了十四份新的拆除通知，目标包括住宅、办公点和社区空间。单一建筑的倒塌可能引发连锁的结构性损毁，多达一半的建筑面临消失风险，超过一百名居民可能无家可归。

11月10日，定居者使用重型机械冲撞村民。奥德的表兄弟艾哈迈德·哈达林(Ahmad Hathaleen)头部遭受重创，大量出血。

哈利勒·哈达林告诉我，当时人们一度以为他已经死了。虽然艾哈迈德最终被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但这一事件在整个社区留下了极深的恐惧。

孩子

坐在活动中心，听着“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可能招致枪击”的提醒时，这个活动空间在我心中曾激起一种微妙的不安。但日子久了，记忆中留下的，更多是它的温度。那不过是一个让孩子们唱歌、画画、玩耍的寻常角落。

十二月的雨季，暴雨和雷鸣在活动中心里回荡。就在那时，孩子们唱起了一首关于回归的歌——《拉姆安拉*在哪里》(Wein a Ramallah)。一道闪电划过，屋里的灯光和暖气骤然熄灭，但歌声没有停。黑暗中，孩子们的嗓音反而更加用力：

拉姆安拉在哪里?

你这个远行的人啊，

你要走到哪里去?我完了，我真的完了。

……

鸽子振着翅膀喊着：我在找，我在找。

可我却成了异乡人，

在别人的土地上到处找。

乌姆·海尔的孩子很多，他们常在村里嬉闹、捉迷藏，个头往往只到成人的腰间。他们会拉着我的手，让我在墙上写下“巴勒斯坦”“加沙”的汉语;会在我趴着画画时围拢过来;一个叫阿拉法特的孩子拿出一本世界地图册，指着一幅地图问我：“这是你来自的地方吗?”

我到乌姆·海尔的第一天，刚听说一处被拆毁的房屋原址已变成菜地，一个叫泽娜的孩子就摇摇晃晃走过来，往我手心塞了只小黄鸭，然后嬉笑着爬到我身上。我把这只小黄鸭看作某种祝福，一直放在随身的包里。

乌姆·海尔的孩子们一周只上三天学。即便是最小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也可能遇到定居者的骚扰和挑衅。

而这短短的三天，在疫情期间又被压缩成两天。两天的“网课要求”，让许多根本没有设备或设备不足的家庭，只能被迫中断孩子的教育。

每一代孩子的“政治教育”，都同时来自学校与家庭。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由村里的巴勒斯坦女性承担的。无论是年轻的巴勒斯坦女性还是年长的祖母，当她们梳理家族谱系时，不仅能说出村里几乎每个人的生日、几乎所有孩子的名字，还能清晰地追溯至二十世纪之前的家族历史。这些不同命运的迁徙，本身便构成了一条巴勒斯坦殖民历程的时间线。

翻开巴勒斯坦的高中历史课本，其疆界的变化被呈现为一个持续发生、反复切割、却始终能够被追溯的空间。

而许多因拒绝服兵役而入狱的以色列籍行动者告诉我，他们小时候的历史书里，“巴勒斯坦”仿佛从未存在过。

泽娜和乌姆·海尔的许多孩子，并非生活在一种虚构的“童年时光”里。每当定居者出现，孩子们常会拿着家人的手机站到前方记录;他们善于辨认定居者的车辆和羊群，也对无人机的嗡鸣异常敏锐。

奥德有三个孩子：5岁的瓦坦(Watan)、3岁的穆罕默德(Mohamad)，以及在我写下这些字当日刚满周岁的克南(Kenan)。他们在目睹奥德遇害后，有时会在早餐时因思念而哭泣。谁又有足够的经验，去安抚一个人——去接受所爱骤然消失在枪口下，而开枪的人却仍在附近安然生活、工作?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活在不一样的时间线里的。

这里的定居者大多是十八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推倒巴勒斯坦老人、骚扰上学的孩童，这类挑衅对他们而言，有时只是为了取乐。

而在乌姆·海尔，那些与定居者同龄的巴勒斯坦青年，大多时间都在履行照料之责：替伤亡的亲友照顾家中的老人与孩子，清理孩子的操场上的尸体血迹，做饭、种菜、照料羊群与狗、修理水电、修补房屋。

