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广辉生前所在的公司就在我家隔壁。

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北京时间1月24日21:47分，现在依然有楼层亮着灯光。

在这个飞速运转的时代，一个人的消逝能激起多大的涟漪?

对于32岁的高广辉来说，他的离去，在现实中是一场被刻意低调处理的葬礼，而在网络的比特世界里，却是一场关于“螺丝钉”命运的无声风暴。

他倒在了2025年的冬天，倒在了他引以为傲的代码和无尽的项目Deadline之前。他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坍塌，更是对当下互联网职场生态的一份血淋淋的病历报告。

悲剧最荒诞的一幕，往往发生在悲剧结束之后。

2025年11月29日，周六。这是一个原本应该属于休息的日子，但对于高广辉来说，这只是另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那个上午，他起得很早，对妻子李思慧说身体不舒服，想在客厅坐一会，顺便处理一下工作。

哪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在改bug。

随后是呼救、晕倒、尿失禁、抽搐。妻子和邻居接力做心肺复苏，救护车呼啸而至。然而，死神没有给他谈判的机会。医院宣告临床死亡的原因是：呼吸心跳骤停，阿斯综合征。

但这并不是故事最令人心寒的结尾。

在高广辉被推入抢救室生死未卜的时刻，他的微信被拉入了一个新的技术群。在他被宣告死亡8小时后，当晚21:09，他的微信收到了一条私聊消息：

“周——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 。

人已经走了，但系统里的那个“账号”还活着。在发布指令的人眼里，屏幕对面不是一个刚刚逝去的鲜活生命，而是一个负责解决Bug、处理订单的功能模块。那个未完成的“急任务”，像一道冰冷的符咒，贴在了即使死亡也无法下线的打工人身上。

李思慧后来发现，就在事发的那个周六，高广辉至少5次访问了公司的OA系统，身上背着4项面临Deadline的任务。甚至在发病后临出门去医院时，他还嘱咐妻子带上电脑。

这就是现代职场的“过劳死”图景：肉体已经因为过度磨损而崩塌，但精神依然被牢牢地钉在工位上，直到最后一刻。

高广辉是谁?

在同事眼里，他是那种“最好的老实人”。技术过硬，性格温和，从不推诿责任。前同事崔帆回忆说，高广辉不是那种只懂施压的领导，遇到困难他会想办法和大家一起解决。在那个推崇“家文化”的公司里，他曾真诚地相信努力的价值。

然而，正是这种“好人”属性，让他一步步跌入了深渊。

悲剧的伏笔埋在2024年上半年。他的直系领导调任新部门，三顾茅庐邀请高广辉过去帮忙。出于对恩师提携之恩的感激，他接受了。但这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

新部门业务量巨大，但人手奇缺。原本负责售后的下属被调走，公司以“开源节流”为由不给HC(招聘名额)。高广辉被迫“身兼数职”：他是部门经理，是研发主力，是测试主管，还要对接客户、应付销售。

李思慧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查看了那七千多条通话录音，才震惊地发现丈夫承担了怎样的工作强度——“分派20人的条线，却没有人手”。他不仅要干活，还要像乞丐一样去向领导“求”资源，最终只争取到两个名额。

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干了七个人的活”。

为什么不拒绝?为什么不逃离?

这就触及到了这家公司最残酷的“控制技术”：薪酬结构。

高广辉的薪酬呈现典型的“低底薪、高绩效”特征。作为一名升职到技术经理的高级人才，他的基础工资竟然只有3000多元，而每个月到手的1.9万元收入中，绝大部分依赖于绩效。

这种设计就像给驴子前面挂了一根永远吃不完的胡萝卜，同时在屁股后面挥舞着鞭子。要想保住养家糊口的2万元月薪，维持身背百万房贷的小家庭运转，他就必须不断地自我加码，哪怕身心已经超负荷。

在视源公司“无边界协作”的口号下，工作与生活的防线被彻底击穿。周末加班会被领导拍照发群里点赞，同事之间互相对比时长打绩效。如果你准时下班，就会被认为“工作量不饱和”。

