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态演进史》对“世界正义战争”的指导意义

《战争形态演进史》书评之三

一、从“反侵略”到“反格式化”：正义战争对象被重新定义

传统正义战争理论(不管是中国的“正义战争”还是西方的just war theory)，一般围绕几件事：

有没有正当理由(比如反侵略、自卫);

目标是否有限(恢复秩序，而不是征服屠杀);

手段是否克制(不滥杀无辜、不使用不必要的极端武器);

李贵涛这套理论，把“侵略”的本质从领土和武力，扩大到对他国社会运行“格式化”的强制行为[1][2]。在这个框架下：

侵略不再只是“占地盘、打军队”，而是：打断对方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产业链、金融体系、教育与信息渠道);强行植入一套有利于己方的技术标准、金融规则、叙事体系;让对方社会被迫按你的“操作系统”运转。

因此，“正义战争”的根本对象就变成：

一切试图垄断并滥用“社会格式化权”的行为与势力。

这比传统“反侵略”更深一层：不是只看“有没有坦克越境”，而是要看：对方是不是在通过技术、金融、舆论等手段，系统性改写你的社会结构和文明走向。

在这个意义上：反霸权、反技术垄断、反文明同质化，本身就构成新型正义战争的内涵。

二、“广义毁伤网”时代：正义战争的评判标准怎么升级?

进入他所说的“第三形态：军事广义毁伤网主宰”的时代[2]，战争形态是：

金融制裁、技术封锁、芯片战、供应链“卡脖子”、网络攻击、认知战、颜色革命，这些共同构成一个“看不见的全球战场”[1][3]。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还按老标准只盯“打没打仗、死了多少人”，正义与非正义就会严重失真。依据《战争形态演进史》的视角，可以给“世界正义战争”增加三条“格式化时代”的评判维度：

1. 看目的：是在“防止被格式化”，还是在“强行格式化别人”?

正义的一方：其行动的目标是阻止对方通过技术、金融、信息等手段，把本国或第三国变成其附庸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建立自主支付系统、国产操作系统、独立芯片生态，是为了减少被单一势力控制的风险，属于“防被格式化”的正当防卫。

非正义的一方：明面上打的旗号可能是“安全”“秩序”“人权”，实质却是要让别国彻底依附于其技术标准、供应链体系、话语体系——把别人改造成“自己系统的插件”。

判断要点：谁在维护“文明多样性与制度自主”，谁在推进“单一格式全球化”，两者在价值上完全相反。

2. 看手段：是“有限防御”，还是“结构性毁伤”?

在广义毁伤网里，即使不开一枪，也可以对一个国家造成致命破坏。

因此，正义战争要增加一个标准：不对对方的文明生存结构实施不可逆的破坏性格式化。

合法防御性做法例子：有针对性地制裁对方的战争机器、军工科技，而不瘫痪其民生系统;针对入侵国的核心决策与指挥系统进行网络战，而有意避开医院、电力民用系统。

非正义做法例子：把一个国家整个金融体系“拔网线”，导致社会长期失序;刻意断其粮食、医疗物资供应，使其平民社会崩塌——这已经不是“遏制侵略”，而是直接格式化对方社会为“废墟—难民—附庸经济”结构。

3. 看结果：是扩大了被压迫者的选择空间，还是让其更加依赖你?

如果一场自称“正义”的战争，最后结果是：目标国政治制度由你设计

技术体系用你的教育和媒体被你的叙事占满。那么，从社会格式化的视角看，它极可能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二次殖民”。

反之，如果：战后协助对方恢复多元技术来源，帮助建立其自主可控的数字、金融与产业体系。那么这更符合“正义战争”的文明标准——即让对方重新掌握自身社会格式化权，而不是从一个霸权跳到另一个霸权。

三、对现实“世界正义战争”的三条直接指导

把以上抽象原则具体化，可以得到三条对当代世界非常实用的“正义指引”：

1. 正义战争的核心目标：捍卫“文明格式化主权”

书中观点认为：“争夺格式化权力，是当代最根本的新型军事目的与政治斗争最高表现形式”[1]。因此，在国际政治中：

正义的斗争：

是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为了不被某个技术-金融-文化霸权彻底格式化，所进行的反制与自卫。包括发展自主标准、高端制造、独立支付与结算体系、独立叙事平台等。

不正义的斗争：

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规则和价值观打包当作“唯一模板”，强行推广为世界默认选项，并通过依附关系锁死别国。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非常实用的判断标准是：

任何让你“永远离不开它”的技术、金融与平台安排，都有可能在削弱你的文明格式化主权。

2. “非热战形态世界大战”中，什么才是正义阵营?

