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被称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如是说。

——前言

正如前言所说：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阶级斗争的棱镜。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讲讲小说背后所反应的历史。

我们要指出一点：作者将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放在早已终结的七月王朝，描述的却是第二共和国时期到第二帝国的社会风貌，这在下文的陈述中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所借用的，是法国文学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人文社李健吾先生译本)》。这本书于19世纪中期出版，此后一直颇受争议，一度被列为禁书，甚至受到了司法机关的介入，作者一改前辈作者对于小说情节主观的赞赏抑或批判，却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角度讲故事。今天我们不以文学价值来锤字炼句，而是探讨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潮与阶级矛盾。

首先概述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再来分析作者在平淡叙事中所蕴含的社会变化。

小说故事发生在法国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到二月革命、七月革命后，旧贵族下台，新兴的金融资产阶级(既通过金融投机获利，也直接拥有并控制着大量的实体生产资料，这里隐喻让爱玛因高利贷自杀的信贷资本主义商人勒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掌握了国家政权，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期。

接下来阐述作者创作包法利夫人时的发生的事情：七月王朝维护了许久，一直到184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政治上，由于金融资产阶级的长期腐败控制导致的选举权的不平等，七月王朝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像之前的旧贵族一样独揽政权，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发声的权力;经济上，这一时期的工业革命似乎是突飞猛进，但是背后必然有社会矛盾的加剧，工人的生存处境仍极其恶劣。思想上，自由主义的思潮仍然在欧洲大地上传播。

于是在1848年的二月，累积许久的社会矛盾终于到达了阈值，爆发了二月革命，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路易·菲利普仓皇而逃。“路易·菲利普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时代过去了。而在三年后（1851），路易·波拿巴通过政变解散议会，又一年（1852），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恢复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帝制，开了历史的倒车，实际上还是在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教会控制思想，官僚机构僵化，自由资产阶级空谈进步口号……

在表面的繁荣稳定下，这个“老大哥”政府通过高压与虚伪的手段压制言论自由，监控公民生活，维护既得利益者的统治地位。

这正是作者创作包法利夫人时(第二帝国初期)发生的事情，作者回望过去同样庸俗空虚的七月王朝，试图从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为依据来批判当时第二帝国的法国资产阶级所普遍犯下的恶行，作者借古讽今，于是创作下了《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

小说对资产阶级庸俗虚荣腐化的尖锐描写，被第二帝国政府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对作者提起公诉，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上文的观点。

从马克思的评价不难看出，作者所历经的那次革命是具有滞后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再度激化，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了。

其实干革命就像扫地，只有扫得彻底，才能干净纯洁；倘若只是象征性地挥动扇风，表面的垃圾被扫去了，站着看的确很干净——于是扫地的人就跟大家说：“地面干净的很！”。可要是大家伏下身子细看：地上的尘埃却依然在不断的积累，越积越厚，越积越脏，直到再显现出来。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完了《包法利夫人》发生的背景，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我们来讲讲主要情节(篇幅不会很长)，之后再重点讲讲从此延伸出去的那个时期的商品拜物教，资本物化与阶级再生产。

我们先来讲故事吧。

故事发生的背景已经分析完毕，地点是在作者虚构的外省，它象征着整个法国社会的缩影。

爱玛是一个农家女孩，却在修道院接受了上层贵族的浪漫主义思想，这种教育一次次给她灌输了自由、浪漫和奢华的理想，她人生的现实(小资产阶级)与她的理想形成了剧烈的反差——也就是说，她的欲望是被超出她阶级的文化产品所捏造的。

有一天，他的父亲来到查理·包法利先生的诊所看病，老先生认为这个医生不错，于是让女儿嫁给了这个老实巴交的查理，生活了一段时间搬到鲁昂的永镇后，查理和他的夫人从此在这定居起来，偶然一次机遇，他们一起去了一个酒醉金迷的上层舞会，爱玛深深迷恋上了那个地方，回来后，她每天都无精打采。她认为自己属于那个地方而不是在永镇。她极力去学习那些上层小姐会做的事情，大家都说她不像是一个医生的妻子，这时她慢慢被资产阶级虚妄的无聊的实际欲望所迷惑，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消磨过去了。

搬到永镇后，包法利先生的诊所每天都人满为患，不只有病人，镇上的邻居也经常来他家里闲谈。莱昂是镇上的文书，他和爱玛一样向往巴黎的奢华生活，他那时还很青涩，离开了永镇去巴黎闯荡。几年后，莱昂重返鲁昂永镇。他与爱玛重逢了，于是旧情复燃。爱玛以学钢琴为借口，每周进城与他秘密幽会——这便是她的第一次偷情。

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老练狡猾的青年地主罗道耳弗被她吸引，将她视为一个容易得手的猎物。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虚伪的浪漫说辞，轻而易举地俘获了空虚的爱玛。爱玛深深投入这段关系，最后计划与罗道耳弗私奔。

然而，对罗多尔夫而言，他怎么能与一个暂时的玩物私奔呢，这只是一场露水情缘罢了。在私奔当晚，他寄给爱玛一封虚伪的告别信，信中无不是对她的安慰与无聊的客套话——他真的独自离去，彻底抛弃了她。

在此期间，她的出轨不仅仅背叛了查理·包法利，让她深陷危机中的更是那些虚荣奢华但无用的物质消费。

在前文中提到，19世纪法国信贷资本主义肆虐，书中的商人勒乐便扮演了这个可怕的角色。

商人与高利贷者勒乐利用了她的虚荣和欲望，通过赊账的方式诱使她不断消费，将她一步步拖入债务的深渊。

为了营造浪漫的氛围，她购买华丽的服饰、昂贵的家具、礼物送给情人，她认为这代表着浪漫、自由与巴黎——她的情感和欲望被异化为对特殊意义的商品的追求。

她试图通过消费来实现那个她想象中的“罗曼蒂克式生活”，但这完全超出了她和她丈夫的经济能力，于是开始贷款，最终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自杀而亡。她死后，无辜的查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抛下女儿也撒手人寰了。这个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渗透并操纵个人的欲望生活，并使人一步步走向灭亡。

