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伟大的实践力量，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发表以来的几个月中间，在全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里显示出了一幅非常生动辉煌的景象。成千成万的干部的眼睛空前明亮起来了，几万万人民中间潜伏着的创造积极性得到了解放。像不能遏止的无尽的洪流一样，像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样，很短的时期里，全国各地的农村就进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由去年七月到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百分之十四急剧地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到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动起全国各方面的革命改造的运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都进入了新的高潮;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的加速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工业农业生产计划的指标要大大地增长，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发挥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所预示的文化高涨的新中国的远景已经在望了。变革是这样地深入、普遍，以至于老鼠、苍蝇、臭虫、蚊子之类的害虫害兽，以及各种危害人民的疾病都有可能一步步地加以肃清。中国人民现在是抱着空前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自己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日益走近幸福美妙的生活前途。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是在于它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地概括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中的经验，揭示出周围事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向人民指出当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已经成熟了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道路。使人民群众中间已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历史要求变成他们的普遍的自觉的行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典故，可以用来作为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的譬喻。当着社会变革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了的时候，及时地吹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东风”，就可以把人民群众中蕴蓄着的无穷无尽的积极力量鼓舞起来，使社会上出现惊天动地的伟大的变革事业。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于全国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就是正当其时地吹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风”。它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原理，依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参照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总结了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期的历史经验，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经验，分析了当前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国高潮就要到来，明确规定了我党应该对当前运动进行积极领导的方针，以及贯彻这方针的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规律。成千成万的干部在这个报告的帮助下进一步认识清楚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认识清楚了我们依据这规律所应该遵循的斗争道路和斗争方法，因此就大大地提高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通过干部的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思想迅速地就成为千万农民的自觉的活动，就成为推动全国农村以及各方面社会变革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之所以能够把人民群众的这种无穷的革命精力引发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原因，只是因为它里面所表现着的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科学的先进思想，它十分确切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真正切身的需要。农民群众用衷心感激的心情表示，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地善于为他们作打算的，这就是它的威力的根源。

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能够发挥这样强大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就理论本身来说当然也具有着科学的创造性。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涉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问题。就像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之一，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之一。从学习哲学的角度上来读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会使我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获得许多非常生动和深刻的启示。

二

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反映，是推动社会的革命变革的主观方面的指导力量。革命运动在它的前进过程中必须克服阻碍革命的旧势力的种种抵抗，这些抵抗的方法中，包含着各种反动的、保守的思想抵抗。为着贯彻革命运动中的正确的思想指导，革命理论必须对一切阻碍人民的革命自觉的错误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批判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发挥革命理论的实践作用所不可少的环节，通过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错误的保守的或反动的思想的社会影响，把前进的阶级力量集中到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向下面，才能够对于给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力量以致命的打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就具有着这样的重大意义。

从学习哲学的角度上来看，毛泽东同志对于右倾错误思想的批判，首先是在革命的领导工作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范例，是像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贯穿着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斗争精神的范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就在于要求我们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认真贯彻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任何种类的唯心主义的倾向。恩格斯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别的唯物论不同的地方，这样说：“新的学派所不同的，只是在这里首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论的世界观，这世界观已经彻底地——至少在基本点上——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了。”(恩格斯：《费尔巴 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列宁论到恩格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性原则时说：“在他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是简要和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7页)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著作批判各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在哲学上总是坚持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的。

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就是在观察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贯彻“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的原理，贯彻“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就是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必须力求我们的主观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实际。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版，第141页) 又说，唯物主义的意义，不外是要“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而不是从什么幻想的联系上"(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把握事实。毛泽东同志在他以前的著作中曾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反复阐明过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他指出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努力做到“客观的看问题”,要经常注意“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毛泽东：《矛盾论》)的原则;注意到“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原则。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他曾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6页)。他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3页)最近他又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里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严肃地对待唯物论的世界观”。 ——我们应该严肃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要加以贯彻。这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坚持力求认识“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唯物论路线，反对凭主观的“幻想的联系”来把握事实的唯心论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倾向。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工作中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发展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行动给予正确的指导，使斗争的胜利得到保证。换句话说，在实际工作中所有的一切原则性的错误，都是在思想上违背了上述唯物主义道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党性，而走上了主观主义的迷途的结果。

