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炮打张春桥的历史考察

编辑同志：

写了一篇研究文革中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文章，不知是否可用?请酌定。如果采用，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性，请一次性发表为盼。

为醒目起见，代拟了一个编者按，仅供参考。

敬礼!

郭建波

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今后我们将陆续编发他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二轮反右斗争中的第三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从全面夺权阶段后期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剖析了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背景，勾画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概况，分析了炮打张春格事件从发生到迅速平息的原因，指出了这种“左”而实右的行动对于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关于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一、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1、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心怀不满、肆意行动的结果。

2、党内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张春桥近期没有出席一些重要活动及其它一些因素，使一些人误以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趁机发出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3、社会上有人谣传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历史原因。

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第二军医大内部两派斗争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其中一派的不满，于是将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5、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有人窥测斗争动向，瞄准出手时机，进行政治投机，率先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两派辩论会为突破口，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

(2)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

(3)张春桥以中央方针为指导，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处理炮打事件。

三、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本来，上海一月革命夺权期间，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因为在夺权问题上的不满，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发起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以工总司为主体的造反派，维护一月革命的成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次炮打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上海又一次发生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炮打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率先发起的。那么，这次炮打行动发起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一、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上海市夺权早已完成，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文革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既是上海市内部不同势力之间斗争的表现，也与全国文革形势的发展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这个事件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以红革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心怀不满、肆意行动的结果。

从前文我们对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以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造反派对于夺权及其人事安排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又撇开其他造反派，擅自发起了新的夺权行动，造成了局势的混乱，致使造反派出现了分裂的严重隐患。张春桥、姚文元从革命大联合的要求出发，对于他们发起的夺权行动予以了批评，引发他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将矛头指向了张春桥，还绑架了市委写作组成员徐景贤、朱永嘉等机关造反派，又企图在全市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最后，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紧急电报的支持下，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刚刚发起就破产了。

从这些造反派的行为及其诉求上来看，除了对于文革存在认识上的局限以外，主要的还是因为派性利益作怪的缘故。虽然他们打着文革的旗帜，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在文革发展过程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却并非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从本派及其个人利益来展开行动的。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后，各造反派之间要通过协商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因为本派意见没有被接受，就要独树旗帜，重新发起夺权斗争。

他们没有意识到夺权以后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破坏旧秩序转移到建立新秩序的轨道上来了。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既是文革发展的迫切要求，更是文革发展的大局所在。即便此时他们与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也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来予以解决，而不应该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仍然像以前那样发起了造反行动。这样就违逆了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成为文革大潮中的逆流了。

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一月革命期间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压下去了，但是参与此事的一些人却没有转变态度，仍然在寻找时机继续他们的炮打行动。与他们相联系的一些造反派，以及社会上已经处于分散、瓦解的保守派，虽然以前这些人在立场、斗争矛头及其目标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这个时候却在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上存在着共鸣。这样以红革会造反派为骨干，其他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社会力量为基础，在彼此呼应和协调行动中，构成了再次炮打张春桥的社会背景。

2、党内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动，以及张春桥近期没有出席一些重要活动及其它一些因素，使一些人误以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趁机发出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我们知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至次年一月中旬，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三月二十二日，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杨成武的代总长、余立金的空军政委、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被同时撤销。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高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的情况下，张春桥却没有出席相关活动，这个时候围绕张春桥又发生了其它一些事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误以为张春桥也同他们一样出现了问题，于是趁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那么，到底是哪些事情使这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呢?

事实是这样的。四月二十四日晚，为了通报杨、余、傅事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系统万人大会，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大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登上主席台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张春桥正好不在北京，因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三月二十三日到南京祝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这次大会，中央也没有通知张春桥参加。

由于张春桥没有参加会议，为了了解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紧急给《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到三月二十七日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记录，而后用飞机带回上海。三月二十八日，徐景贤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艾玲手写的会议记录，再由全体委员向下面传达。传达完毕后，徐景贤又马上把这份记录送到了张春桥那里。[1]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初，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过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文汇报》、《解放日报》每天都是几版几版的发讲用稿和消息，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到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但是在报道其他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后来，徐景贤曾经问过张春桥：“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比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曾问徐景贤：“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子，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2]这个疑问后来成为朱锡琪发起炮打张春桥行动的诱因之一。

