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谈立场，越来越像在玩一种“出身推理游戏”。仿佛只要翻一翻履历、看一看家庭背景，就能迅速给一个人下结论：你有没有资格谈劳动?你凭什么理解底层?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判断方式看起来很“唯物”，实则往往粗糙得惊人，甚至背离了唯物史观本身。

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被反复引用、反复截图、反复当作“终极判词”，但在传播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被悄悄省略了：社会存在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存在。它不是只由“有没有吃过苦”、“家里穷不穷”、“是不是小镇做题家”来决定的，而是一个动态、多层、交织着实践与关系的复杂整体。

如果我们把社会存在简化为银行卡余额，或者童年创伤清单，那得到的结论注定是扁平的。

在很多流行叙事中，社会存在被理解成一种“原罪”或“免罪金牌”。穷过的人天然正义，没穷过的人天然失语。这种逻辑在情绪上可以理解，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

社会存在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物质条件、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它从来不是唯一变量。一个人是否长期参与具体的社会运转?是否被卷入真实的矛盾场域?是否在制度、组织、权力结构中承担过位置?这些都会深刻塑造一个人的认知结构。

举个并不罕见的例子：有些人并未经历长期的物质匮乏，却因为职业特性，被迫直面最赤裸的社会矛盾。做基层医生的，要在资源不足与生命责任之间不断权衡;做系统运维的，要在资本压缩成本与风险兜底之间扛雷;做内容审核的，要日复一日处理被算法吞噬的情绪与暴力。这些经验并不写在贫困证明上，却是真实的社会实践。

社会存在不是一张出身说明书，更不是一锤定音的标签。

唯物辩证法强调实践的决定性意义，但我们往往把“实践”理解得过于狭窄，好像只有体力劳动、流水线、外卖骑手才配得上这个词。事实上，任何被结构性矛盾反复摩擦的位置，都是实践场。

一个人如果长期处在信息、资源、权力的交汇点上，哪怕他个人生活并不拮据，也极有可能比很多“吃过苦”的人更早意识到系统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更聪明，而是因为他每天都在见证矛盾如何被转嫁、被掩盖、被包装成“个人选择”。

很多认知的跃迁，并不是源于“我曾经饿过肚子”，而是来自“我亲眼看到规则如何运行”。这种经验无法通过想象获得，也无法靠道德共情补齐，它只能在具体的位置中慢慢积累。

因此，用是否穷过来推断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偷懒。

如果说社会实践决定一个人看到了什么，那么社会关系决定他如何理解这些东西。

一个人处在怎样的关系网络中?他与谁合作、与谁对立、被谁评价、为谁负责?这些都会持续塑造他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更多时候它们充满张力、博弈与妥协。

很多时候，真正让人发生转变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关系中的撕裂感：你发现努力并不总能换来回报;你意识到规则并非中立;你看清了“合理安排”背后的权力逻辑。这些觉醒往往发生在关系冲突之中，而不是在苦难叙事里。

从这个角度看，那种“你没吃过我的苦，所以你不懂”的说法，虽然情绪上成立，却在理论上过于简单。理解社会，并不只有一条通往底层的单行道。

一个常被忽略却非常关键的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并非都出身于贫苦家庭。除了斯大林外，其余几位的家庭条件放在当时，甚至称得上优渥。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阶级结构做出最深刻的分析。

原因并不神秘。他们长期、系统地嵌入了社会矛盾的核心地带：理论生产、政治斗争、群众组织、革命实践。正是在这些高密度的社会关系与实践中，他们的意识不断被重塑、被逼迫升级。

这恰恰说明，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承诺“穷人必然正确”，它只强调意识来源于存在，而存在是历史的、关系的、实践的。

把出身当作思想正确性的担保，本身就是一种反历史的理解。

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机械阶级论有时披着激进外衣，实则非常保守。它把复杂问题道德化，把结构问题个人化，用标签代替分析，用站队代替理解。

这种思路看似锋利，实际上极易滑向犬儒：只要对方“出身不对”，他说什么都是虚伪;只要自己“吃过苦”，观点天然免疫批评。长此以往，讨论不再指向现实结构，而变成身份互殴。

唯物辩证法从来不是用来“封嘴”的工具，而是用来打开复杂性的钥匙。它要求我们看到运动、变化和多重中介，而不是用单一标准一刀切。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认知从来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无论一个人是否经历过物质匮乏，只要他愿意在现实中承担位置、直面矛盾、反思自身关系，他就有可能形成超越个人处境的理解。

清醒不是某个群体的专属勋章，也不是苦难兑换来的特权。它是一种持续被现实敲打后的产物，是在复杂世界中不断校准自身坐标的过程。

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唯物史观，就应该尊重这种复杂性，而不是把它压缩成几句好传播的判断。毕竟，真正的理论，从来不是用来简化世界的，而是用来理解世界为什么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