一切原则性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两类：或者是表现为急躁冒进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或者是表现为保守主义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是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之下发展的。新事物的发展条件在当时当地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而我们却过早地认为它应该出现，这就会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要求脱离客观实际情况，就会把我们引到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急躁冒进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当新事物的发展条件在当时当地已经成熟了时，而我们却看不见这些新的因素，以为事物仍然应该按照过去的老样子发展，这就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就会把我们引导到另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保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同样都是不能认识事情的“本来面目”，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观察问题时离开了唯物论路线走上了唯心论路线，虽然它们是从不同的方面，脱离客观实际的。

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的错误，从哲学思想方面来看它的根源，是由于在主观认识上落后于客观实际，因此就违背了唯物论路线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迷途。“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是客观的实际，这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我们对科学的唯物主义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上来把握事实，那我们就一定会设法在工作中力求使自己了解事情的这个“本来面目”，就会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确切地反映这个客观的实际情况，依据这客观实际情况来正确地规定我们指导行动的方针，而这方针就只能是“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就是指示我们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却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在全国就要到来而且部分地区已经到来的高潮前面陷于“熟视无睹”的盲目状态，在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早已成熟了的新的发展趋势前面失去了弄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能力，他们按照自己主观的、陈旧的标准，根据片面的材料来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使自己的对于事物的观察远远地落后于客观存在，使事情的“本来面目”被“外来的”“附加”上的保守主义的主观解释所蒙蔽。他们用这种保守的观点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来规定领导工作的方针，而这工作方针也就不能不充满着许多“幻想联系”的成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们的主观认识和他们的这种主观领导的方针既然不能正确地反映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相反地，却落后于运动的实际情况，因此，他 们就不能够“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使这个运动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迅速地开辟自己的广大地盘，如像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及后来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们对于正确的“领导”是“用各种办法拉它向后退”。他们的办法是“绕开社走”、“坚决收缩”、“勒令改组”、大批地“砍掉”等等的消极行动和粗暴处置。这种错误的领导阻碍了运动的迅速前进，引起了农民群众很大的不满，使工作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唯物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开始号召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时曾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5年版，第758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唯物论的党性原则之必须坚持，主观主义及一切种类的唯心主义之必须打倒，理由就在这里。

三

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很有经验的同志，竟在农业合作化这样重大关节的问题上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情况的认识表现了盲目性?为什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会违背唯物主义的原理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深刻的哲学的 一认识论的回答：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 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一段话现在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大家都注意到，为着从工作错误中充分学到教训，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意义。在农村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他们是有经验的，在他们的错误没有被指出之前，他们凭着个人的经验，凭着自己所观察到的事实材料，就以为自己的看法已把握到了事实本身的联系，因而就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们亲身在指导农村工作，他们对于农村的情况，是有过一些“调查”的，是根据一些事实材料来作估计的，难道这样还不能把握到事实本身的联系么?难道这样获得的认识还不能反映农村运动的客观实际情况么?然而，他们毕竟错了，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错误观察误认为已把握到了事实本身的联系，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所掌握的那些“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的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只是那些非主流和非本质的东西。如果仅仅只是片面地注意到非主流非本质的东西，而看不见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本身的客观联系，就不可能正确估计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什么一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却去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呢?

也是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曾指出两种人的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说：“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758页)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这两种主观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同时，教条主义也并不只是存在于研究工作的人中间，在指导实际工作的人中间，也有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单凭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来对待问题，而这种教条主义曾在一个时期占据了领导地位，曾使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是经验主义性质的。它不是产生于只注意空洞的“理论”研究，而是产生于对实际运动观察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特点，是在于把眼光限制在局部的经验范围之内，而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忽视了理论的指导，忽视了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真学习研究，特别是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观察事物，因此才会只看见表面的现象，只看见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而看不见事情的本质、运动的主流，看不清贯串事物全过程的规律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必须配合着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相应地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使之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是贯穿过渡时期全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已确定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也是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指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真理，它是正确地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正确地反映着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在过渡时期领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正是根据了绝大多数农村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农村合作化必然要获得农民的积极拥护。这是必然的趋势，是事情的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如果真正在实际上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普遍真理，而不是只在口头上述说这个真理，那么当观察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时候，就应该努力从实际生活中去注意寻找那些能够表现事情本质和客观发展趋向的积极因素，而不应该过分强调和这些事情本质和客观发展趋向相矛盾的消极因素。当面临着农民群众对合作化运动表现了积极性的时候，不管同时在运动中看见了多少缺点和困难，就应该首先注意到，农民群众的这种前进的积极性是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主要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新生力量，是事情的真正本质的表现;就应该认识到，运动中的许多缺点和困难，是在运动中必须和可能附带解决的问题，但决不会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由于农民走向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是事情的主流，因此这些消极的障碍，只要把农民的积极力量发挥起来，是一定能打破的。认识了这一点，就应该能够确定把“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作为行动的方针，而不是在缺点和困难的前面“张皇失措”，“因噎废食"，把“坚决收缩”“赶快下马”“用各种办法拉它向后退”，这一类消极办法作为指示行动的方针。