这种制度是一台精密的榨汁机。它筛选出那些责任心最强、最不懂拒绝、最需要钱的“老实人”，然后拧紧螺丝，直到榨干最后一滴血。

高广辉的悲剧，其实就是整个程序员（打工人）群体的悲剧。

同时，因为工作内容的关系，在国内，程序员群体普遍性的会存在高强度长时间在岗的问题。

高工其实是死于责任心太强。开放岗(RD)是需要高强度的996和长期on call的，我不开玩笑的说，我以前加班的时常比高工还要狠，我在百度最晚是临晨3点下班，因为持续的开发任务很紧，最久的持续工作时间是工作15天中间只休息了一天(当时我以为自己真的快死了)。

在中国，程序员群体面临的“高强度、长时间在岗”(常被称为 996 或 007 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一种国内的结构性、系统性的行业常态。CVTE是这样，百度是这样，字节是这样，其他很多国内互联网公司都这样，严责遵循8小时工作制的互联网企业只能说少之又少。

中国互联网行业过去二十年的野蛮生长，其底层的生存法则始终是“唯快不破”与“赢家通吃”。无论是早期的电商混战，还是如今的 AI 大模型竞赛，市场竞争的惨烈程度迫使企业将“抢占先机”视为生存的唯一信条。

如果上线慢了一步，市场份额就会瞬间被对手瓜分殆尽。这种对速度的极致追求，直接转化为对开发周期的极致压缩，程序员只能被迫用超额的工作时间来换取项目进度。更无奈的是，由于追求极速迭代，白天的宝贵时间往往被大量无效沟通、跨部门扯皮和反复的需求变更所蚕食，导致真正的核心代码编写时间被硬生生挤压到了晚上，“白天开会，晚上干活”因此成了大厂里心照不宣的常态。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充满压榨性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将加班文化异化为一种道德绑架。许多企业的评价体系将“在岗时长”与“工作态度”强行挂钩，下午 6 点准时下班往往被视为“工作不饱和”或“态度不端正”。

为了在绩效考评中争取高分，也为了保住年终奖和晋升机会，员工被迫进行“表演式加班”。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因重感冒身体不适，我在晚上 8 点“提前”离岗，那一刻工位上同事们投来的目光，仿佛在注视一个勇敢的从银行抢了几千万美金的强盗。那种无形的群体压力，比明文规定的制度更让人窒息。

除了外部的裹挟，程序员群体内部也深陷“内卷”的漩涡。行业内普遍存在的“35岁危机”和对大龄程序员的隐形歧视，是一把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深刻的职业焦虑迫使年轻人在 35 岁红线到来之前，拼命通过透支身体来积累资本，生怕被更年轻、更廉价、更能加班的新人所替代。

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折旧让这场赛跑永无终点。前端框架、后端架构、AI 技术的更新日新月异，为了不被淘汰，程序员必须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利用仅剩的休息时间不断学习新技术，这让“工作 学习”的总时长突破了生理极限。

更为残酷的是，随着微服务和分布式系统的普及，现代软件系统的维护难度呈指数级上升，带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消耗——随时待命(On-call)。哪怕肉体离开了公司，程序员的精神却无法真正下班。手机必须 24 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应对线上故障，这种时刻准备掏出电脑修复 Bug 的紧绷状态，带来的是一种比肉体在岗更具破坏力的精神磨损。

综上所述，中国程序员的困境，实则是行业恶性竞争、管理文化异化以及技术迭代焦虑共同编织的一张逃不开的网。绝大部分程序员都是经过做题家体系所训练的具备极强责任心的做题家人才，更加剧了这种困境。

我看了时间线，高工已经被领导从开发转了管理岗，其实他是可以拒绝开发工作，而一心一意做管理的，但是高工一边做开发的同时一边还在做管理，至少是一个人干两份活，这是真的会把人累死。

许多互联网大厂给出的薪资包(Package)其实已经隐含了“购买你所有时间”的溢价。对于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的程序员来说，这是实现阶层跃升的最快途径，因此往往默许了这种高强度的交换的。

高工所在的CVTE给他的1.9万月薪，我是很了解国内互联网公司的薪资体系的，根据我的以往的谈薪经验来讲，CVTE给这么一点钱，是真的把他当牛马来使唤，只能说这是他妈的什么狗日的血汗公司。

高工曾向妻子流露过疲惫，说“好累，好想被炒掉，要休息一整年才能继续工作”。但他不敢停。

这与他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童年寄人篱下、靠捡垃圾换零花钱长大的孩子，高广辉的骨子里刻着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奋斗的迷信。他相信“苦尽甘来”，相信“如果不一直奔跑，就等于已经死了”。

