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第二节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目的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争目的人格化形态——战争直接目的以人为主

古今中外的战争与政治之争，表面上直接争夺的是财富、城市或农村。但实际上争夺的是人口，也就是劳动的来源、价值的来源、需求的来源和税收的来源。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一些残酷的战争出现的封锁、扫荡，还有屠城，其实是为了围绕人口的争夺战和甩包袱站战。在人类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争的直接目的更在于人口，首先是消灭对方的军事人员，同时也包括其他人口，根本目的在于壮大己方的军事人口与社会人口，同时消灭或减少敌方的军事人口和社会人口。

“陈恩林先生在《先秦军事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一次性冲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或三日、或五日”，“投入的兵力也不过数万”，而到了战国，在普遍兵役制开始实行之后，“交战双方的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动员几十万军队，打上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是常规操作，比如赵国就曾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中山国，“五年乃归”。

在纵横家口中，秦国“虎贲之士百余万”，楚国“带甲百万”，齐赵燕“带甲数十万”，魏国杂七杂八加起来有七十万，韩国“卒三十万”，尽管这些数字存在着相当大的夸张成分，但如果把后勤人员等纳入统计口径，不单纯计算“战兵”的话，考虑到普遍兵役制的实行，如《先秦军事制度研究》所说，“纵横家这些话也是有根据的，与事实也不会相差太远”。而秦军之强，也和秦国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力度最大密切相关，长平之战时，秦国甚至将征兵年龄下探到了十五岁。

在战争形态上，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宋襄公代表的那种春秋贵族式战争被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的歼灭战所代替，也就是《孟子·离娄下》中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长平之战的主角白起正是战国式战争的最佳代言人。”

——张明扬《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山西人民出版社，P135。

战争的规模是随着国家的人口的增多和国力的增强而发展的，在中国战国时代，各种战争频繁发生，战场规模日渐增大，动则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涌上战场。大规模的战争伤亡一再突破人们的心理承受界限，比如：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赵军4万人，除却200多人外，全部被秦将白起所坑杀，此次战争中，赵军被歼灭的人员超过45万人，以至于赵国的总人口都为此而一蹶不振。整个国家从此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之路。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存在时间，总的来讲符合世界战争发展大趋势，但具体到了一个地区或国家，进入第二战争形态的时间有先有后。比如在中国，人主宰战场的战争形态就一直持续到清朝晚期，而此时，欧洲已经开始进入机器主宰战场的时代。

从以上史料可见，在这个历史阶段，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对人口的争夺和屠杀，这是此阶段的社会条件和战争能力所决定的，归根到底，是此阶段战争存在的前提的历史属性所决定的。

第三节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力量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争毁伤能力的人格化形态

第一个阶段。装备主要直接来自于环境。人只是将自然的材料，自然的物料直接拿来使用，或经过简单的加工，就成为战斗的武器。在人类战争形态的第一阶段，是人与组织起来的人群的力量主宰战场的时代，战争的物质能力主要来自于战斗人员手上的各类冷兵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能用的武器除了直接挥舞的棍棒，还有投掷的一类武器，仅限于石头、长矛之类。到了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造武器的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一场武器革命开始了。人们改进了已有的武器，流星锤升级为投石索，尖锐的矛发展成匕首，棍棒变成狼牙棒。然而弓箭的出现，才是人类武器发展史第一个化时代的里程碑，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造机器，由各种部件组成，利用材料的变形将肌肉的力量变为机械的力量，使得人类具有远程的超级杀伤力，即精准又有力。弓箭的出现开始可能是用来对付猎物，自然也转而用来对付敌人。

中国古代的夏王朝有着贵族军事教育学校"。学校的教学内容，有政治范畴的教育。此外，“射”是当时的主要教学内容，因为当时杀伤力最大、技术性最强的兵器就是弓箭。《尉缭子?制谈》就说“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所以夏王朝极为重视射的教育。除平日训练外，还借狩猎作为演习的手段。”

这之后的第一战争形态阶段，人类发明的各类武器，在原理上同弓箭没有区别，都是直接利用人力获得放大的、机械性的武器力量，可以认为无论什么武器，都是人格化的物质力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热兵器的诞生。