自然，倘若没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倘若不懂得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倘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的路线政策没有认真的研究，要想从复杂万端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找出这样的头绪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并不是完全直接表现在现象上面，那些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常常是通过许多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甚至于通过某些假象，而表现在我们的眼前，仅凭感觉经验，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应用理性思考的工夫，是不可能把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东西做出明确的分辨来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是从错误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受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影响(只凭个人经验来观察问题的人，是很难避免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正确分辨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的东西，而且会把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反倒看做最主要的东西。尽管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已经部分地到来了，尽管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已经开始在群众的规模上表现出来了，我们的犯有右倾错误的领导者仍然要把运动中的某些困难和缺点特别强调起来，把它看做最主要的东西;而完全忽视了运动中真正主流的和本质的东西。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里提到“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其中“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只有“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办起来不是非常困难的吗?没有富裕农民的合作，不是好像很难发展生产吗?抱着资本主义分子或富农偏见的眼光看问题的人，一定要认为这里的困难是最主要的，是不可克服的东西， 一定要认为这样的合作社是完全不值得保留，应该加以“斫掉”的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经验主义的方法，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之下来深入领会事情本质的方法和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忽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仅凭个人经验和表面现象来看问题的方法，在结果上就是这样地有着“天渊之别”的。

毛泽东同志对于经验主义曾有过许多深刻的批评。他说：“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页) 毛泽东同志又说：“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 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批评，就是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的关键。

四

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中会有经验主义的错误?为什么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是不可靠的?这首先要研究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得到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曾详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指出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首先是获得一些经验的知识或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它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而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必须使认识进一步提高，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和教条主义不同，经验主义的缺点，并不在于对周围的实际事物没有感性认识，相反地，经验主义者可能还有很丰富的经验知识，问题是在于经验主义者满足于经验，使认识停顿在片面的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停顿在事物的现象的方面，不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不能通过现象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否认经验的重要性，相反地，它坚持认识论上的这个唯物主义原则：“认识开始于经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但是，理论是经验的总结，要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使我们的认识能“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跃的思维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无非是人类历史——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历史的大量经验综合思考的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经验，它所反对的是使认识停止于局部经验而不进行思考工夫的经验主义。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时候不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眼前的局部经验，而能把群众斗争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也就是依据“丰富的感觉材料”来进行思考，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运动的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就能够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能够从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知识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的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不善于综合历史的经验，那么, 哪怕个人的经验很丰富，也只能停顿在片面的、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而无法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克服经验主义局限性的具体榜样。他的论证的方法之一，是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直到今天的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做了一个全盘的总计，由此来证明这个必然的规律：合作社一定能够大大发展并且也能够巩固，因此也就有力地驳倒了那些不相信合作社能够发展和巩固的“小脚女人”式的怀疑论。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盘总结来暴露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使它和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学习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之一。