这种心态，让他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最完美的“燃料”。

他并非不知道身体在报警。2024年四五月份，他出现过半边脸抽筋;离世前，他从原本的秒回信息变成了半天不回，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压缩。但他像一只上了发条的玩偶，在那套“低底薪 高房贷 中年危机”的组合拳下，只能惯性地向前冲，直到发条崩断。

社会学家早已指出，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不仅是资本的贪婪，更是全社会对“吃苦”文化的过度推崇。教育体系规训我们要成为能极限承压的劳动者，而现实却告诉我们，当螺丝一再拧紧，等待我们的不是“致富”，而是崩断。

高广辉去世后，视源股份CVTE原本温情脉脉的“家文化”瞬间露出了獠牙。

李思慧发现，丈夫在公司的痕迹被迅速抹去。连他写在公司官网的技术文档都看不到了，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螺丝钉坏了就丢掉吗?”这种彻底的物化，让悲痛的遗孀感到愤怒。

公司提出了一笔“人道主义抚恤金”，但反复强调“这是好心帮助，不是赔偿”，并要求家属自行去争取工伤认定。而律师告诉李思慧，因为事发在周六家中，工伤认定“大概率被驳回”。

更令人心寒的是舆论的封锁。李思慧想邀请丈夫生前的同事参加追悼会，公司承诺转达，结果同事们纷纷表示“被临时安排了工作”。她想发朋友圈讣告，被HR劝阻。最终，那场追悼会是她一个一个私下通知才凑齐了50多人。

这是一场“不被允许”的悼念。

同事们冒着风险赶来，穿着黑衣围在玻璃前。这不仅是对高广辉的告别，更是一种职场人“兔死狐悲”式的沉默抵抗。他们看着玻璃后面那个曾经鲜活、如今冰冷的身体，或许也看到了那个被大厂光环笼罩下的、脆弱不堪的自己。

在公司看来，高广辉是一个已经损坏的零件，即使他曾经获得过“编程马拉松”奖牌，桌上摆满奖杯和荣誉证书，即使他曾在深夜为了公司的一个项目通宵达旦。当他停止运转的那一刻，他的价值就归零了。

高广辉的死，不应该只是又一个很快被遗忘的热搜。

它是一次惨痛的警钟，敲响在每一个依然在深夜屏幕前苦熬的“打工人”耳边。

1. 在国内，认清“系统和体系”的本质

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一个需要个体拼命才能维系的系统，本质上都是脆弱且不道德的。不要迷信“不可替代性”。对于公司而言，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国内的当下，尤其如此。

由于你的离开而产生的空缺，很快就会有新的“螺丝钉”填补。但对于你的家庭，你是那片天，塌了就再也补不上了。

2. 在国内的当下，警惕“奋斗”的陷阱

那个关于“吃苦”的承诺往往是谎言。在当下的环境下，盲目的过度劳累并不能保证阶层的跃升，反而可能加速身体的折旧。我们需要学会在工作中划定边界，超出限度的工作量不接，画的大饼不吃。

3. 拒绝“自我客体化”

不要让自己成为算法里的一个数据，不要为了所谓的“绩效”和“评价”而异化成机器。高广辉生前曾说“身体不累，心累”，这就是精神长期被奴役的信号。当你发现自己除了工作已经感知不到生活的乐趣，当你开始对休假感到愧疚，当你像**一样对加班上瘾时，请立刻停下来。

4. 身体是自己的，但是除了自己外其他人不关心身体

高广辉的悲剧里充满了错过的信号：在半年以前，他就出现半边脸抽筋、嗜睡、情绪低落等症状。

阿斯综合征虽然凶险，但身体的崩溃从来都不是毫无预兆的。不要相信“熬过这一阵就好了”，通常的情况是，熬过这一阵，还有下一阵，直到你熬不过去为止。

在高广辉的工位下，放着一双拖鞋和一张行军床国内的开发工程师基本上都会标配简易床，为了在中午争分夺秒的午休。这曾是他奋斗的勋章，如今却成了埋葬他的墓碑。

他的妻子李思慧正在为了丈夫的“名字”而战。她不希望高广辉只是一个被抹去的代号，她希望人们知道，这里曾经活过一个温暖、努力、鲜活的人。

而对于此时此刻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或许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今晚准时下班，合上电脑，去拥抱你的家人，去吃一顿热饭，去看看窗外的月亮。

别让那一根弦，崩断在黎明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