好了，令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环节结束了，我们开始谈谈这个悲惨的故事后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吧。

读者朋友们，我们要明确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活的，我们之所以要用这些东西来进行这本小说甚至更多事件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反思现实，从而探寻改变现实的方法。我们通俗宣传马列正是致力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我们一定要明确。

 

历史背景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不再赘述，来看看爱玛死亡背后的问题吧。

我们将围绕着故事大致分为两个篇幅不一的部分，分别是：商品拜物教和资本物化与阶级再生产。两个部分分别结束后，我们再简单讲讲这三个概念在现实中的体现。undefined

1.商品拜物教和资本物化

在马克思导师的《资本论》中，他以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

原文太晦涩了，我们结合着《包法利夫人》一步一步拆开来看。所谓“拜物教”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拜物教”就是崇拜物(商品)的宗教，商品本身是人劳动所创造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自己的社会关系投射到商品上，给它赋予各种意义，像是商品本身就拥有这种意义，这从而使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就是资本物化。

在爱玛的故事中，高利贷商人勒乐为她推荐的华丽窗帘，羊毛地毯，精美仪器就是这样，商人勒乐抓住了爱玛的心理，给这些并非出自实用需求的商品赋予了巴黎、浪漫和贵族的“特殊意义”。

情人给她送的商品例如首饰盒和披肩，也被赋予了爱情与地位的“特殊意义”，这些商品成为了她和情人之间关系的通道，人们真实感情被物化为可交换的商品，她认为这些商品能带她逃离庸俗的现实——实则不然，这些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商品将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沦为金钱关系而不是情感关系，她渴望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这是一种消费主义陷阱。

爱玛向往这些特殊意义，商人勒乐在书中作为资本的代表，通过赋予商品意义和借贷剥削使爱玛一步步走向死亡。

她儿时接受的修道院教育，本质上是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这使她永远鄙视自己的农家出身，相信自己理应属于上流社会，又永远无法获得想象中的“巴黎”的身份。

统治阶级通过将这种趣味自然化、附庸风雅化、不可一世化，实现了对文化的垄断，掩盖了阶级固化，这使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相信自己能成为上流阶层。

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刺激消费欲望，为资本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她所信服的浪漫主义为这种关系穿上华丽的遮羞布，成为阶级矛盾的缓冲与转移。资本创造欲望却无法解决欲望，又建立信贷制度使爱玛深陷其中。正是这种消费心理使她买东西时考虑符号价值，将社会关系扭曲理解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是商品拜物教的信徒。资本的营销手段承诺给你某种身份、地位或生活方式。人反而成了被商品定义、挑选和支配的了。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人们双手创造的商品，也仿佛变成了有生命的、独立自主的东西，并反过来支配着人的命运和欲望(例如拜金主义和崇拜品牌)，这其实就是资本的物化。

毛主席说，阶级社会中，事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网上装饰的诗意旅游掩盖了阶级特权这个问题，非洲的大钻石代表着浪漫，但背后资本家饕餮般剥削者着挖钻工人的剩余价值，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消费来装饰和定义自己，这本身是无意义的。

2.阶级再生产

我们要清楚爱玛在故事中扮演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角色，而她向往的却是物欲横流的资产阶级，她对于阶层的跃迁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看看导师们的论述：

阶级再生产不是一个高深的社会问题，所谓阶级再生产，其实无非是一道谚语：

龙生龙，凤生凤。

这揭示了阶级固化的本质，资产阶级却大多会掩盖这个事实，它创造出一切虚伪的空洞的条件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这些条件来跨越阶级。

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儿子会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儿子依旧会成为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无产阶级。

在包法利夫人的故事中，这个道理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物质产品，更是生产关系本身。资产阶级的儿子们往往拥有他们父辈所拥有的一切条件，环境、金钱和盛名。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和雇佣他们自己的条件——这是一个循环。

爱玛相信19世纪法国的修道院式的教育，从而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但学校、媒体、法律等上层建筑会不断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巩固现有的阶级结构，使其看起来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资产阶级就这样一步步使他们的统治与剥削合法化。爱玛却对此深信不疑，她在上文叙述中的商品拜物教中不断陷入一个死循环，就好似一场模仿上流社会的表演——她以为这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却不料想资本的狡诈计算早把她剥削殆尽。

那么，为什么这种阶级再生产难以被突破呢？

经济上，资产阶级为子女提供资本，他们的起点和试错成本高，无需为后半生而担忧;文化上，教育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资源分配不均使他们延续了父辈的轨迹;政治上，这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控制政治，看似平等的形式实际不平等，掩盖了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没有的事实，这以法律形式确认和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爱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到死都不知道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下的残酷暴力的社会关系。

阶级再生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影响我们就不多赘述了，看看导师们是怎样对抗的吧：

毛主席强调：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法权”(如八个等级工资制、官僚主义)也可能导致新的特权阶级产生。他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

到此，这些令人深思的沉痛的事情我们就讲完了——爱玛的命运是令人唏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像爱玛一样被异化，成为资本主义贪婪扩张的牺牲品。

不过，在整理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重读了《包法利夫人》，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故事的最后，爱玛的孩子贝尔特成为了孤儿，被送去纺织厂，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一员。

这是否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冲破资产阶级设下的牢笼，实现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