为什么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全盘的总结就有可能暴露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呢?理由是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是贯穿着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的最根本的东西，而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只是暂时出现的现象或假象。列宁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浮面的东西，更加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牢固地’维持着，那样‘稳坐着'。例如，河流的运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译本：第84页)因此，在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依据局部的经验，如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局部的现象，我们就难以分辨哪些现象是暂时出现的，“常常消失”的，“浮面的东西”，哪些是“牢固地”维持着的，贯穿全体的，表现本质的东西;反之，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个人的经验，而能注意到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概括了大量的现象，那么,那些贯串事物全体的表现，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就有可能在我们的主观认识上反映出它那“牢固地”维持着和“稳坐着”的姿态，而和“常常消失”的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由于运动已开始局部地进入高潮，在事实上已作为群众性的大量现象表现出来，而我们的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却茫然无知，这说明他们观察问题时所受到的个人狭隘经验的限制是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用来概括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决不是仅仅依靠表面的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总计，哪怕有了大量的材料，如果只凭表面现象作形式的总计，仍然不能保证一定就可以撇开非本质的东西而抓住事物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现象虽然是本质的表现，但它本身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就把本质完全暴露出来。表现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经常是同时混合着出现。农民积极地要求合作化的时候，同时就提出一系列的必须解决的困难问题，而许多都是领导工作者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问题。虽然每一个困难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新的问题总是不断地提出来，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就会误认为困难好像是主流，好像是不可克服的。第二，前面说过，现象中间往往包含有许多的假象，这种假象的因素看起来好像是与本质完全相反的。因此，就更加把本质隐蔽起来，认识如果停止在现象的表面总计，就不能揭破假象，暴露本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告诉我们，贫农和下中农对于合作化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应该有积极性的，但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人，就可以凭着这些现象，说他们那种错误意见是反映贫苦农民，也就是大多数农民的呼声的。这就是事情的暂时的假象，因为就本质来说，“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同上)不会作这样的比较，不认识贫农下中农比较富裕的农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就不能够认识事情的本质。第三，革命的实践常常有这样的任务：在新生的东西还只露出一些萌芽，而没有形成大量现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认识到它的不可战胜的本质，预见到它一定要形成发展的主流的必然前途。目前农村合作化运动当然不是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但如果有了这种情况，那就很难采用大量现象的总计的方法，而必须完全依靠更根本的科学分析方法。以上三种情形，都说明只靠表面现象的观察和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总计(哪怕是大量的)，决不能一定保证我们可以透过事物的现象，揭露其中的本质。这样的方法仍然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仍然只是停止在现象的观察方面，究竟没有真正超出感性认识阶段而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所以就不能区别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就不能真正揭露事物的本质。所以，科学的方法，决不容许仅仅停止于表面现象的观察和形式的总计，决不能把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当做主要的方法。马克思在批评庸俗经济学者时，曾这样说过：“他(马克思批评的庸俗经济学者——艾)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前面的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那究竟还要科学干什么呢?”(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顾格尔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9页)

那么，什么方法才能帮助我们通过表面现象，揭露事物的本质呢?那就是要应用辩证的方法对事情加以科学分析，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在运用这种理性思考的工夫的时候，主要的环节，是在于分析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差别性矛盾性。就社会现象来说，首先要分析生产和阶级的矛盾性(就阶级社会来说)。因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生产的矛盾和阶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和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源，弄清了事物的矛盾，就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向，弄清楚了社会的生产矛盾和阶级矛盾，就能够准确地判断社会发展的前途和革命运动的趋势。

毛泽东同志是最精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特别是阶级矛盾分析的方法来从现象中找到事物的本质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一篇杰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篇文章里，就像在目前《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一样，他直接以这种科学方法来教导我们的同志。当然，那时的情形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不久，而现在我们是在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处在最困难时期的时候，那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只是以赤色小据点形式出现的初生的萌芽，在强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下还极不稳固;那时是对于这新生的东西的不可战胜性，它的必然能够开辟广大发展地盘的规律性，在事情的现象方面还看不出什么直接的表征来的时候;那时对于革命力量的观察研究还没有大量的现象可以作为依据，而革命实践的任务却迫切需要领导方面把事情的本质揭露出来，把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规律性揭示出来，以作为革命行动的向导，以统一党的思想和树立革命群众斗争的信心。在当时，如果只靠表面现象的观察和表面现象材料的形式上的归纳，那就根本不可能认识到革命势力的不可战胜的本质和它的必然向前发展的规律性，中国革命人民就找不到明确的斗争方向，就不能使怀疑、动摇、悲观思想和混乱的情况得到澄清，就不能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进行积极战斗，就要使革命力量陷于瓦解。就在这样危急紧迫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万丈光芒投入到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来!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人们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 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他指出：“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同上)。“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同上)