这个时候北京传来的消息进一步强化了朱锡琪炮打张春桥的信心。《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3]

从中我们看到，此时发生的系列事件引起了一些人对张春桥的怀疑。这些事件表现在张春桥没有参加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三月二十七日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通过《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而非中央得到的会议内容。张春桥在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只提到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却对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只字未提，而同样参加会议的许世友却并非这样。同时，新华社也没有刊发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稿子，艾玲又用保密机发来了中央传阅文件中有姚文元而没有张春桥的消息。这样就使有些人误以为张春桥出了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背景之一。

3、社会上有人谣传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成为炮打张春桥的历史原因。

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社会上谣传张春桥过去叛变过。经过一些人渲染以后，在上海、北京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一时真假难变，弄得人们半信半疑。有人就以此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谣言，在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前，张春桥本人就听说过。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筹备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社会上就已经出现张春桥是叛徒的流言。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他还在会上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

那天朱锡琪也在，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不过，徐景贤马上联想到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因为文静曾被捕自首过。他想，是不是文静的这段历史传出去了，牵连到张春桥了。当时并没有人说张春桥是特务。

这天晚上的会议后，关于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张春桥是叛徒的话还在外面流传。当时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在外面捕捉动向，发出了警报，认为上海正在酝酿第二次炮打。他发了一期简报，题目是《条顿剑在行动》。当时有一部德国的纪录片叫《条顿剑在行动》，反映法西斯企图复活，纳粹要继续上台的情况。游雪涛引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意思是形势剑拔弩张，上海又要再一次炮打张春桥了。

不仅上海发生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而且北京也出现了这样的流言。北京的流言比上海更厉害，党内个别高级干部用政治生命对这件事作担保的话也在社会上悄悄传播着，还反馈到了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个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站。这个说法传过来后，朱锡琪很相信。[4]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一九六八年三月份，上海、北京出现了张春桥是叛徒的谣传。这些谣传究竟是谁散布的，又是如何传播的，是不是出于同一源头，目前我们还无从查考。从逻辑上说，这些谣传是出自于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抱有敌对态度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参与其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春桥叛变的话是谣言，而并非事实真相。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又何来叛变之说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人想打倒张春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个谣言不仅在上海出现，也在北京传播开来，又反馈回上海，进一步增强了这个谣言的“可信度”。在一时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于是有人就以这个谣传为由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第二军医大内部两派斗争的不同态度，引起了其中一派的不满，于是将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当时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内部形成了红纵和红旗两个势不两立的派别。两派由于在斗争中的立场不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支持并与红纵来往密切，对红旗却是疏远的。这样就引起了红旗的不满，于是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其主任张春桥。

具体说来，当时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却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的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曾经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这个时候红旗感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5]

从第二军医大内部红纵与红旗在军内外的斗争中可以看到，从派别属性上来说，红纵显然属于造反派，而红旗则是属于保守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两个派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却引起了红旗的不满。而身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的朱锡琪本人就是造反派，却在支持红旗的行为，还在为他们说话。正是因为这种狭隘宗派利益及其派别属性，才导致他们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5、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有人窥测斗争动向，瞄准出手时机，进行政治投机，率先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一帮人率先发起的。

朱锡琪平时模样很朴素，背着军用包，留平头，穿蓝布中山装。他喜欢跟人争论，嗓门很大。他曾担任《文汇报》社机要秘书，**员，又做过《文汇报》体育专栏记者，在《文汇报》夺权中起了关键作用。他在《文汇报》内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以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人为核心，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宣布夺权后，当天就转载了上海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市人民书》。

《文汇报》是全国最早由造反派夺权的大报。朱锡琪他们在夺权前并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而是自行决定夺权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看到这一期夺权后的《文汇报》，又看到张、姚给他发去的汇报，一月八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文汇报》夺权的事情。他说：“过去各省市的造反派，批判报纸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都是采取把报纸封掉的方式，现在《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以后，宣布自己来办报纸，这种做法很好。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样一来，朱锡琪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张春桥、姚文元在筹备上海夺权过程中，都叫朱锡琪来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委任朱锡琪担任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长，同时又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相当于副主任。当时还没有成立市委，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只有十来个人，朱锡琪在当时的地位很高。

