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席理中客：张东荪的一生（上）

2026-01-22 新闻

一张东荪的家世

民国时期，沪上大名鼎鼎的“海上三子”指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与钱塘张尔田、吴县孙德谦。

张尔田有个同胞兄弟，叫张万田，字东荪。

杭州古称临安，是江浙重镇。

张氏昆仲的父亲曾任航县(杭州)县令。

海上三子，其实就是晚清遗老遗少圈子里的网红。

王国维，无疑名气最大。

年轻人对王国维也许不太了解。

用武侠圈的江湖话来讲，王国维算是清华大学的五大长老之一。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为五大导师之一。

另外那四个导师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这就是被清华学子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五星聚奎”。

跟乔峰不齿于慕容复齐名一样，王国维对另外与之齐名的两位并不感冒。

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二人的鄙夷。

《〈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言：“丙辰春，余自日本归上海，居松江之湄，闭户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塘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益庵，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时相过从。”

但王国维私下里却向罗振玉直言：“昨为孙益庵作其所撰《汉书艺文志举例》序，其书毛举细故，殊无心得，可见著书不易也” ，几乎将孙作当作学术研究的反面教材。

虽然张东荪的弟弟有点名不符实，但张东荪的家庭，在当时的晚清遗老遗少圈里，虽称不上什么高门大户，好歹也算书香门第。

二求学经历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读书人不服气，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知识分子阶层涌现大批留洋现象。

有经济实力的直接去留西洋(欧洲)，有政治背景的留东洋(日本)。

1904年，18岁的张东荪拖着一条辫，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哲学。与常凯申自己掏腰包不同，他属于官派留学。

三年后在日本，他认识了一个对他影响很深的政治逃亡人物，此人名叫梁启超。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的咖位大家都明白，晚清著名的改良派，大名鼎鼎的戊戌三杰之一。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就是他的好大儿。

实事求是地讲，梁启超的人生成就，与同为戊戌三杰的康、谭相比，防守不如康有为，进攻不如谭嗣同，三杰中，名气热度稍逊一些。但个人的才气，绝对没的说。尤其是青年时期的梁启超，做得一手花团锦簇的好文章。选入中学课本的《中国少年说》，就是他的典型手笔，阳气鼎盛，气势磅礴，读之令人热血沸腾，至今脍炙人口。

认识梁启超后，立宪派的改良思想，成为张东荪心中第一颗政治种子。1911年回国，张东荪与一些所谓的留学精英，接受了溥仪的召见，装模作样进行了所谓的殿试，被授予所谓的“格物致知科进士”称号。

为什么说是所谓的，装模作样呢?

因为1905年科举已经被废除了。

张东荪的殿试，是典型的回光返照。

几千年的科举，不是说废就废的，影响还在，他这批人，被称为“末代进士”，在晚清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遗老遗少群里，还是蛮吃香的。

张东荪高兴没几天，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真的“丸”了。

1912年元旦，刚从英国借贷未果，匆匆忙忙赶回国的孙文，一通忙活后，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张东荪闻讯南下，投奔革命党。

但孙文是谁啊，在积年拉风投的时光里，人脉丰厚，见多识广，并没有给张东荪这个晚清的末代进士多少权柄，只是让他担任内务部秘书。

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北洋军阀袁大头，对孙大炮丝毫不感冒，用了一些政治手段，例如南北议和，顺利剥夺了孙文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

袁世凯一代枭雄，戎马一生，年纪轻轻就在朝鲜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地，把小日子揍得连滚带爬，自然看不上张东荪这样的留日酸秀才。

张东荪自然也看不上袁大头这样的丘八，而且是吃里扒外，跪舔慈禧、坑害光绪的丘八。

于是，张东荪借坡下驴，从南京回到北京。

三办报议政

张东荪回到北京，主要干一件事。

跟现在做时政自媒体的差不多，写时政文。

他的时政文，以改良思想为基础，立足西方宪政精神，没有什么暴论，算是科普类时政文。

这种文章，在晚清末民国初，时尚而不激进，最接近最大公约数，是最时髦的，所以，张东荪的粉丝与日俱增，名气越来越大，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多。

尤其难得的是，张东荪有自己的独特政治站位。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既不左也不右。

坚决立足中间路线。

例如，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中，他既反对袁大头假民主、反共和，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说孙文一众革命党的“二次革命”是标准的“乱党之罪”，对两边同时进行口诛笔伐。

当时大家都不懂“理中客”这种玩法，感觉张东荪为人客观，心怀社会，对西方宪政懂得多，本身是东洋留学归来的，还是皇上亲自册封的末代进士，根子正，视野广，措词又时髦，讲话又好听，真的是“鸡你真的太美了”!