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来自于军事需要，并可能首先用于战争，比如铁器的发明，让武器变得空前的锋利，而且便于大量制造。青铜武器的使用限于少数人，但铁制武器能够普及到普通士兵，这直接导致了战争残酷程度的增加。这又导致了战术战法的变化与改进。战场上军队排兵布阵往往是根据士兵手中的武器来决定，这样能够一举定输赢的利刃在手，使得各个战场的对阵方式有了改变。士兵本身的力气与技巧的综合能力成为胜负的关键，可以说是有了“铁壮英雄胆”的效果。在这样的战场上，狭路相逢，胆怯者是没有活路的。

在人主宰战场的时代，即使是战船这样的海上巨无霸武器平台，其驱动也是靠人与风力的力量。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军队依靠战船进行海上战争，那个时代船舶的动力就是人力，所以这些战船被称作有浆战船。在前几个时代的基础上，希腊人不断吸取波斯文明的技术和其他地区人们的成果发展了雅典的三列桨船，该船的长度可以达到120英尺长，15英尺宽，船身沉重，船头突出着撞角，表面包着厚厚的铁皮，众多的划船手分层坐在各自的位置，他们依靠船的速度来撞击敌船。两船想接时，船员们就开始徒手搏斗，海上战争变为白刃战。当然，海上的战争往往是舰队之间的穿插角斗，不时放把火也可能奏效。总之，即使是大型海船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基于个人力量的群体化角斗。

在中国的夏朝和之前的时代，人们在战场上的主要兵器就是自然材料的简单加工物，材质无非就是木头、骨骼、石头。青铜器的出现，促进了采矿技术、冶炼技术和手工制造行业的发展。到了夏朝的中期，对于铜合金的掌握日趋成熟，人们发现，在铜中加入锡和其他金属，可以极大地改进铜制兵器的性能。到了夏朝后期，铜被用来大量制造箭头，这样导致了铜的消耗量极大。事实上，铜制兵器与石质兵器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铜制兵器先是只能满足高级指挥官和贵族的需要，然后才逐渐普及到士兵。

从武器角度看，铁器的出现大大地改观了战争力量，与之前的武器金属——铜先比，铁极为锋利，又有很好的韧性与弹性。铁制武器可以批量生产，能够武装相当规模的军队。一经诞生就迅速淘汰了铜制兵器。铁的冶炼技术成为各地人们优先发展的前沿科技，当时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都在极力推广铁制兵器。因为这事关国家存亡。

这个阶段的武器，就是人力的直接放大器，其尺度和用法都取决于人的本身力量和技巧。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考工记》中强调：“凡兵勿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所有兵器的长度不能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如果超过身高的三倍，就不便使用了。”

兵车无疑是当时人本身战斗力的放大器，更是战场上首先出现的武器平台。兵车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物资条件的丰富。根据史料，中国夏朝就有了兵车。各地考古现场也证明了商代的兵车制造和使用就已成熟，其形制、材料等等都形成了标准，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和可靠性。

战车的出现，有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军马的使用。据史料与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人类就有了驯马的行为。也源于当时畜牧业的逐渐发达。在东方，据考证公元前1500年的时代，河西走廊的居民就能够大量驯马。当然，开始的军车可能是牛拉的，数量有限不说，前进速度很不如意。主要作为指挥官的观察和指挥平台，以及射手的发射平台。但是，人类利用畜力参加战斗的确是个重要的发明，尽管兵车很是重要，但毕竟车与拉车的牛和马都是直接由人来操纵的。包括后来游牧民族的骑兵军团，一般来讲会对步兵产生碾压似的冲击效果。由归根到底，这个时代战场上的一切还是人来直接主宰着。

纵观人的力量主宰战场的时代，人类所能驱使的最大力量就是火或者水的破坏性力量。

孙子说：火攻有五种目标：一是火烧敌人员，二是火烧储备，三是火烧敌人辑重，四是火烧敌仓库，五是火烧敌运输设施。实施火攻必须具合适的的条件，所用火攻器材必须提前准备充分。火攻要看季节、气候，防火必须挑选合适的日子。干燥的季节有利于火攻。在有风的季节也是火攻的合适时机。