朱锡琪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又是《文汇报》的负责人，属于造反派，本来应该维护刚刚成立不久的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声威的。即便存在分歧和矛盾，也是应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暂时保留个人意见，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遗憾的是，当他发现张春桥的所谓蛛丝马迹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思考，就认为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禁不住发出疑问：“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参谋长、一个空军负责人、一个北京卫戍区领导，为什么张春桥没去?”而且上海是那么大的城市，张春桥又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的会议记录竟要徐景贤从《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那里去搞，所以他对此产生了怀疑。[6]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张春桥在讲话中发生了口误，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一九六八年四月初，张春桥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他说：“最近的形势大好，北京开了一个粉碎‘二月逆流’的大会，大会揪出杨、余、傅。”他介绍杨、余、傅三人身份的时候，把余立金说成吴法宪，徐景贤他们一听都楞住了。吴法宪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张春桥在讲话中却把余立金的名字错说成了吴法宪。徐景贤在下面很着急，忙向张春桥使眼色，张春桥发现自己讲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了，但是这话却已经传出去了。大家感到这事出在张春桥身上，好像很不应该。那天讲话结束后，张春桥下来时脸色很尴尬。此事又引起很多人的议论，包括朱锡琪在内。

到了四月初，上海街头已经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杨、余、傅，揪出黑后台。”徐景贤他们理解杨、余、傅的后台可能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在军队的职务不过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他们想，这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7]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徐景贤对于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并没有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中。这样更引起了朱锡琪的不满。这在转载《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上表现了出来。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徐景贤认为从林彪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就对朱锡琪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徐景贤的话很不满意，认为徐景贤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8]

这样最早在全国性大报中夺权的朱锡琪，不仅认为张春桥出了事，也对徐景贤表示不满。于是，就以捕捉运动发展新动向为由，组织人员，召开会议，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他们在传单里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用影射的方法，连最后提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则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们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是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9]

由此我们看到，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背景是复杂的。这是上海不同派别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出现在社会上，也发生于军内，既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展开，更是在造反派内部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影响到他们对于张春桥政治生命走向的判断，这个时候张春桥没有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祝贺兄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对他所任职务的选择性报道、中央传阅文件有姚文元而没有出现张春桥的名字以及关于所谓叛徒问题的谣传，让一些造反派活跃起来，自认为找到了炮打张春桥的依据，于是就趁机向张春桥发起了攻击。这不仅存在于红革会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于第二军医大学红旗这样的保守派组织中，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组织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则身先士卒，带头发难，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

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在妥善处理后偃旗息鼓。

以上我们分析了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个事件出现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事件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的选择。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张春桥的流言、影射标语和口号，徐景贤当时并未在意，认为他们在上海翻不起浪花。[10]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炮打张春桥不仅迅速付诸于行动，而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政宣组组长、领导《文汇报》造反派率先起来进行报社夺权的朱锡琪竟然打响了炮打张春桥的第一枪，一些部队的人员也涌上街头，参加了这样的行动。

四月十二日清晨，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匆忙将徐景贤从床上叫醒，把从墙上揭的一张炮打张春桥的传单交给他。徐景贤阅后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各地的告急电话这个时候也打了过来。当时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为了掩人耳目，贴大标语的许多人虽然穿着军装，却将帽徽、领章拿下，手里拿着浆糊桶，从市革委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徐景贤打电话反映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徐景贤把这些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

上午九点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徐景贤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朱锡琪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

徐景贤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而后又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朱锡琪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有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随都可以怀疑。”徐景贤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恩来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徐景贤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被朱锡琪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了。马天水看到他们两个造反派在争吵，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罢我的官。”他自觉底气不足，声音显得有些嘶哑了。

徐景贤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说道：“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清楚。”徐景贤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走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王少庸、王承龙也赶来了。他们几个人正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他们到他那里去。他们去了以后，见张春桥刚刚理了发、刮了脸，显得很精神，表现出镇静、沉着的样子。张春桥看到他们很着急，就对他们笑了笑，招呼大家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徐景贤他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静自若的样子，觉得他总有什么底，也就放下心来，对张春桥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于是，他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了电话。

姚文元接电话后非常吃惊，说道：“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感到姚文元对这事很重视。他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淡定了。但徐景贤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应该向毛泽东、中央正式报告此事。这件事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他出面比较方便，就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徐景贤就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办公室，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参与炮打的事情，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泽东。