此时此刻，占领正在发生

占领不只存在于新闻标题和历史叙述里，占领弥漫在空气里。到了2025年，定居点的建筑与人行道，已经像缓慢生长的水泥藤蔓，蔓延至乌姆·海尔公共空间的边缘。

这种侵入感，在我们每一次洗澡时变得尤为真切。

我们使用的厕所，直到去年十二月中旬还未装热水器(好在月底装上了，那边许多人都因为天气太冷，担心每次洗澡生病而放弃洗澡)，因此洗澡前，首先需要去厨房，在煤气灶上连烧四壶水;另一边，还要用最大的锅烧上满满一锅水。然后，是将滚烫的壶水小心翼翼地分次倒进那只红色塑料桶，再兑上锅里未完全烧开的水来调温。小心地提着这桶沉沉的、来之不易的温水，缓慢穿过院子走向厕所时，你很难不抬起头瞟见高那面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在定居点房屋的上方高高悬挂，旗面随风叠成一层层冷漠的眼睛。

我们洗澡如厕的地方，与八月份刚刚搭建起来的那片定居点住宅之间，几乎毫无间隔。所谓的“间隔”，不过是一道低矮而象征性的铁丝网。那是一处最初被认定为非法的定居点前哨：没有规划、没有建筑许可，甚至在以色列法院明令禁止施工与居住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搭建、继续有人搬入。到了十二月，法院禁令被悄然撤销，建设得以“合法”继续。

以色列国旗在马萨费尔·亚塔地区几乎随处可见，插在屋顶、围栏和地上。明明身处公认的巴勒斯坦西岸，但巴勒斯坦旗帜在这里却被视为安全隐患，严禁悬挂。

从乌姆·海尔零星的农田望去，视线所及是规模庞大的定居点住宅群。我们这头新栽的橄榄树苗在风里摇晃，透过枝叶，能看到远方建筑群落结构完整。暴雨中，那一头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却早已断电。

为维护该定居点的日常运转，以色列军警的吉普车不时在区域内巡逻通行。每当村民需要穿过道路，往返于住所与工作生活的地点时，也必须为这些定居点频繁往来的车辆让路。

在这样的空间里，道路、规划、供水、供电、法律、军警部署，这些被统称为“基础设施”的要素，持续制造着一种难以动摇的优势与劣势。

这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占领，此时此刻，正在发生。

与一小时车程外的加沙地带相似，此地紧邻边界。但马萨费尔·亚塔的人们面对的，是一种琐碎、无常且不断重复的暴力。

乌姆·海尔的地理位置，毗邻死海资源带、约旦边境与定居点扩张的走廊，并非偶然的自然形成，而是被殖民规划主动“设计”和“保留”出来的空间。所谓“边疆”，在这里并非一道静止的国界线，而是一种持续运作、反复部署的治理方式——通过不断制造危机感、安全威胁和“非法”事实，来合理化其永久性的军事存在、土地兼并与资源攫取。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巴勒斯坦人是否被纳入以色列国家规划，而在于以色列的治理形式本身，正是通过拒绝他们成为政治主体而运作的。对他们的管理、削减与规划性移除，并非治理的失败，而是治理得以成立的前提。

后记

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摘自我的日记，也来自我作为本地保护与记录组织一员所接触的共享信息。乌姆·海尔的历史叙述，大多源于村民的共同记忆。文中的照片、视频与事实，许多已在公共平台发布。我和一些朋友(感谢hsa)正尝试将不同组织的讯息汇聚起来，搭建一个平台，与所有关心此地命运的人们共享，也为愿意前来参与支持工作的人提供支持。

那些逝去的人，在官方档案里或许只是被归档的“案件”或“事件”，但在社区中，他们留下的是持续存在的缺口。苏莱曼·哈达林和奥德·哈达林，从来不只是“又一个逝去的巴勒斯坦行动者”。

有一天，埃杰迪亚(Ejdea)去市里的超市，想帮我带一瓶橙汁。行前他提起奥德，说曾去超市时，奥德总爱一边开车一边逗他玩，说起他们一起看足球的时光。“我和他形影不离。”他轻声说，“如果他在这里就好了。”

为奥德最小的孩子克南庆祝一岁生日时，人们低声回忆：奥德曾是操办庆祝的“专家”。而他错过了克南的第一个生日，也将错过他未来所有的生日。

那么，留给乌姆·海尔孩子们那一天的记忆又是什么?定居者在孩子们的操场上杀害了奥德，随后警察逮捕了村里的人。有时，孩子们在玩耍中会重演那个场景：跪下，举起双手，被铐住，抬头回答问题，然后被带走去监狱。你问他们在做什么，扮演警察的孩子会笑着说：“我是以色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