毛泽东同志如何通过当时的现象而抓着事情的实质，如何能够断定革命力量“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呢?这样明确而坚定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章里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答复，这就是：

对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条件给予科学的分析，而首先是着重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里，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十分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存在于争夺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帝国主义者相联系的各派军阀统治者之间，不断加重赋税的反动统治者与广大负担赋税者之间，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之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之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这些矛盾使国货商人及独立生产者破产，广大农民及城市平民求生不得，士兵经常处于困苦之中，学生失学，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等等。依据这些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就做出了丝毫也不容有置疑余地的逻辑论断，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通过这些阶级分析做出了这样强有力的论断，就把事情的本质和主流鲜明地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由此不但认识了本质和主流，而且对于现象的看法也完全改观了。当人们只注意到赤色小据点的孤立现象时，它给予的感觉是软弱微小的印象，当人们把它和全国各方面的矛盾现象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使人感觉这似乎软弱的“一点小小力量”中间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发展生命。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通过科学的矛盾分析——阶级分析法使人对于“赤色小据点”的现象中所包含的本质获得了正确的理解之后，人们对于它的感觉也就更深刻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生动形象鼓舞了在当时最困难的条件下斗争着的革命人民的队伍，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向着暂时还比他们强大得很多的敌人进行战斗。所以，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形势所作的那些逻辑论断在革命运动中就发挥了无敌的力量。同样地非常雄辩的科学分析，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说不只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两篇文章中，在每一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着这种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范例。

五

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我们也应该学到上述科学的矛盾分析法，也即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在我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保证我们能透过现象去抓住事情的本质和运动的主流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我们说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依据一定阶级或阶层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经济情况，来确定他们的特点，确定他们对于革命，对于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思想、态度和行动。人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最根本的原理。依据一定阶级或阶层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其经济情况来估计他们在社会斗争中所采取的思想、态度和行动，这是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高度准确性的科学方法。应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一定能够正确地理解某些阶级或阶层的本质，确定他们的行动的主要趋向或他们的行动中的主流的东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认识不至于为暂时的“浮面的”非本质和非主流的东西所搅乱。能够善于运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只要抓着一个或几个典型事例来加以具体分析，并参照大量现象(如果已存在大量现象的话)的一般的观察和总计，就可以揭露事物的本质和一般的规律性。不善于运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哪怕眼前摆着大量的材料，也还是免不了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革命时期对周围事变的发展之所以能做出高度准确的预见，就是由于他善于使用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法。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不但用几年来合作社发展的数字上的总计指出了合作社能发展又能巩固的一般趋势，而且通过对合作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矛盾分析法，对合作社运动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做出了使人不能不充分信服的深刻的论证：第一，毛泽东同志首先对当前农民中的不同的阶层——贫农、上中农和下中农等的区别做了具体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证明了合作社运动的强大发展是事情的主流，因为这运动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由于他们的个体经济的限制，还处在贫困或还不富裕的困难的经济情况中，他们要使自己从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出来，除了联合起来组织成合作社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合作化运动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的事情的本质。他们中间有的人也有动摇观望的情况，那只是极暂时的非本质的东西。第二，通过这种科学的分析，还找到了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的根源，使之与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区别开来，例如农民中间对于合作化运动动摇较大以及某些人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只是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少数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中的倾向;至于贫农和下中农中由于暂时觉悟不高而有的动摇观望的情形，则和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不同，因为前者在本质上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同志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个体农民的理解进一步深刻化了。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指出个体农民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经济，个体农民本身是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阶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告诉我们，农民决不是整个地长久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之下，在**的领导之下，农民中的大多数- — 贫穷的和比较不富裕的农民(贫农和下中农)是会首先离开十字路口，积极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去的。同时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在贫农和下中农的带头行动影响下，也要或迟或早地分别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贫农取得了主导的，优势的地位。工人阶级把贫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主要的依靠力量，首先给予积极的帮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运动中，贫农是农村的“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贫农又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革命先锋”，“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一个典型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并且目前已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在“革命先锋”的行动影响之下，全体农民都会分批地被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分析使中国**正确地规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既参照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经验，又完全符合于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苏联**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对于农业集体化运动曾做出了如下的指令：“稳稳依靠着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第359页)1952年中国**依据中国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情况，曾这样规定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以前曾是贫农的新中农)，联合中农，孤立富农。”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中国农村当前的阶级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使我们的指导方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更为确切的具体规定，即把贫农和下中农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依靠他们做出来的榜样去影响上中农，把他们分批地吸引到合作化运动中来，并共同对富农进行斗争。没有正确的具体的阶级分析方法，决不可能对农业合作化的路线做出这样确切的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农民的经济情况及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以后，提出了我们工作中的群众观点的问题和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从来都是在于依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并且在党的领导之下，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地发挥起来的结果。这是我们的革命实践千百遍地证明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也是毛泽东同志曾经不断地反复指出过的真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个真理也仍然充分发挥着它的作用，由于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还处在困难的经济情况中，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有着在党的领导之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趋向，这是客观的规律，也是我们能够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钢铁一般的保证。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了右倾的错误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人们对于这两条根本原理发生了怀疑，他们不但不去注意大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种客观趋势，不知道爱惜他们的积极性，反而依据落后于实际的主观臆断来指摘当时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趋势，硬说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的认识使他们在思想上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他们的工作落在群众要求的后面，成为前进运动的障碍。这样的错误思想，是很明显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和工人阶级的立场的。