电报发出后，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到康平路市革命委员会，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对徐景贤说，工总司准备要反击。徐景贤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其中有一条意见特别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工总司’内部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为了防止发生派性冲突，又要表明工总司的态度，徐景贤就给王洪文出主意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徐景贤在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朱锡琪等人的行动，《文汇报》以隐晦的方式吹响了炮打张春桥的号角。徐景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乘车外出，想到外面亲自看一看，了解真实情况。当时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多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有很多学生，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都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画上红圈圈，打上大叉叉，署名是复旦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

徐景贤乘坐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开到南京路，又转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汽车越走越慢，逐渐走不动了。到了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徐景贤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别人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发现了徐景贤，人们便围了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徐景贤严肃地坐在后座上，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尴尬，有人在炮打张春桥，他到这里来，容易让人误解为凑热闹。最后他们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冲出了重围。[11]

我们看到，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及其他几个负责人对此是坚决反对的。不仅迅速将这个动态报告了张春桥，还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时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专门向毛泽东、党中央拍发了反映情况的密电。张春桥这个时候虽然遭到了炮打，但是却态度冷静，不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为了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还让徐景贤告诉造反派不要进行反击，谋求通过适宜的方式来平息这场风波。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确定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

我们看到，上海发生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徐景贤等人迅速报告了在北京的姚文元，姚文元又立即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让姚文元向张春桥问好，表示关于军队有人炮打的问题找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来谈此事。随后，徐景贤又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拍发了反映这件事的电报。四月十二日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张春桥临走前，要求徐景贤等人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12]

关于军队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四月十二日当天，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向东海舰队下达了部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在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东海舰队将李作鹏指示的电报记录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这个时候徐景贤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支左部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按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徐景贤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13]

不论是李作鹏对东海舰队的指示还是对驻沪空军的通知，都是要求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客观上反映了中央对待炮打张春桥的态度。那么，在张春桥到达北京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张春桥后来在上海市兴国路招待所与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等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成员谈话时讲到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这次到北京，才知道是毛主席把我找去的。那天晚上，我按通知到中南海去看望主席，谁知道，我去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口等我呢，我赶快上去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心里非常不安。”张春桥说到这里，显得非常感动的样子，徐景贤他们几个一听，也被感动了，说明毛泽东对张春桥是十分信任，十分关心的。张春桥接着说：“我向主席汇报了上海的工作，我也谈到这次炮打，主席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来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发生后，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深入行动中采编了反映社会动态的材料，张春桥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这件事。他说：“游雪涛小组怎么还编了这么一本东西。”他非常不满意，说：“立即全部收回，销毁。这些东西留着干什么，要惹祸的。”徐景贤他们回去后马上要游雪涛把它销毁了。[1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获悉上海发生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就让人派飞机把张春桥接到北京，还亲自接见了张春桥，反映出毛泽东对炮打张春桥的鲜明态度。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毛泽东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同时又要求张春桥正确对待炮打行动。他以谢富治正确对待炮打行动的事例来提醒张春桥要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人们，以此来解决问题，平息这个事件。

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面对上海发生的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在处理这个事件上的方针是：一是反对炮打张春桥，二是要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参与炮打的群众，三是通过军委办事组下达指示先让军队参与炮打的人们脱离炮打行动，而后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红卫兵特别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既把这个事件平息下去了，又不致于引起社会上的重大波动。这样就便于将各方力量特别是参与炮打的人员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成果，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创造条件。

3、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方针指导下妥善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不论是姚文元转述的江青的表态，还是东海舰队和空军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特别是毛泽东会见张春桥时的谈话，都表明了中央对于炮打张春桥的态度。这样不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都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这也就决定了这场炮打闹剧的最终下场。

(1)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两派辩论会为突破口，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予以坚决反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本来是反对炮打张春桥的，在获悉军委办事组关于军队不要介入炮打张春桥的指示后，知道了中央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上的态度，于是就以政宣系统召开两派辩论会为契机，对政宣系统内部的炮打派进行了有力回击。

