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美东时间2026年1月20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了两张图片，一张为他手持星条旗登上格陵兰岛，身后站着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旁边指示牌上写着“格陵兰岛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另一张是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旁边展板上的地图显示，除美国本土外，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均被美国国旗覆盖。

特朗普20日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格陵兰岛问题进行了电话交谈，他同意与各方在瑞士达沃斯就该问题举行会议。特朗普称，自己已向所有人明确表明，格陵兰岛“对美国国家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此事没有回头路”。他公开宣布对欧洲加征关税，并声称将持续到格陵兰岛被“完全出售”为止。这是典型的以经济利益为杠杆，胁迫他国在主权问题上让步。白宫及特朗普本人多次表示，获取格陵兰岛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包括使用武力，这既是极限施压的手段，也体现了其将军事力量视为达成政治目的的直接工具。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特朗普如此一意孤行地霸凌世界?不仅挥舞着关税大棒横扫世界，一年打劫关税收入近3000万美元;还军事入侵委内瑞拉，武装绑架其总统马杜罗夫妇;如今又咄咄逼人地要强行占有丹麦属地格陵兰岛……公然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甚至宣称“我不需要国际法”，我自己将是最终的“仲裁者”，简直无法无天，狂妄野蛮至极。

其实，只要用本人创立的“政治利益说”理论这面“照妖镜”一照，特朗普的霸凌行径就“原形毕露”了，因为该理论具有“透视本质”的功能，能帮助人们穿透意识形态迷雾与政治修辞，洞察政策、制度、运动背后的真实利益动因，为分析国际争端、社会矛盾、政策博弈提供深刻的利益维度解释框架。

“政治利益说”的基本观点之一——‌政权内核的“利益决定论”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争夺利益的手段，政治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的运行方向始终服从于权力来源主体，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利益授予者，因此权力的服务对象必然指向特定利益群体，这意味着权力的行使是为了满足授予它的利益集团或个人的需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诸多霸凌行径——无论是外交上的单边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还是国内政治中的对抗姿态——皆可置于此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这些行为并非随机或纯粹个性使然，而是植根于明确的政治利益算计之中。具体分析，具有三重利益动因：

第一，兑现竞选承诺

特朗普是由美国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所以他必须兑现“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在他看来，占有的资源、财富、地盘越多就越伟大，所以他就不择手段打劫世界，或者即便没有结果，也要表现出一种强硬姿态。如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对盟友征收钢铝关税，发动对华贸易战——均是对其核心选民群体的直接回应。通过展现对抗性与颠覆性，特朗普强化了其“政治素人”、“实干派”的形象，巩固了约40%基本盘的政治忠诚，这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核心基础。在这一逻辑下，霸凌行径成为了一种表演政治，旨在持续激活选民的情绪认同。尤其即将面临2026年11月中期选举，他必须不遗余力迎合特定选民的喜好，以巩固其核心选民的支持基础。

第二，回报政治“金主”

美国大选早已沦为“金钱政治”，从历史经验来看，总统通常会对政治捐款的“金主”投桃报李。有资料显示，一个美国新总统有3000多个职位可以任命，这也就演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在政治捐款人中，大金主和超级筹款人特别重要，大多数超级筹款人得到内阁职位或成为顾问。最滥的任命莫过于美国驻外大使了，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统计，美国政府任命大金主担任驻外大使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尼克松和克林顿任命大使中的30%都是政治捐款人，特朗普在第一总统任期任命的189个大使职位超过半数是他的高额捐款者，其政治化任命比例创下历史纪录。

2024年大选支持特朗普的159亿美元竞选资金也不是白给的，特朗普除了部分报答以官位，还要报答以赚钱机会。其大规模减税政策、放松金融与环境监管、推动能源开采，直接惠及大企业主、华尔街与化石能源集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虽损害整体经济效率，却迎合了部分传统制造业地区与企业的诉求;1月3日，特朗普刚刚宣布“接管”委内瑞拉，就立马安排美国石油企业进入该国接管其石油企业，要知道该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约3000亿桶，占全球17%;而格陵兰岛更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旦占领成功，将带来大量的商业合同和资源开发权，这与支持其竞选的大资本集团利益高度吻合。因此，霸凌行径成为了一种利益输送与巩固联盟的工具。

第三，实现个人“梦想”