所以，思想上的原则的错误，不仅仅是不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阶级立场不正确的问题。本来，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人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能分割的。重大的方法错误，总是有它一定的阶级根源。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同志们的右倾错误，他们观察问题的片面性，他们对于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的忽视，不能说不是受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的影响。为什么这些同志在运动中偏偏要强调非本质、非主流的现象，而看不见运动中已经有着群众性的表现的本质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呢?为什么亲身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工作并有着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人，竟不能对农村的阶级情况做出正确的科学分析来呢?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同上)“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看见事情的这些本质和主流的。

六

阶级矛盾的分析和生产矛盾的分析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我们还必须就这一方面来作一些研究。

任何社会革命的任务的提出，它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尖锐的矛盾，也就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适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革命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应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规律，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立新的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得到进一步的强大的发展。中国**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和新中国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可以说也是只有依靠了这些规律才能得到胜利的。过去中国**所以要领导人民起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已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也就是它已经成为中国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就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起来打破旧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国营经济中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把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个体私有制。因为我们指导革命的路线政策是依据了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所以就能够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及其他民主阶级粉碎了一切反动势力的抵抗，使民主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今天中国**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是由于在新的条件下，又出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不适合的新的问题，出现了两者之间的某些矛盾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四种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即(1)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2)资本主义的私有制;(3)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4)劳动人民的半社会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在这中间，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暴露出它们与生产力的性质不相适合的矛盾，这个矛盾日益尖锐化，使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改变这些生产关系使之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以解决两者的矛盾。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依据上述生产中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它的实质，就在于要改变与生产力性质不适合的生产关系，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全国的统治一切的经济基础。

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各项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上述生产的矛盾运动的分析联系起来。因为阶级的矛盾正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性，正是基于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对立性或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性。在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基础上有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的对立，在农民的个体私有制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相矛盾的基础上，有着贫农和富农之间的根本对立，还有着贫苦农民与比较富裕的农民之间要求和趋向上的一定时期内的对立，即或者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是走向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对立。这些矛盾在新中国存在着并且不断发展着，需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分析并找出适当的具体解决的方法。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路线和政策，党的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就是为着解决这些矛盾而制定的。

