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半年以来的各种事件，国内网络上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讨论愈发激烈，并衍生出了一个“1644史观还是1840史观”的区分问题。今天我们从这一系列现象出发，聊聊中国国家建构的叙事问题。

从“1840史观”到“1644史观”

实际上，单纯的“1644史观”或“1840史观”并不独立存在，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几种不同的历史观念。

一个是中华古典帝国的天下观。“天下观”是一种文化本位的世界观。它不以明确的疆界或种族来界定“中国”，而是以文明教化的高下构建起一个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中原王朝的君主不仅是汉地的统治者，理论上，更是“天下”的共主。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是汉地腹心，还是四夷边疆，理论上都是其臣属。

朝贡体系则成为国际秩序的具体实践。你来朝贡，显示臣服;我予赏赐，彰显恩威。至于赏赐是否比贡品更值钱，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名分，是礼仪所维系的等级秩序。

在这一体系，其背后是中原文化在农业、制度、文字等方面对周边地区所具有的碾压性优势。正因如此，即便在军事上被所谓“夷狄”征服，文化上的向心力与韧性也确保了文明传承的延续。无论是蒙古建立的元朝，还是满洲建立的清朝，若要实施有效统治，都不得不接纳并融入这套成熟的文明体系。

所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体现了兼容的天下观。如孔子曾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亦主张“用夏变夷”。都意味着“天下”的边界并非由种族划定，而是由文明的教化所及来定义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天下体系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不仅摧毁了天朝上国的自信，更从法理和观念上根本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藩属国纷纷脱落。从这一刻起，中国被迫踉跄地纳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性竞争格局。

因此，1840年之后形成的史观，亦可以看作是传统天下观在深重危机下的一种应激性延伸与调适，它试图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焦虑中，重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深受西方民族国家史观及内亚史观影响的叙事模式。这种观念的思潮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日本“东洋学”的兴起。

它倾向于用清晰的国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线性发展的历史目的论来解构中国历史，将中原王朝与匈奴、突厥、蒙古等北方民族的关系，更多地理解为不同国家或文明体之间的对抗与交往，而非“天下”内部的秩序变动。

除此之外，1840年背后，还有两套史观在作用：

一个是唯物史观，之所以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主要观点以1840年为分界线，中国最典型的特征是外部资本开始进入中国，虽然起初范围很小，但是这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批现代意义的无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诞生是远远晚于无产阶级的。是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这一现代社会的雏形基础的情况下，历史进入了新的一章的问题。

这一点虽为历史教材常见考点，却在抨击和维护“1840史观”的论述中常被忽略。

另一个是国族史观，这种史观实为中国大陆主流历史教育的基石。一方面是运用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叙事，另一方面给传统天下观打补丁：它承认了“中国”作为一个与其他国家平等的竞争主体存在，但通过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伟大复兴”的目标，它又在精神层面继承了“天下”的宏大格局，只是将舞台从东亚的朝贡体系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防守整合”型叙事，它借助梁启超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将历史上曾经分立乃至冲突的族群，整合进一个连续的“国族”谱系之中，再结合“近代屈辱”“救亡图存”这个共同记忆，修补并挽救了“中国”这个主体的连续性。

当然，这种史观叙事也内含隐忧。其问题在于，对“1840年史观”的简单化处理，容易使其在描绘中国道路时，沾染上辉格史学的目的论倾向。

如果历史被简化为“先进”战胜“落后”的线性进步故事，那么当现实发展遇到挫折，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判断：既然我们未能达到那个预设的“进步”目标，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根子上就“落后”了?这个过程可能伴随非常激烈的内在批判，最极端的就是例如《河殇》所代表的思潮。

而今发明的“1644史观”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它将反思的矛头从戊戌变法以来的制度问题，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本质，转移到了异族侵略和特定政治集团上。其核心论点是，明朝中后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化趋势，而满清的统治因其种族隔离政策、文化禁锢和内向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错失了与西方同时步入近代的机会。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近代的悲剧并非其文明内在缺陷的必然结果，而是一次由外族入侵造成的“打断”，甚至“殖民”并非始于1840年，早在铁骑入关时便已发生。如此一来，苦难叙事被大幅提前，一种悲情意识得以确立。因此，它确实绕过了对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和自我否定的内耗，转而强调一种历史命运的偶然性。

