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究竟什么能够救中国

近几年来，国内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猖狂，很傲慢，他们不仅背离宪法，疯狂鼓吹私有化，还从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发起“进攻”，不仅美化地主，淡化剥削，还公然打出“只有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旗号，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不能不令人警惕。

“市场经济”果真能救中国吗?这个问题答案其实早已经有了，它既不在易中天的嘴上，也不在国内那些头面人物的文章里，而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只要看看几十年来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没错，“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这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这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马克思、恩格斯也并不讳言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能力。早在《**宣言》中他们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多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易中天们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断定“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说明他们太浅薄了，于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高明，他提出了“法治的市场经济”，以为有了法治社会、契约关系，就能实现和保持国家或者社会的发达繁荣和自由平等富裕，道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客一直以来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公式”呀。

然而，易中天们恰恰忘记了一个问题，即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这些东西，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的“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所谓法治又是谁的法治，他们的契约又是跟谁契约?

先说财富问题。只要用豆包、DEEPSEEK搜索，就很容易得到这个答案：

一、核心数据

财富集中度：顶端10%家庭约占66.8%财富，底层10%仅0.6%，差距超百倍;约0.33%富裕阶层持有私人资产67.44%(约290万亿元)，剩余99.67%人口共享32.56%。

收入差距：2024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0.465，近年高位徘徊;城乡收入比约2.34:1，仍是总体收入差距最大来源 。

社会财富：2025年总规模约790万亿元;国有资产360万亿元(45.6%)，私人资产430万亿元(54.4%)。

群体分层(中金2025)：顶层(≥5000万)占0.07%家庭，握9.2%财富;富裕层(1000万-5000万)0.33%，握22.1%;中产(300万-1000万)7.0%，握24.6%;普通层(<50万)70.7%，仅握2.3%。

资产结构：家庭财富约**65.61%**为房产;多房产家庭总资产中位数(785.3万元)显著高于无房家庭(89.7万元)。

二、结构性特征

人群差异：中产房产占比高(500万-1000万资产家庭达78.6%)，底层(92.62%人口)仅持私人资产不足7%，人均约2.3万元，收入以工资为主且偏低。

城乡与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贡献总体差距近半;上海家庭存款中位数约为农村地区3倍;金融业等存款中位数显著高于餐饮等服务业 。

收入与财富：劳动性收入是多数人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占比约8.8%，且集中于高财富群体，财富积累呈马太效应

看到这样的数据，不知道易中天们凭什么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他们是不是认为，对于一个还挂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中国，这样的财富结构很正当、很合理?我们的革命先辈难道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中国吗?无论从政治伦理上，还是从经济现实上，我们都难以得出与易中天们一样的结论。

再看看他所谓的“法治”。四十多年来，“法治(原来叫“法制”)”这个词很吃香，吃香的程度在《新华字典》里找不出几个来。就是这样一个被捧上天的东西，却在现实面前表现的很苍白无力，既没有管住贪官污吏，反倒不断为贪官污吏开脱罪责，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巨贪不杀”的先河，也没有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反倒成了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保护伞，最近发生“**记录封存”，就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案例，而老百姓则“小过重罚”，掏几个鸟蛋就要被处三年刑期，贪官即便贪污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也掉不了脑袋。更为荒唐、可怕的是，中国的所谓“法治”，已经成为政府部门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塞进法律，塞进部门规章，甚至塞进所谓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反过来又靠这些东西来保护他们的固有利益。一个屠宰办，就可以把老百姓杀猪变成“私屠滥宰”，而剥夺老百姓杀猪的权力，这个利益去哪里呢?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据说，政府每年都有立法计划，每个部门都会争取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立法计划，让谋取部门利益的行为通过人大这个法定组织而“合法化”。多如牛毛的“法律”，就像捆在人民身上的一根又一根“绳子”，让中国老百姓几乎到了“动辄得咎”的程度。试问易中天们，这样的法治，再加上畸形的“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吗?

由此不难看出，易中天们所谓的法治，是多么的天真可笑，他们以为把西方那些所谓的“法治”照搬到中国来，就能万事大吉。他们根本不懂得，即便外来的东西再“洋”，再“花哨”，离开了中国这块土壤，也毫无价值可言。

所以说，别看易中天这些人有这个头衔、那个帽子，然而他们实在是很不争气，除了重复西方资产阶级的残渣剩饭外，没有一点长进，既没有新发现，也没有新见识，更没有从实际出发反思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就是过去所批判的“爬行主义”，跟在洋人后面，当洋人的吹鼓手，甚至是“打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应当了解“五四时期”的中国人，那代中国人已经从盲从西方，盲从资本主义，转到向往苏联、追求社会主义上来，而100多年后的易中天至今还生活在西方普世价值构建的迷幻里，看不到中国的现实，更不愿意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实在令人喟叹：中国的那些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熏陶出来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并没有丝毫进步，而是在倒退，他们自己倒退不说，还要拉着别人倒退。

至于所谓的“契约”更是不靠谱。“契约”是西方的东西，卢梭还著有《契约论》，于是一些中国人便喜欢高喊“契约”二字，以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契约”这种洋玩意实在是“不靠谱”，之所以说它不靠谱，就在于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中国当今社会“精英”阶级，几乎都变成不靠谱的“忠实信徒”，而对于以信奉诚信为本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总是因为太“诚实”而吃亏，成为遵守“契约”的受害者。这个问题，几乎在政界、商界、文化界、法律界甚至医疗界、教育界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政界来说，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推行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孩子好，政府来养老”，然而政府却不信守当初的承诺，政府养老，变成了个人养老，或者是个人出钱的“商业养老”;从商业来说，从产品到服务，从保险到电信，几乎每个领域都变成“契约”精神的重灾区，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金融欺诈、电信**、乃至医疗服务、殡葬服务等，只要说的上的领域，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信誉问题。至于文化界、法律界等领域的“契约”问题，中国老百姓自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否定“契约”精神，我们否定的是易中天们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尽管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契约”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种“契约”精神，更不去正视造成这个问题的社会原因，不懂得该如何改造社会，而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既能正确认知社会，又懂得如何去改造社会。

“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结论，而不是中国人民的答案。“市场经济”不仅不能救中国、解放中国，而恰恰相反，正是它给中国造成了极度的贫富差距，制造了重重大山，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重新压在了五行山下，让中国人民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更让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面临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市场经济”还让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滑落到历史低点，白猫黑猫猖獗，几乎到了不讲是非、美丑不分、群魔乱舞的程度，男人不以无骨气而羞愧，女人不以娼妓为可耻，官僚阶级别提为人民服务，如果能守住廉洁就要烧高香了。刀郎的“罗刹海市”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深刻揭露与批判。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我们坚信：能够救中国、救中国人民的，只有社会主义，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