只凭局部经验观察问题，不能正确理解或不善于分析生产的矛盾运动，和在生产矛盾基础上的阶级对立情况，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右倾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的同志中有些人的思想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的生产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且坚决地参加了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所出现的矛盾，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也就缺乏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斗争的足够的精神准备。例如有一个时期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不但不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地却在这些影响面前采取投降主义的态度。最近一些时期以来，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的条件已经普遍成熟了的时候，许多人却对于这个运动缺乏信心，不能积极地放手工作，来推动运动的开展。许多人在农业问题方面，对于农民的个体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特别注意得很少，以为农民得到土地以后，都会顺利地上升为中农并走向富裕了。有一个时期，人们曾经有这种完全不看事实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说在新中国将不至于有贫农存在，即使有，也只会是极微小的数目，因此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像苏联过渡时期所采用的那条路线—— “稳稳依靠着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的路线，将根本不适合，而应该改为主要依靠中农，甚至于认为即使是富裕的中农，只要他过去曾经是贫农，也应该加以依靠了。他们观察阶级的时候完全抛弃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以为这些富裕农民既然是由于党所领导的革命之后而得上升起来，他们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积极性就应该永远不变。这些同志完全忽视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既上升到富裕的地位，那么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的思想意识将不可免地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将会比贫苦农民更多地留恋私有制，更容易倾向于资本主义的自发性，而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化则将抱更大的怀疑观望态度。这些同志还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较富裕的农民有较好的劳动工具，因此应该把他们看做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依靠。他们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真理，即工具虽然是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且是决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客观要素，但最重要的生产力还是人，是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劳动者本身。我们首先应该依靠的乃是最有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性的人，有了这样的人，组成了巩固的合作社，就不怕工具缺乏的问题不能解决，生产力不能发展。这次中国**六中全会上各地同志所提出的许多事实材料中有这样一个典型：“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三十三户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5页)这个典型证明了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果合作社的成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那么即使有较好的工具，还是不能很好发挥它的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的。自然，当我们已经有了对于农业合作化具有高度积极性的人，并建立了合作社以后，要求得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又必须接着就解决改进工具和各种农作技术的问题，要求得农业生产力的最高发展，还必须在将来解决农业的技术改革，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但是，一个农业合作社是否应该和是否能够建立，并不是完全决定于工具，更不是要依靠富裕农民手中的工具。由于我国劳动力多，自然条件很好，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生产潜力，在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面，这种潜力没有发挥的地盘， 一旦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它就会大大地得到解放，既能通过改进农作技术而迅速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也能相当扩大耕地面积，这是几个月来合作化运动高涨过程中已得到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在我国这样的条件下面，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必等待先有大量的拖拉机供给才能开展，而是可以在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形下先开展合作化运动。在合作社的新生产关系之下，利用现有的以及改良的农具就可以设法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在将来再进一步进行农业的机械化或技术改革。总之，这些同志的看法的错误，是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或看不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条件之下所出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必须解决的矛盾;如果说他们也感觉到有矛盾的话，那么他们在实质上是按照富农或比较富裕的农民的眼光来看这矛盾;即把资本主义方向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方向当做解决矛盾的道路。因为，如果不注意到大多数农民在个体经济的情形下仍有困难，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根本利益坚决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那在实际上就是听任他们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只能求得少数人的富裕并以绝大多数农民的贫穷破产为代价的发展生产的方向。他们没有认真想一下，在我们已存在着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方向与生产力强大发展的要求并不相容。他们的眼里所看到的主要只是富裕农民，因此也就容易受富裕农民的影响，而对合作化运动这样伟大的革命事业反而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的倾向 。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分析了个体农民经济与新中国生产力发展性质的矛盾，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迫切的必要性、可能性以至于必然性，批判了一些同志对合作化运动怀疑动摇的错误，为我们指出了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以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生产关系，在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它的不适合性：第一，它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它的很低的生产率和很低的供应商品粮食的能力不能适应由于工业发展而迅速增长的粮食和原料(棉、麻、油料等等)的需要，其次是它不能为将来重工业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农业机械开辟必要的使用地盘，再次是个体农民的较低的购买力(由于生产力很低的缘故)不能为与重工业的强大发展相应地日益发展轻工业，开辟广大的交换市场。所以，“我们不能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的相应的配合，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速度。第二，农民的个体经济对于农业本身的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为着解决个体农民——首先是贫农和下中农自己发展生产的困难和生活的困难，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必然只有走合作化的一条道路。毛泽东同志说：“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有时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上两点，说明农民的个体经济与新中国工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如此地矛盾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是如此地必要。如果不积极地把广大农民群众中已经开始露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高潮引向胜利，那么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都会要觉得难于前进。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恰当地依据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给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强大的推动。