按照“现代战争已从物理歼灭转向文明格式化”的判断[3]，我们当下很可能已身处一种低烈度但持续性的“世界大战”：贸易战、关税战、芯片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与SWIFT体系排斥、舆论与平台的认知博弈。在这种背景下，正义与非正义，不再是按阵营划线，而是按以下标准划线：

谁在维护世界技术与规则的多样性(例如推动多币种结算、多标准并存)——更接近正义阵营;

谁在用垄断性平台、协议和标准，把其他国家捆绑进单一链条——就是在向“非正义格式化”方向滑。

这对判断现实中的各种“联盟”、“协定”、“框架”，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参照系。

3. 对中国乃至其他“后发国家”的启示：如何开展“正义战争”?

结合书中的逻辑，对中国、以及其他希望保持独立发展的国家而言，“正义战争”的实践应包含三层：

防御层：防止被格式化

建立自己的芯片生态、工业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如本币结算系统);

推动本土内容平台、算法体系，避免核心叙事被单一外部平台垄断。

这些行为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自我防御性的文明保底手段。

反制层：对不正义格式化行为进行有节制的还击

面对恶意制裁与技术封锁，可以通过对等反制手段(关税、技术管制、供应链重组)逼迫对方停止滥用格式化权;

但应避免走向“全面互毁”，不以摧毁对方文明结构为目标，而是以恢复对等博弈为底线。

建构层：提供“可自愿接入”的文明格式

提供多样化的全球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数字平台、支付系统等，让其他国家有选择，而不是只有一个“西方模板”可用;

在规则与价值观上，不搞单一意识形态输出，而是强调“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

这种做法，不是“扩张主义”，而是用一个更宽容的文明格式，与“强制单一格式”展开战略竞争——这是全球意义上的“正义战争”。

四、对个人与国家决策者：两层“可操作”的启发

1. 对国家决策者：把“格式化风险”纳入安全与正义判断

判断一项对外行动是否正义，不仅要问：

合不合国际法?

有没有民众伤亡?

还要加一条：这项行动会不会导致对方在技术、规则与文化上丧失自我改造能力?如果答案是“会，而且是不可逆的”，那么即便打着再漂亮的旗号，也很难称为正义战争。

2. 对普通人：日常选择也是“微观正义战争”

在“全员参与”的广义战场中[1]，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微小地影响文明走向：

选择怎样的平台、怎样的支付工具、怎样的信息来源，本身就是在选择谁来格式化你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结构。理解“社会格式化”的基本逻辑，是普通人参与世界正义战争的起点——不盲目相信单一叙事，不完全依赖单一平台，不把“方便”当作唯一标准。这也是这本书真正“接地气”的地方：

它告诉你，正义战争不只发生在战壕里，也发生在你每天点开哪个APP、用哪种支付、信哪种叙事的那一刻。

五、结语：在“谁来格式化世界”的大博弈中谈正义

综合来看，《战争形态演进史》对“世界正义战争”的最大贡献在于：

把正义战争的对象，从“打不打人”扩展到“允不允许别人格式化你的文明”;

把正义战争的标准，从“有没有侵略领土”升级为“有没有强制重写别国社会结构与发展路径”;

把正义战争的实践，从战场延伸到技术、金融、平台与叙事构建的长期博弈。

在它的视角中，真正的世界正义战争，不一定表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而更可能表现为：维护技术标准多元化、反对金融体系单极霸权、支持每个文明自主选择自己的“操作系统”。通过合作与建设，而不是殖民式输出，来赢得别国“自愿接入”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本书对正义战争的指导意义：

21世纪的世界正义战争，不再只是“谁能打退侵略者”，而是“谁能阻止世界被一种单一的技术—金融—价值格式化为同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不只是一本战争史，更是一部“当代文明生存与正义抗争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