皇汉思潮的“显白”和“隐微”

笔者认为，能治疗内耗是好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1644史观”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其背后的哲学框架——五阶段论。其中也暗含着一种将欧洲历史发展道路普世化的机械唯物论，且雇佣劳动并非资本的专属伴生物。正因标准模糊，导致了“战国说”、“唐宋说”、“明清说”等各种“萌芽论”泛滥，却难以互相说服。故而，全国推行的最新高中历史教材中正文部分已不再提及。但这一概念或许因在旧教材中停留过久，已成为许多人的“思想钢印”，进而演变为某种情感寄托而非严谨学术观点。(详细讨论见之前文章《从“洪承畴假说”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这种情感需求与网络思潮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策略，可以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提出的“显白”与“隐微”教诲理论来解析。

施特劳斯认为，古代哲人在表达思想时，常采用双重写作手法：显白教诲是公开的、表面上的教义，它符合主流价值观，旨在维护社会和谐，使思想易于被大众接受;而隐微教诲则是隐藏的、真正的核心信念，只针对少数能够理解的群体。

按照此观察，当下一些持此史观的网络意见领袖，其公开言论多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与自信，姿态颇有是建设性的。这可以视作其“显白”一面：旨在吸引大众共鸣，避免与主流价值发生直接冲突，使思想得以更顺畅地传播。

但在表层之下，其核心诉求却远非简单的文化复兴。对于其核心圈层而言，真正关键的命题是“民族”的再建构，即认为基于汉民族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完成”。这一更为激进的议程不便明言，仅在小范围内流通，这便构成了其“隐微”教诲，只面向他们认为“被启蒙”的少数人。

对于这少数人来说，“现代性”的真正含义是完成民族国家的彻底建构，他们真正要的是剥离满清以降的“污染”，重建“正统”和一个文化边界清晰、历史叙事连贯的民族国家，类似想象中的欧洲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模式(存不存在这种国家另说)。

目前最好的参照是日本，日本一个位于东亚文化圈、曾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如何通过“脱亚入欧”的决绝姿态，创立国家神道，强行将“天皇万世一系”塑造为单一民族(大和民族)的核心神话，对外则效仿西方殖民扩张，从而快速跻身“现代”强国之列。(之所以说是神话，日本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样是暴力工程，其内部长期存在阿依努人、琉球人等少数族裔的抹除问题。)

也因此，从多年前网络上开始有“皇汉”群体以来，其中一部分对日本是存在暧昧态度的(至于现下扩大化后网络上以“皇汉”自居的群体构成上已经和以前有很大区别，这里不展开说了)。当然，这种态度的深植于清末革命党人的历史语境之中。在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统治，亟需寻找一种现代化民族建构模板和现实中的盟友。同属“汉文化圈”、且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强国并战胜了清俄两大帝国的日本，自然成为重要的参照对象和学习渠道。

更有甚者，为革命寻求外部支持和理论资源时，曾将日本视为“同文同种”的亚洲强国和潜在的盟友，一度抱有“中日提携”的幻想。之后日本对华扩张的野心日益显露，使得革命党人对日本的幻想逐渐破灭。

这套“隐微”教诲最大的敌人，就是古典普世帝国观念。诚然，传统的“天下观”已式微，但传统中华帝国所遗留下的广袤疆域与复杂多元的民族人口结构，却构成了一个无法被简单抹去的人文现实，迫使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者不得不探索一种新的整合路径——即在形式上吸收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而内核中仍保留若干“帝国”的治理和“天下国家”特质。

这一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近代存亡续绝的危机时，一种务实的、不得已的创造性转化。无论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迅速从“驱除鞑虏”转向提出的“五族共和”，还是后来国民政府时期试图将国内各族群在“中华民族”框架下，界定为不同“宗族”的尝试，其根本目标皆是如何在“一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内，有效整合前现代帝国所遗留下的庞大而多元的族群与疆域遗产。