在孙子兵法中，火攻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孙子提出，根据五种火攻目标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火攻计划。火攻要内外配合才能到达最佳效果。孙子的思想总是辩证的，强调不管火势如何，都不能放任不管，而是要通过敌人对火势的反应，来推测敌人的实际状态。即使火势已猛，但敌军仍然保持镇静，此时就要观察等待，不能盲目进攻。就是要根据当时条件，能攻则攻，不能攻就当即停止。孙子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给出了火攻的基本准备和具体方法。比如，如果在敌营外部进行火攻，只要条件具备就立即实施;必须在上风处放火，不能从下风口实施。孙子还提出了用水辅助火攻的情况，可以使得进攻的效果得到增强。

同样，那个人本身主宰一切的时代，因为人是战争物质破坏能力的主体，自然，对于战场情况的一切判断标准，对敌我双方力量的侦察与对比分析，不论敌我各自部队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如何，也都是围绕人的一切迹象来展开的。

中国古代兵书论述道：“敌人距我很近而仍能保持镇静的，是仗恃它占据着险要的地形。敌人距我很远而来挑战的，是想引诱我军前进。敌人占领平地而放弃险要，必定另有图谋。许多树木都在摇动，是敌人向我前进的征候。草丛中设了许多遮障，那是敌人布置的疑阵。鸟群突然飞起，下面必有伏兵。野兽惊骇奔逃，是敌人潜来偷袭。尘土飞扬得高而尖，是敌人的战车来了。尘土飞扬得低而宽，是敌人的步兵来了。尘土飞扬得稀疏而缕缕上升，是敌人在砍柴。尘土少而往来飞扬，是敌人在扎营。敌人使者言词谦逊而又在加紧战备，是准备向我进攻。敌人使者措词强硬而且摆着向我前进的姿态，是准备退却。敌人先派出战车占据两侧，是掩护其主力布阵。敌人没有预先约定而突然派人来讲和，必有阴谋。敌人调动频繁展开兵车，是期望与我交战。敌人半进半退，是企图引诱我军。敌兵依靠着兵器而站立，是饥饿的表现。汲水而自己先饮，是干渴的表现。敌兵见利而不进，是疲劳的表现。飞鸟群集的地方，下面必无敌军。敌人夜间惊叫，是军心惶恐。敌军纷扰混乱，是将帅没有威望。敌军旌旗乱动，是队伍混乱，敌人军官经常发怒，是由于军队厌倦，敌人杀马吃肉，是军中缺粮，敌人抛弃炊具，不回营舍，是准备死拼的“穷寇”。敌军交头接耳，急切议论，是其将帅不得人心。敌军频频悬赏，是由于处境窘迫。频频惩罚，是由于陷入了困境。先对士卒粗暴而后又害怕士卒的，是最不精明的将领。敌人与我谈判措词委婉而谦逊，是企图暂时休战。敌军气势汹汹地向我前进，而又久不交战，也不撤退，这就必须慎重地考虑它的企图。”

——《武经七书注释孙子》解放军出版社，P41

第四节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条件

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争条件——人的外化的战争条件形态

战争的战场条件

在第一战争形态阶段，战场就是军事人员与自然条件的简单组合。除了城池这类战场条件，其他战场条件就是自然环境下的田野、山地、森林、水面、沙漠与戈壁，而战斗人员以有组织的或没组织的形式填充其中，随时随地构建了那个时代的战场条件。

“罗马在使用多兵种进行联合作战时，从来没有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娴熟和协调。现在他们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其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

——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120。

战争的社会条件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战争的社会条件极为关键。社会条件提供了战争的前提，保障了战争的持续，还是战争目的的体现之所在。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就极为重视战争的社会条件，并将战争及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王夫之论屯田：“屯之于战争之时，压敌境而赢疆场，以守为本，以战为心，而以耕为余力，则释耒耜、援戈矛，两不相妨以相废”。

——王夫之撰《读通鉴论》卷十，三国，1975，中华书局。

“古时的中国民族，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所谓“寓兵于农"。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它看做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人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蒋百里《国防论》华中大学出版社，第四页：

事实上，闻名于世的万里长城并非一个被动防御体系，而是当时中原文明军事力量与游牧文明力量对抗的具体而有效的社会条件。在军事的、农业的、贸易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等方面，将单向扩张与反向封锁融为一体的大体系。在社会各个方面对城墙之外另一边的人群及社会形成了全面的影响，既有心理的、又有经济的，更根本的是以军事为保障的文化扩展。几乎单边的扩展与影响。《孙子兵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均指战争存在的条件，而且是与人口直接关联的条件。

武王问太公说：天下安定，国家没有战争，野战、攻城的器械，可以不要整备吗?防守的设备，可以不要设施吗?

