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我今年63岁，读初中是在本村读的。可如今，我的村庄连小学都没了。和我的家乡一样，全国有无数乡村的学校被撤得精光，孩子要读小学只能背井离乡进县城，而进城的第一道关卡，竟是“必须在县城买房”——没有房产证，哪怕你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只能被学校拒之门外。这种将教育权与房产捆绑的做法，是对义务教育本质的公然背离，更是对千万农村家庭的无情盘剥。

义务教育的核心要义，是“就近入学”与“免费就学”，这是写入法律的底线原则。可现实却是，从 2001年撤点并校政策推行以来，全国小学数量在短短十余年里锐减35万余所，平均每年消失3万所。吉林省LJ市65个行政村只剩1所村小，安徽省YX县的孩子要走9公里崎岖山路才能到校。镇村小学的消失，名义上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则把教育的成本与负担硬生生转嫁给了农民。当农村不再有学校，农民要么让孩子辍学，要么只能咬牙进城——可进城求学之路，“房产证”成了拦路虎。

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招生政策白纸黑字写着，入学需“户口和房产证审查双达标”，户口与房产证不一致时“以房产证为准”，购房协议、租房证明一概不算数;道县的农民在县城买了商铺，却被告知经营性用房不能作为入学依据，哪怕邻居家同样的情况能入学，自己的孩子也只能被分流到偏远学校。这些政策看似“依规办事”，实则暗藏着对农村家庭的制度性歧视。农民家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不过几万元，县城一套房动辄几十万，为了孩子上学，他们不得不掏空积蓄、背负房贷，甚至有人被迫放弃务工进城陪读，丧失了收入来源。义务教育本应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惠民工程，如今却成了“因学致贫”的新推手，这与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

更令人寒心的是，这种“房产证门槛”正在制造新的阶层固化。城里孩子生来就能享受就近入学的便利，而农村孩子要想获得同等教育机会，必须先跨越“买房”这座大山。这本质上是把教育资源变成了房产的附属品，把贫困家庭的孩子挡在了优质教育的门外。陶行知先生百年前就警示过，乡村教育不能“叫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叫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如今，撤点并校逼着农民进城，房产证门槛拦住孩子上学路，正是这种错误教育导向的延续。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农村孩子，他们的童年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未来被一张房产证限制，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复兴的隐忧。

现在农村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也越来越多，乡村孩子受教育难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义务教育的本质是保障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无论其家庭贫富、户籍所在。农村学校的撤并，理应以保障孩子就近入学为前提，而非简单追求规模效益;县城学校的招生，理应以实际居住为依据，而非将房产证作为唯一标准。福建永泰县“只要有一个学生，学校就不能撤”的理念，才是教育应有的温度;国家反复强调的“保障流动人员子女、返乡人员子女正常入学”，更不应成为一句空话。

我们不能让房产证成为农村孩子的入学拦路虎，不能让教育公平在“学区房”的炒作中失守。各级政府必须正视问题，重新审视农村教育布局，恢复必要的农村教学点，降低县城入学的房产门槛，以实际居住证明、租房合同等多元依据保障入学权利。更要把教师在不同学校间的轮岗制度坚持好。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村孩子和家长不必为上学背负沉重负担，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照亮乡村未来的希望之光，而不是压垮农民和人口断崖式减少的最后一根稻草。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是“育房”，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却为了钱而打孩子受教育的主意，搞得生不起、养不起、教不起而出生率断崖式下跌，我们这代人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