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发起后，上海市政宣系统在激烈争论中分化为两派。政宣组组长朱锡琪等一派人主张炮打，反对炮打的一派则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等人进行辩论。他们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示，要求召开两派辩论会。市革命委员会几个负责人在知道了中央的态度以后，心中有了底，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徐景贤对他们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徐景贤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大辩论，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徐景贤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晚上，在外滩市革委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徐景贤、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只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基层代表，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

徐景贤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朱锡琪那边先声夺人，好几个人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既然周总理讲什么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写‘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

其他单位的人反驳“随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身就是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表现。”

接着，朱锡琪站出来发言了，他说话咄咄逼人：“我们《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今天是宣了誓来的，决心要学习邱会作同志的硬骨头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在这里再提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中央没有叫张春桥去参加‘三・二四’大会?为什么张春桥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新华社发消息没有提他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为什么北京都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就是中央对于张春桥的态度嘛。”

徐景贤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他一拍桌子，大声说：“朱锡琪，你到现在还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来答复你(这)几个为什么：中央召开‘三・二四’大会，文元同志已经在北京了，春桥同志要到江苏、浙江去祝贺，所以没有参加大会，这是正常工作的需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第二，张春桥同志到江苏、浙江，是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祝贺的，不是以中央文革名义去的，凡是搞新闻报道工作的人都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头衔，什么职务、职称，你朱锡琪难道就不懂吗?第三，你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小会，明明知道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不可能是叛徒，而你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散布谣言，是何居心?至于你说的中央对张春桥同志的态度，我也可以告诉你，同时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东海舰队高志荣副司令(员)传达中央军委办事组领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因为前面没有提起过有中央军委电话指示，所以大家非常惊奇，朱锡琪他们也非常注意。

这时候，穿着灰蓝色海军军服的高志荣清了清嗓子，他是长征老红军，从皮包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三点指示的电话记录单，操着湖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念起来。念了一遍还不够，又重复地念了第二遍，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刷刷地作记录。高志荣说：“我们上海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首长指示，我们决不参加炮打。”接着，马天水发言，强调中央对张春桥很重视，他说：“我和春桥同志长期共事，我了解春桥同志的历史，他根本不是叛徒。”

然后，徐景贤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进一步发挥：“朱锡琪等人同一九六七年‘一・二八’一样，又一次地炮打中央文革，而且这次性质更严重，上海主要报纸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政宣组组长居然带头炮打。”这个时候朱锡琪在下面脸色有点发青，头上不断冒汗。

会场的气氛迅速发生了逆转，朱锡琪一派处于被动态势。许多人高叫：“朱锡琪表态!朱锡琪表态!”这时候，朱锡琪却没有说话，《文汇报》三个造反派核心之一的邵传烈表态拥护中央军委办事组三点指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邵传烈表态后，朱锡琪这一派的防线就被突破了。徐景贤一看，那天晚上各系统还要回去传达，就宣布，明天晚上全市政宣系统召开大会批判朱锡琪。[15]

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对于朱锡琪的疑问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又传达了李作鹏的三点电话指示，在政宣系统的两派辩论中反对炮打的一派占了上风，而主张炮打的朱锡琪一派则是江河日下走向瓦解了。这样就在政宣系统内部扭转了炮打的形势。这种风向的转变，对于全市炮打行动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2)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为突破口，进一步处理全市的炮打行动。在政宣系统的炮打行动被击退以后，以此为契机抓紧解决全市的炮打行动，对于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进行严格审查，作出了严肃处理。

四月十二日晚上召开政宣系统的辩论会以后，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徐景贤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他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团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也不能让朱锡琪负责了。徐景贤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字水平也不错，还参加过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的工作。于是，他们就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进行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行动。邵传烈向他们汇报了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对自己参加炮打的行动表示忏悔，流着泪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徐景贤等人当场要邵传烈把《文汇报》的编辑工作挑起来，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16]

在解决了朱锡琪的问题以后，还要处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其它部门中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以及在炮打中的动摇分子，消除这件事的影响，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这个人给王承龙看中，让他掌管了市革委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其中一些人还被王承龙提名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桥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获，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露，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了这件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发后，徐景贤等几个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知道后非常生气，责问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洪文与徐景贤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柜。于是，在徐景贤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监视下，组织组工作人员将《张春桥档案简本》、《姚文元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捆起来封好后，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档案放进保险柜里锁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市革(委)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徐景贤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就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支持王洪文的提议，说道：“你派人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徐景贤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就同意了。王洪文就派他的下属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在车间担任过工段长，造反以后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祖敏为人谨慎，不像工总司别的造反派在外面冲冲杀杀，犟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也就接受了。徐景贤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这段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清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徐景贤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的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他还用历史来对比，说道：“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几乎与此同时，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徐景贤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他还进一步说道：“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他当时讲话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要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中的表现。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也进一步稳固了。