笔者于2025年1月6日发表一篇文章《特朗普“惊天狂言”志在“总统山”》(昆仑策网原创首发)指出，特朗普心里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学“买地总统”杰斐逊，开疆拓土，创造条件“把我的脸挂在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上”以青史留名，这表明其政治行为有着极强的个人和集团利益导向。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俗称美国总统山、美国总统公园，位于南达科他州基斯通，公园内有4座高达60英尺的美国前总统头像，从左到右依次分别为美国第1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3任总统杰斐逊，第16任总统林肯和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们之所以被“入选”，是因为对美国的建立、成长、扩张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华盛顿驱逐英国而立国;杰斐逊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从法国手中购得构成当时美国面积22.3%的国土;林肯赢得了南北战争，维护了美国统一;老罗斯福通过分裂哥伦比亚使巴拿马独立为共和国，取得了极端重要的巴拿马运河永久控制权，运河区由美国统治并驻军，巴拿马人不得入内。雕刻这4位总统被认为，将使拉什莫尔山成为美国成长扩张之丰碑、美国天命(Manifest Destiny)之见证。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理解特朗普为何有这一系列霸凌世界的骚操作，包括前些时候声称“从中国手上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看似“疯狂”、“有病”，实则居心叵测，实质是其将国际政治彻底“利益化”、“交易化”的极端体现，也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利益表演”。

根据“政治利益说”的“预测行为”功能，“基于对相关主体核心利益诉求的判断，可对其可能采取的政治策略与行动方向进行更具逻辑性的预判。”

“政治利益说”有一个基本观点是：‌“正义”标准是由强者制定的，强者制定“正义”标准为强者利益服务，但是有时也会反噬强者利益。特朗普以“一己私利”重塑世界游戏规则和秩序，霸凌世界，可能导致“非理性自损”，反噬其自身利益。据此分析，特朗普的霸凌行径具有四种可能的利益结果：

一是可能让美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

“政治利益说”理论指出，仅服务于统治者一己私利的政体是“不正当而堕落的”，特朗普的行为从长远看，正将美国引向一种孤立和信誉破产的危险境地。霸凌行径所体现的单边主义与反复无常，严重侵蚀了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信誉;频繁“退群”、背弃盟友承诺、将国际协议工具化的做法，削弱了各国对美国承诺的信任;开打“关税战”后，出现了明显的强者正义“反噬”现象，当亚马逊等美企公开揭露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时，暴露出强者逻辑的内在矛盾：短期压制获得的利益终将瓦解其长期构建的规则公信力;从丹麦、格陵兰民众到欧洲盟友的普遍反对，说明其“强权政治逻辑”已严重损害了盟友信任和国际规则，长远削弱美国的国际号召力与战略影响力。主要基于特朗普煽动性语言与“替罪羊”策略，以及扩张主义倾向，世界诸多媒体甚至把特朗普比做二十一世纪的“希特勒”。

二是可能遭遇世界强烈抵制而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

对特朗普要强夺格陵兰岛的霸凌行径，格陵兰与丹麦坚决拒绝，格陵兰总理已表态“选择丹麦”，丹麦政府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出售”，民调显示85%的格陵兰人反对;特朗普以关税为武器，威胁对欧洲8国加征最高25%关税，欧洲盟友的惊愕与疏离，都清晰地划出了时代红线，当代国际秩序已无法容忍如此赤裸的霸权勒索。欧盟推动战略自主、加速去美元化进程;中俄深化战略协作;亚太地区国家主动推进RCEP等多边协定，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回应。长期而言，美国可能发现自己在关键议题上日益孤立，软实力持续流失。

三是可能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

购买格陵兰岛对商业逻辑极不成立，收购和基础开发成本或超万亿美元，且回报周期可能长达数十年;战略资源与安全借口，以获取稀土等关键矿产、应对中俄北极威胁为名，战略价值的宣传能否覆盖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成本?贸易战提高了美国企业与消费者的成本，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最终损害了美国经济竞争力。根据多项研究，加征的关税主要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农业等遭受报复性关税的行业则需政府巨额补贴纾困。

四是可能导致特朗普刻意追求的“政治遗产”成为“烂尾工程”

由于缺乏稳健的制度化支撑与国际合作基础，许多凭借霸凌手段达成的“成果”脆弱且不可持续。强抢格陵兰岛属于现代国际法下的吞并，缺乏任何法理与道义基础，将引发全球孤立与制裁;极限施压与交易艺术，特朗普将此事与诺贝尔奖等个人情绪挂钩，并公开盟友私信制造压力，他是否愿意承受联盟破裂的终极代价?这些“遗产”或因政府更迭被推翻，或因实际效果不彰而难以为继，最终可能仅留下政治分裂与外交残局。现在一些胆小鬼可能因为惧怕特朗普的淫威而表面敷衍，待到其总统任期3年后下台，很可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总之，从“政治利益说”视角观之，特朗普的霸凌行径是一套高度工具化的政治策略，旨在短期内兑现承诺、回报支持、塑造个人品牌，服务于其特定的政治利益目标。然而，这种以短期、零和、对抗为特征的利益追逐，忽视了政治利益的多维性与长期性。国家信用、战略同盟、经济繁荣与可持续的政治遗产，是更深层、更持久的国家利益与政治资本。特朗普的霸凌政治虽可能在特定议题与时段内取得战术性收益，却可能在战略层面侵蚀美国长期积累的软实力与全球领导根基，最终导致其追求的部分政治利益自我消解。这正揭示了“政治利益说”的一个关键悖论：对狭隘利益的过度执着，可能损害根本与长远的利益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