啥也不说了，我家哥哥就你了。

活脱脱一副民国YYDS的既视感。

这时的张东荪，无疑抓住了时代的赛道，书生意气，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玩得简直不要太嗨。

论当时在民国键政圈的地位，同样是东洋海龟，学哲学的张东荪甩学西医的周树人几条街。

张东荪1917年起，开始接替张君劢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次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很快，《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

1920年，意气风发的张东荪，曾参加过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秉持中立主义的他，拒绝加入**，搞得陈独秀既尴尬又遗憾。

彼时张东荪的周围，日常簇拥大批小迷弟，其中有个比较跳脱的，叫胡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

后来胡适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出任民国驻美国大使，搞了十几个博士头衔，开宗立派，被后世奉为公知之祖。

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一点，当时的张东荪肯定没想到。

前面讲过，康梁谭三人，都是改良主义大咖，所以，改良主义味道浓厚的张东荪虽然在键政圈很火，但当时的实权派，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的国民党，都不鸟他。

这很正常。

就像现在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家，对抖快红的网红不屑一顾一样。

网红，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粉丝数量有多么庞大，本质上还是靠嘴吃饭，在实业家眼里，就是一个吹鼓手，耍嘴皮子卖艺的，属于下九流。

随着历史的进程，民国时期的各路大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常凯申、胡适等开始粉墨登场，风云际会，展开波澜壮阔的时代篇章。

就跟现在那些圈了百万粉丝，却变不了现的网红一样，张东荪眼看着各路豪杰在民国舞台，上演一幕幕史诗级大戏，心里竟慢慢有了失落感。

1924年，张东荪急流勇退，不写公众号了，做回他的本行工作，去大学教哲学课。对外的理由是：“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

这一点，他不如现在的胡叼盘。

退休了也不消停，左右横跳，蹭各种热度而不疲，挨多少骂也毫不在乎。

1928年至1930年间，张东荪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用当时报纸的说法，“社会上少了一个政治家，大学里多了一个哲学老师。”

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华丽转身，让很多张东荪的迷弟，自愧不如之余，倍加钦佩。

虽然不在键政圈混了，但社会影响力貌似更大了。

张东荪在他的朋友圈了解到这一点后，很欣慰，也很自得。

这种旧文人与生俱来好名的弱点，为他后来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大家读书学史，只要不是脑子特别傻，性格特别轴，肯定明白一件事：在中国，文人想与政治彻底绝缘，是不可能的。

尤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这句话，不是白讲的。

张载的横渠四句，大家都知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听听，把文人内心深处那点事，讲得简直不要太直白。

但人有理想，有志气，是对的。

想为大众做些事，顺便实现自己的抱负，更不是坏事。

尤其读书人。

当然了，君子得时而驾，不得时蓬累而行。

做事情单凭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种社会条件的配合。

君子善假于物也。

急流勇退也好，华丽转身也罢，人生苦短，要做的事很多，一个人的选择，只要秉承内心的呼唤，都是正常的。

张东荪的选择，无可厚非。

四重出江湖

1931年，躲在校园里享清闲的张东荪，终于耐不住寂寞了。

既为了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于1931年10月在北平发起成立“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周刊。

1934年10月张东荪、张君劢在天津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即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大会。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张东荪起草的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提出“修正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稍微了解陈独秀为人的都明白，张东荪即便再怎么反对共产主义，陈独秀也不会对他怎么样。

张东荪在其大作《西洋哲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法采取了轻蔑、排斥的态度，他认为”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它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距离太远，…….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过于物质主义化的关于权力斗争的“哲学”…..”

陈独秀看到张东荪这些关于“马哲”的暴论，肯定不高兴，但他会不由自主地去共情张东荪的学术情怀，顶多写篇文章反驳一下，不会对其进行线下的物理攻击。

但被黑道大佬陈其美带出道的常凯申，与陈独秀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众所周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还有些许头发的“光头”常凯申，毫不顾忌在苏联的亲生好大儿蒋经国的安危，以“清党”为借口，悍然举起屠刀，杀掉了一半的**员与一大半的国民党左派党员。

所以张东荪那帮人，搞西方宪政，想越界在常凯申的碗里捞食吃，这种行为，文艺点说叫：与虎谋皮。粗俗点讲叫：找死。

常凯申，悍然在“四一二”中杀了那么多人，目的是搞独裁，绝不是为了搞西方民主宪政。

常凯申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表面上文质彬彬的，一口绍兴官话，之乎者也的，他内心的阴冷、黑暗与暴戾，绝非一般人能够触摸。

他的大哥陈其美暴尸街头的时候，年轻的常凯申悍然不惧，亲自去收尸，惹得国父心旌摇曳，立马招为带刀侍卫。

说起来，常凯申这一生，跌宕起伏，滑铁卢也不少，被桂系搞下野，被结拜兄弟搞兵变，但除了能够给自己拉风投的“大令”宋美龄，还真没啥别的让他害怕的人。

牛皮哄哄的老毛子鲍罗廷，够牛了吧?