复旦大学是另一个炮打张春桥的风口，有一部分学生还不服气，尚未稳定下来。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他们还把这次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所有领导在座谈会上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批判炮打张春桥的逆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解决了复旦大学的炮打问题。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徐景贤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了炮打行动。他们认为在炮打行动中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17] 我们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这次炮打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市革命委员会内部各部门参与炮打行动的人作出了处理，对相关机构进行了整风，使人们认识到这次炮打行动的严重性、危害性，要求大家今后要引以为戒，提高辨析能力，自觉维护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少犯错误。

(3)张春桥以中央方针为指导，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处理炮打事件。

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对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进行反击、处理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根据中央方针，要求他们妥善处理参与炮打中的人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实际行动中执行了中央的方针。

此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清查四一二炮打的情况，每天以书面、口头的方式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把全市炮打中的大字报、大标语、口号收集编印了厚厚一本，作为原始炮打资料，里面有“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口号。

正当他们在上海全力追查的时候，一天晚上，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他主动问：“朱锡琪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

徐景贤告诉他：“正在《文汇报》接受批判。但是检查很不深刻，群众通不过。”

张春桥说：“那他还是愿意检查的罗?”

徐景贤对张春桥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答道：“这个嘛，他也是被迫的。”

张春桥接着说：“肯做检查嘛，也就可以了。群众通不过，我们去做做工作。这样吧，你到《文汇报》去，亲自召开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也派人去，包括朱锡琪手下的一帮人，都要参加。让朱锡琪在会上做一次检查，他检查完了后，你就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徐景贤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这恐怕比较困难，群众情绪一下子扭不过来。”徐景贤嘴上这么说，其实他自己也扭不过来，心想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春桥在电话里听出了徐景贤的为难之处，劝说道：“要考虑到群众嘛，这次炮打，卷进去的人很多，我们把朱锡琪解脱了，其他人心里的这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徐景贤说：“有些问题还刚刚露了个头，远远没有查清楚，比如部队的问题，我们刚刚布置下去。”

张春桥说：“不要查了。复旦大学、二军大、国防科委这些单位的事情都不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把《文汇报》的事情落实，可以宣布朱锡琪留在报社参加一般的编辑工作，反正我很快就要回上海了，有些情况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那天接了电话以后，究竟怎么回事，徐景贤还是弄不明白，但是对张春桥的话，他一直是坚决执行的。

第二天晚上，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到《文汇报》去召开大会。因为前面他们不断地加温、升级，这次却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徐景贤担心到会的人缺乏思想准备，会上如果很多人对朱锡琪的检查不满意，进一步使批判升级，那就糟糕了。所以，他事先跟市政宣组负责人绳树珊打招呼，先去布置几个人，把底告诉他们，在朱锡琪做检查以后，发言表示欢迎他的进步。绳树珊也摸不着头脑，前两天还要他不断地升温，今天却要布置人对朱锡琪的检查表示欢迎，作为部队干部，即便有一些疑问，执行命令他还是很坚决的，说道：“好吧，我努力去做。”

那天晚上，徐景贤先说了一段开场白：“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们今天也给朱锡琪同志提供这样的机会。”下面的人一楞，从市革委会大厅大会到今天为止，徐景贤还没有叫过朱锡琪一声同志，大家感到他讲话的调子跟前几天大不一样。朱锡琪那天站到台前，头也抬不起来，心情沉重，把怎么卷进炮打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应该说，检查还比较深刻，有进步。他刚刚讲完，人还没有离开扩音器，徐景贤就带头鼓起掌来，这真叫孤掌难鸣，全场的人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人伸长脖子看台上究竟怎么回事，有的人也想跟着鼓掌，但又不敢鼓出声音来。只有绳树珊和政宣组几个人因为事先已有布置，跟着徐景贤寥寥落落地鼓了一下掌。这稀稀拉拉的掌声，算是完成了张春桥的任务。