(这里要提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指出，帝国与帝国主义概念本不同。早期研究将帝国视为贬义词，因为它常指多族群、专制政体，不同于西欧相对单纯的民族民主国家。但二十世纪欧洲的种族清洗等现象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帝国在多元文化、宗教与族群共存方面的历史经验。

帝国主义的内核则是民族主义。帝国维持运作部分依靠经济手段，这与十九世纪后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关系有可比性，因而常有人在经济积累与政治组织的关系中混用两概念，造成理论及日常使用的混淆。但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非单纯经济依附，而是包含礼仪、支配等政治性关系。

另一方面，就像章永乐指出那样，汪晖揭示清朝制度多元主义使帝国/民族国家二分失效：清朝中期的今文经学家将夷夏、内外相对化，弱化血统差异，从而巩固政治秩序。关键在于今文经学将中国定义为一个“至大无外”的共同体，其核心是一套礼仪实践，而非固定的疆域或族群。)

这一艰难探索的成果，最终被学者费孝通先生提炼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表述，并成为官方民族论述的基石。而这套在现实中力求平衡多元与一体、历史与现实的叙事策略，在键政圈有着更为熟悉的名字——“团结史观”。

中国国家建构：“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性

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建构始终存在 “多元帝国-民族国家”的双重性。

现代中国既继承了传统帝国的大规模疆域、多族群人口及其治理遗产，又必须在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内界定自身的主权与认同。这种双重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与创造性张力的根源。

围绕这种张力的应对与解决之道，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为中国”的定义权之争。

部分皇汉试图将中国历史从“帝国”传统中剥离，重构为标准的民族国家起源神话。其中一种路径是借由取消民族识别，确认汉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唯一性，可以称之为“消化派”;另一种皇路径就主动放弃满、蒙、疆、藏等边疆地带，构建一个族群与文化高度均质的“民族国家”，也就是所谓“弃地派”。后者论调完全无视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和国家领土完整的根本原则，多存在与网络早期，目前已基本被各派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皇汉话语的传播效力并非赖以上核心主张，而更依托于更广泛的社会矛盾来积累声势。例如，近年来对满清历史的民间清算浪潮，其能量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对17世纪历史的纯粹学术兴趣，而是对当代文化政策中某些被视为“粉饰”历史的反弹，是民众借古喻今，表达的是对文化表述权、政策公平性等现实问题的关注。

除此之外也需要指出，地域攻讦、海岛奇兵、欧美民粹右翼输入，与皇汉也够成了类似曹操和汉献帝的关系，汉献帝可以给曹操当人形图章，他才可以继续保持影响力。

与之相对，“多元一体”框架则试图在维持疆域完整的前提下，构建超民族的共同体认同。不过在历史叙述上，往往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策略。对于历史上族群间的冲突、融合与权力关系，过于简化的处理则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知识追问和不同群体的历史情感需求。不可否认，当下文科建设与学界阐释能力十分欠缺。

自十九世纪以来，面对传统老大帝国的分离压力及其后续的秩序重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少数在较大规模旧帝国体系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被验证具有一定适用性的理论资源。它提供了一套包括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愿景在内的整体方案。

两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两者可以说都没有继业者国家。奥匈和奥斯曼帝国转型时，马克思主义尚未未被本地精英和民众充分采纳。土耳其虽然经历了凯末尔改革，但那是世俗民族主义;奥匈地区则转向了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无法维持帝国范围认同。

中国与苏联都曾依托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原有帝国疆域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它用“阶级”和“革命”的普遍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曾尖锐的族群、地域矛盾，为国家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缓冲期和整合工具。

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的方法。随着阶级话语的淡化和全球化时代身份政治的兴起，族群、宗教等传统认同再次凸显。原有的整合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保障各族的合法权益与文化尊严，又持续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是亟待探索的课题。

我们也看到诸如“新天下主义”等理论的提出。这些思潮试图从中国传统“天下观”中汲取治理思路，构想一种既能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界限、又能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新型秩序观。这暗示着，关于中国国家建构的思考，已不再局限于如何在“民族国家”要求，开始转向探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的共同体组织逻辑。

推荐书籍：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