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选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承接《革命家应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继续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对待和处理旧有统治机器的方式，这对今日的我们有更强的现实价值。

一种社会产生的革命者往往会对支撑这种社会的一切制度持反对态度，将一切现有社会架构的基点视为腐败、堕落的象征，并把这些视为在他们所构想的新秩序中早已过时的部分，这事实上是“雪花效应”思维的另一种体现，只不过是把具象化的群体换做了抽象的组织形式。

议会与同议会相似的制度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常讲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不应当忽略实际，那么对于这个垂直治理社会的机器不应当避之不及。不论怎么样，革命者倘若成功，那么一定躲不开接手政权，前朝的制度一定会为政治实践提供思路。革命既不是思维论断，更不是理论的沙盘推演，反对的前提是接受与反思，一味地否定只会让肯定仅仅立于否定之上，使理性的论证沦为守护观点的情绪化表达。

德国“左派”**人以极端鄙视、而且是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 ……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 …… 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度!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末,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度,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极为严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 ,February11920)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制度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的左派或左的荷兰派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已经认为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根本推翻了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又不再是错误了。他们连一点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拿出来,并且也拿不出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 -- 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不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不以极端注意、仔细和审慎的态度去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的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 …… 数百万仍旧跟着中派”(天主教的“中派”的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无数的反革命军队。”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无数的”无产者,不仅还一般地赞成议会制度,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 !? 可见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可见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异常野蛮和残暴的压迫,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用特别多样的形式造成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成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意志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特别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对别人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在德国**人看来,议会制度自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必须把痛苦的真理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修养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无数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甫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ssbauern)走,那末根据这一点,也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展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什么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必须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甫愚弄的、因闭塞而愚昧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最好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决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到“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完全确定了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至于这几次选举曾经产生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万分有益的)政治成效这一点,我敢说,我已经在前面所说的那篇论文中论证过了,该文对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作了详尽的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隶属于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事实上背弃国际主义。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的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上面提到的“荷兰派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如下: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被破坏、社会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关,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参加一切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既绝对没有估计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估计到俄国的经验(见上文),就是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相配合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目前特定的情况说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权利的共和政府以及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迫害**人(只要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必须(有些地方已经做到)把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候正在迅速地迫近着。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却是根本不了解的。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不合逻辑到惊人的程度。如果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关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事实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准备)去进行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准备由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苏维埃反对派,就会使解散议会感到困难或受到阻碍。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的胜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的时候,因为在要解散的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不彻底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苏维埃反对派,所以并不感到困难,反而感到方便。提纲的作者完全糊涂了,他们忘记了一系列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所有革命的经验,而这些革命的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和一般“左派”象革命的学理主义者那样,在这方面发议论,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认”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的共同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为了证明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个新的真理,荷兰和德国的左派正在象熊那样帮这种倒忙。自然,谁要是照旧笼统地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它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抵制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把第一次抵制的情形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不能召开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议会外(尤其是罢工)的群众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个经验对欧洲目前的条件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时和战后,绝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卑鄙无耻,叛卖变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革命情绪现在可以说是“新鲜的”或“珍奇的”,人们对这种情绪等待得实在太长久、太枉然、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这种情绪所支配。自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极长期、极艰苦的流血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在农民当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采纳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逃避”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的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人组成的优秀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瑞典的泽·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从下面来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恶劣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的党团来吗 ?! 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所以**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发、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地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和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要顺利地克服这种困难,就非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非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舞台上的考验。批评, -- 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制度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要同驱逐不适当的领袖,代之以适当的领袖这种做法结合起来)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这种工作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