接着徐景贤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呢，就是知识分子跟工农群众不一样，一遇风浪，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应当从朱锡琪同志身上吸取共同的教训。朱锡琪同志今天的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根据他对错误的认识，让他从明天起参加《文汇报》的编辑工作。希望《文汇报》全体革命同志，团结起来，振奋精神，不要辜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把报纸办得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才热烈地鼓起掌来。那天，朱锡琪也感动得流泪。因为整朱锡琪，也把《文汇报》整得够呛，《文汇报》有些人本来觉得脸上无光，这样一来《文汇报》的工作也就能够正常开展起来了。消息很快地在全市传开，各系统的清查工作暂时停息下来了。[18]

从中我们看到，正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如火如荼、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时候，张春桥从上海打来了电话，依据中央方针来处理参与炮打的人员，特别提出要对带头领导炮打的原政宣组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进行宽大处理，以此为标志妥善处理四一二炮打事件。不仅如此，他还对负责社情的游雪涛小组编排的炮打材料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将这个材料收回、销毁，说这样做是要惹祸的。[19]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落实了张春桥的提议，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上海市的形势也就稳定下来了。

从中不难看出，在炮打张春桥事件的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是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的人员。在反对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中央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处理卷入到炮打事件中的人员的问题上，当时是存在不同作法的。在张春桥依据中央方针做工作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妥善处理了参与这一事件中的人员。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三、对炮打张春桥事件的评析。

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在全面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各项工作业已就序，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是上海内部两派、革命委员会、部队之间及其内部矛盾的反映。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是与文革的大局及其发展要求相违背的。

其实，文革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20]在夺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与以前所实行的政策和要求并不相同。在全面夺权的时候，是支持造反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天下大乱，破坏旧的秩序;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是要建立新的秩序，实行天下大治了。一般来说，在全面夺权的时候，进行造反就是左，而反对造反就是右;在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维护新的秩序就是左，而破坏新的秩序，仍然进行所谓的造反，就是右。这就要求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区分两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以及中央所实行的政策，将本派及其个人的行动转入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文革的发展，致使本派和个人犯错误。炮打张春桥就是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挑战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破坏刚刚建立的新秩序。因而参与炮打的造反派虽然是打着以前造反旗号进行的，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则是属于形“左”而实右的行为。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主要是由造反派发起的。这些造反派既有《文汇报》社的造反派，也有红革会等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军队中的一些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造反派即便对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及其主任张春桥有意见，也是应该通过适宜的方式提出来，即便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保留意见，留待以后解决，是不宜采取炮打行动的。这是因为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行动了(在下一次文革进行前)。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

造反派的错误在于，当革命委员会建立后，还要采取以前造反、夺权时期的方式来进行斗争，表达诉求。况且，他们进行炮打的原因又是捕风捉影的，属于个人的主观臆造，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透过表象来探究他们的行动，造成他们炮打的内在原因，则是本派及其个人的利益使然，即以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提升本派及个人的知名度，为本派及个人在政治上争取有利的态势。这种在文革的认识、利益以及斗争的盲目性上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炮打行动中，也表现于造反派的日常行为中。这是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于炮打张春桥事件的处理是坚定的，又是稳妥的，讲究策略的。既反对炮打张春桥，又主张妥善处理这个事件。先是让参与炮打的部队人员脱离炮打行动，通过支左部队做参与炮打的学生的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式，逐步削弱、孤立参与炮打的力量。对于参与炮打的人员在批评、教育的基础上，采取妥善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文革的发展成果。

因为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张春桥不论是在文革前夕还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特别是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都是以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展开行动的，为文革的发展作出过不懈努力的。不论是从文革发展的要求，还是张春桥自身在文革中的行为来看，炮打张春桥都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违逆的。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党中央才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否定了炮打张春桥的行为，排除了上海文革在发展中的干扰，维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拨正了上海文革的发展方向。这是为了推动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的必要选择。究其原因，还是由文革发展的要求以及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所决定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文革进程中的事件，并非任其发展无动于衷，而是根据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来决定采取支持还是反对态度的。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张春桥面对出现的炮打行动，态度是沉着的，冷静的，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得到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以前，他要徐景贤等人告诉上海的造反派不要对炮打行为进行反击，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他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处理炮打张春桥事件的方针以后，张春桥又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几位负责人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纠正了他们在这个事件处理上的错误行为。这表明张春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认真执行了中央处理炮打事件的方针的。