太公说：战时的攻战守御器材全可在平时的人民生产生活用具中筹集，耒耜，可用为作战的障碍器材;马、牛、车、舆，可用为作战的营垒和屏障器材，可用为作战的矛戟，装衣、雨伞、斗笠，可用为作战的盔甲和大小盾牌，铺、斧、锯、杵、臼，都可用为攻城器材，牛马，可用来转运粮食;鸡可用来报时，犬可用来警戒，妇女纺织的布棉，可用作指挥旗帜，男子平整土地技术，可用于攻城作业，春季割草的方法，可用为同战车骑兵作战的技术，夏季耘田锄草的方法，可用为同步兵决战的技巧，秋季收割庄柴草，就是储备战时粮袜，冬季粮食装满仓库，就是为战时长期坚守作准备：同村同里的人，平时相编为伍，可用为战时管理军队的依据，里有吏，官有长，如同军队有将帅;里有国墙不得相越如同军队的驻地区分，运输粮食、收割饲草，如同战时充实仓库，春秋两季筑城郭、修沟渠，如同战时增强壁垒滚沟。所以说，作战的准备完全寓于农事之中。所以，治理国家必须使人民紧殖六畜，开垦田地，安定住所，男子种田有一定的亩数，妇女纺织有一定的尺度，这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

——《武经七书注释六韬》，解放军出版社，P352

在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中，战争的社会条件还可以反过来利用，即利用敌人国度上不利的社会条件，增强我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战争的自然条件

在战争的第一形态阶段，战争的自然条件就是，人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利用或者稍加改造。

“配置军队力争占领高地，力避处于洼地。最好是向阳，最坏是阴湿。环境要卫生，补给要便利。部队不得疾病就是胜利的保障。在丘陵、堤防等地，应该占领它向阳的一面，最好是背靠着它。这些都是为了利于作战而借助于地利。江河上游下雨，就会有水沫漂流下来，要徒涉渡河，必须等到水势平稳后进行，遇‘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必须迅速离开，不要靠近。自己远离它，让敌人靠近他，自己面对它，让敌人背靠它。军队附近有险阻、低洼、沼泽地带、芦苇、深林和杂草丛生的地方，必须仔细地反复探索，因为这些地方都容易隐藏伏兵和奸细”。

——《武经七书注释孙子》解放军出版社，P40

拿匈奴为代表，我们看看游牧民族的战争能力与自然条件的关系。匈奴人世代以放牧和狩猎为基本的生存手段。根据季节的不同，随水草而居。古语讲：“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即，凡是能够弯弓的人，都要参加战斗。以牲畜为食为衣，就得有比农耕大得多的草地来放养牲畜。因此，游牧民族全体参战也没有多少人口。当时，冒顿的匈奴帝国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也是游牧民族军队的顶峰了。可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力严重依赖天气和季节，一年当中只在少数适宜的日子里才能聚众举兵，没有先进的农耕文明，匈奴根本无法维持适当规模的骑兵部队，更提供不了可靠的后勤补给。一般来讲，冬季和春季是各类牲畜的产仔季节，每家每户都要忙着最重要的事情上。人人很忙，牲畜又处在身体很弱的季节，军队无人可用。最适应发兵的季节是草原上的秋季，牲畜肥壮、劳力稍闲，大家一拥而上，随着首领出兵中原也许能够得到很多心念的东西。

当然，人是一切的根本，只要主观能动性真正得到充分发挥，是可以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大大地改观和利用战场条件的。先进的军事哲学与战争思想可以利用自然条件产生独特的战术战法。在中国抗日战争当中，八路军和普通百姓把原本无险可守的华北大平原改造过预设的战场。抗日战争华北地区一万多公里长地道的原型，是老百姓的发明，来自于所谓的“蛤蟆蹲”，就是地窖。在抗日军民手中地道已经不是一个纯粹防御性的工事，也可以用来进攻组织对敌军的反包围，比如地道就用来对敌人形成反包围和突袭。八路军提出将地道改造为人造的三维立体战场，从纯防御和转移兵力的工事变为立体阵地，即房顶上有战位，房顶、房子跟地下三者相通。有粮仓、生活区、有工作区，实现营连一级部队的快速转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