一度权倾朝野，同时掌控国共两党，不也在四一二事变中，被他搞得连滚带爬吗。

从张东荪向常凯申伸手捞食这个事看，暴露了一个事实：张东荪虽然号称研究系大将，哲学大佬，但在政治上，其实相当幼稚。

他虽然时政爽文写得不错，但其实并不懂政治，也不懂党派斗争，更感受不到国民党的黑帮气质。

本质上，张东荪还是一个文人。

一个传统的旧文人。

只不过这个旧文人，披上了所谓的新文化的外衣，恰好赶上风口，写了一些时政爽文，显得有点深度罢了。

这就如同现在的网红二罗一马，动不动就搞什么跨年演讲，俨然一副青年导师范，没啥区别。

实际上稍微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明白，那些天花乱坠的东西都是些鸡汤，割韭菜用的。但由于盛鸡汤的碗比较时尚，迎合了年轻人的趣味，显得高深难辨而已。

真正的政治运动，不是过家家，也不是键盘侠耍嘴炮，博弈内核在信仰的加持下，不仅叙事宏大，在实操层面，残酷、粗粝，恐怖，甚至血淋淋，没有丝毫温情可言。

一句话，政治斗争，你死我活。

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暴力机器。

革命，说白了很简单，就是砸烂一个旧的暴力机器，建立一个新的暴力机器，其过程之艰辛之残酷，想一想就明白了。

还是那句话，张东荪骨子里，是一个旧文人，不是革命家。

他与同时期的很多名人相比，名气不遑多让，但意志力、战斗力弱爆了。

周树人，虽然也写公众号，穿长袍留胡子抽着烟，文人范十足，但无论是周树人还是鲁迅，意志都无比强大，骨子里，是一个不折不扣文化战士。

至于徐锡麟、秋瑾那批光复会铁血义士，张东荪更是一万匹马也追不上。

徐锡麟、秋瑾，与陶成章并称光复会三杰。

而陶成章据说就是常凯申暗杀的。

蔡元培，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也喜欢穿长袍马褂，戴副黑框圆眼镜，文人气质也很浓，曾担任过北大校长。

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光复会的大佬。

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蔡元培是策划人之一。

当年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武汉国民政府一成立，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便开始策划反共“清党”相关事宜。

蔡元培也跟着张静江来到了上海，和李石曾一起谋划。

张静江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反共分子，蔡元培和他往来甚密，是多年老铁。

在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上，蔡元培被选为会议主席。

吴稚晖直接开炮：“陈独秀说，二十年内实行共产，但**人已经有了谋叛之心，对中华民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国家前途，我们必须要清党。”

蔡元培附议，且提出所谓的相关证据来证明。

在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共同谋划下，两份所谓的“**阴谋破坏国民党”的材料横空出世，材料中还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中共在浙江的几条罪状。

会议最后，又制定了一份通缉名单，上面写着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员的名字，主持制定这份名单的人正是蔡元培。

短短3天，蒋介石就杀害了超过300名**员，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陈延年、赵世炎均在这场政变中陨落。

不仅如此，更多的国民党左派也被屠杀殆尽。这使得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彻底沦为一个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极端右翼反革命政党。

这一点，大家想不到吧?

在大变革的时代，历史人物的选择，往往出乎人的意料。

例如张东荪在抗战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

五抗战显风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张东荪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他绞尽脑汁，分析时局，形成了一个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目标是：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与国民党的矛盾，共同抗日。

1938年初，他与他燕京大学的学生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借会议之机准备将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于是失望地返回北平。

在燕京大学，他开始与我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但耐人寻味的是，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有人讲，他有日本同学在关东军大本营任职，所以有恃无恐。但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发现具体的证据，或是文人相轻的坊间传闻。

张东荪留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当时已经被傀儡政府改称北京)，一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教哲学课。

1941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东荪任中央常务委员，后兼任秘书长。

这一年的12月8日，发生了件大事，日本偷袭珍珠港，与美国相互掐起来。

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被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

张东荪是当时知名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军部对他颇感兴趣，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价码是“教育部长”、“北京市长”。

然而，张东荪判断，日美在太平洋作战，虽然日本一开始占了先发优势，但美国以雄厚的制造业做后盾，最终赢家一定不是日本，而是美国。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他对日本人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

他自己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就因为这句话，让我党也对张东荪刮目相看。

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1年半徒刑，缓刑3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张东荪在日本的威逼下，坚决不做汉奸，保持了文人风骨，风评大涨，高票当选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真正成为民盟骨干。

六高光时刻

张东荪成为民盟大佬，不仅仅靠不当汉奸这件事。

十四年抗争，不当汉奸的文人多了。

真正让张东荪成为民盟排名前三的大佬，源于一件事，就是傅作义起义。

用某些人的话来讲，张东荪发挥了中间路线的作用，左右斡旋，促成傅作义起义，促成了北京和平解放。

这种说法，我个人表示有点过了。

傅作义起义，肯定不是张东荪一个人的功劳。

应该说，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傅作义起义，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绝非一个人的功劳。

教员主导的三大战役，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