至于后来在斗、批、改阶段，张春桥也说过炮打背景中的疑点可以进行清查，当有人提出把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的两次炮打事件列入清查上海文革以来的十件大事时，也得到了张春桥的批准，[21]当是处于斗、批、改阶段斗争的需要，为了清除隐患，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文革成果才这样做的。这与先前确实表现出重大不同，但也并非是秋后算帐。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把这个时候的清查放在斗、批、改阶段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认识到这种作法的必要性。至于清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另当别论。

至于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说过“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但是，到一九六八年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毛泽东又说“无事”。[22]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由两个时期面临的不同形势和任务造成的。一九六七年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在夺权以后，新的政权机构刚刚成立的时候，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维护新生政权的权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清除威胁新生政权的反对力量。到了一九六八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早已建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股文革发展中的炮打逆流难以再兴风作浪，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说服、教育这些反对力量，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改变态度，将他们团结起来，在大联合中巩固文革发展成果，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两次炮打行动的表态有所不同，是由于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及其力量对比的差异所决定的。

我们还注意到，这次炮打行动中冲在前面的是朱锡琪《文汇报》中的一帮人。他们是全国首先在《文汇报》这样的大报中进行夺权的，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现在的文献资料看，朱锡琪他们之所以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是因为他们从张春桥没有出席北京召开的处理杨、余、傅事件的会议，在报道张春桥出席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新闻中只用了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新华社也没有报道上海召开的学毛著会议的消息，《文汇报》驻京负责人艾玲告诉朱锡琪中央传阅文件上没有张春桥的名字、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这些信息单个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如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再与此前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朱锡琪觉得张春桥的政治地位可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就联系一帮人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

本来，即便朱锡琪有这样的认识，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在他发起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以前，起码应该征求一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获得更多信息并经过验证以后，经过慎重考虑再做出决定。因为他带头炮打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可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朱锡琪在发起炮打行动后的当天上午，他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探听风声的时候，竟然不顾徐景贤等人的劝告，还一意孤行地按照个人意愿在行动。[23]除去行事的盲目性以外，看来他是确信张春桥的政治生命业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以炮打张春桥为突破口，紧紧抓住炮打行动的主导权，为他们个人及其派别争得有利态势，从而提高他们个人及其派别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对他们个人及其派别来说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对文革的发展则是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他们在炮打行动中的投机面目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张春桥如果真有问题，并不是不能进行炮打的。当然，这种炮打必须建立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而不能仅靠怀疑就想当然地得出结论。况且，他们在炮打时机的选择上也不是时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进行炮打张春桥更要慎重行事。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还是要向中央反映，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行动。这是文革形势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不论是在炮打的依据、对象，还是时机的选择上，都是盲目、激进、投机的行为。这样也就难以逃脱破产的命运了。

炮打张春桥行动的出现，反映出在上海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不仅存在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更是在造反派内部表现出来。朱锡琪领导的《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和红革会就充当了这次炮打行动的先锋、骨干力量。这反映出造反派不仅是在对于文革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局限，更是让狭隘的派别利益冲昏了头脑。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毛泽东、党中央反对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就是从实际出发维护上海文革发展成果和社会稳定的必要选择。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的时候，有些人却因为若干支离破碎的所谓证据或者意见不合就发起炮打行动，形成文革洪流中的一股逆流，直接破坏了文革发展的大局。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犯了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否定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对张春桥予以支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又一举措。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0]，第1419页。

2、《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版。

[1]，第136页至137页;[2]，第140页;[3]，第141页;[4]，第138页至139页，141页;[5]，第140页至141页;[6]，第137页至138页;[7]，第139页，140页;[8]，第141页;[9]，第141页至142页;[10]，第139页;[11]，第142页至146页;[12]，第144页;[13]，第146页;[14]，第153页至154页;[15]，第146页至148页;[16]，第148页;[17]，第148页至151页;[18]，第151页至153页;[19]，第153页至154页;[21]，第154页;[22]，第154页;[23]，第142页至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