七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通过逐渐过渡的道路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总路线的一个方面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要采取的道路当然也是 一 样。逐渐过渡的道路，或旧质逐渐消灭和新质逐渐积累的道路，就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来说，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经过若干层次的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造成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在这飞跃的全过程中，生产关系是适应着生产力的一步步的量的增高和性质的变化，而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由旧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过渡到全新的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当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还没有出现以前，我们已在一个时期之内大量发展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互助组的联合组。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也指出，要在合作社不发展的地区建设一批新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仍然要以互助组的发展作为准备条件之一，这就是：“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生产互助组使农业生产力初步得到提高，使从来习惯于个体经营的农民开始习惯于集体经营，培养他们进一步集体化的兴趣和能力，锻炼出有一定经验的干部来，使运动自然而然地易于上升到农业合作社的阶段。我国农村目前已开始走向全国普遍进行半社会主义性质农业改造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将在今年内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在这期间，全国各地一些地区的合作社，将同时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上升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已经使农业生产力显著地提高起来，它便于合理使用土地，提高耕作技术，推广新式农具，不但显示着比个体农业更大的优越性，而且提供了比互助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只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中级发展阶段，我们的全部任务，是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将一切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提高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即类似集体农庄制度，这个任务将在明年基本上得到实现。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每一个发展步骤都起着它的作用，这就是说，由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产关系每一步前进，都对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从这里推动起来的较高的生产力又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造创造条件。这个规律是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所依据的根本原理之一，同时也应该作为我们指导工作和检查工作的指南。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45页)。我们可以预想到， 一个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它的生产率必然会要提高。如果在事实上竟不能提高，那么，首先就要考虑到这个合作社的建立是否完全名副其实，社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符合于这种生产关系所要求的原则，其次就要注意到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农作技术的指导是否符合于发展生产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论到如何使合作社增产的问题时，把“自愿互利的原则”作为保证增产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是说，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来解决社员中间的耕畜、大农具、土地报酬、社员投资、社员的副业、留给社员的土地以及社员成分等等的问题。要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面来建立农民之间的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关系，使农民逐步学会善于把局部利益和全体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逐步克服农民的个人自私的观念，增长社会主义的意识。这些问题的合乎上述原则的正确解决，即是合作社的生产关系得到正确的建立，就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保证，就可以顺利地改进生产的经营管理和农作技术的指导。如果不能正确解决，如果安排这些问题的时候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那就是合作社的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名副其实地完全建立起来，这就不能提高社员的生产的积极性，不能达到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那就是说，这样的合作社必须依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就上述种种问题重新加以整顿。

这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逐渐过渡的过程，乃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的逐步飞跃过程。不能用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把逐渐过渡曲解为不包含任何飞跃形式的纯粹缓慢爬行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批评了一些同志的“爬行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庸俗进化论，就是把逐渐过渡曲解为纯粹的缓慢爬行，因此才认为飞跃形式就是冒进。事实上，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逐步前进的办法包含着若干飞跃步骤。“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样的步骤完全是健康的发展，决不能估计为“冒进”，这是半年多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的。

所谓飞跃即是迅速的质的根本改变，它本身不是量变，但却是以短时期的量的扩张作为不可少的附属标帜的。最近两年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953年冬的一万四千多个发展为1954年的十万个，又由1954年的十万个发展为1955年上半年的六十七万个，1955年底又发展为一百九十多万个，每年发展的数目都远远超过预先决定的计划数字而且是愈来愈快，这是非常明显的迅速扩张的标志。一切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没有不是采取迅速扩张的飞跃形式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是逐渐过渡的过程，它在1930年左右也有过类似的跃进的情形。迅速扩张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偏差，但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半年来的运动高涨的情形已经完全证明，这种迅速的飞跃并不妨碍运动的健康性，其中虽有缺点或错误，但并不是主流，只有如毛泽东同志所谓被“胜利吓昏了头脑”弄得张皇失措，“前怕狼，后怕虎”失去了清醒的理智，失去了反映客观真理的能力，把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和非主流的东西完全弄颠倒了的人，才把革命的正常的跃进运动误认为“冒进”。

人们曾担心农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怕不能巩固，这曾是“冒进”说的理由之一。这种担心也是被事实驳倒了。事实是虽然我们在发展开始的时候，就应考虑到巩固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发展，所谓巩固就成为空谈。要巩固，这是说要在量的迅速扩张过程中来求得质的巩固，所以要把发展和巩固的工作辩证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必须与检查和整顿的工作相结合。发展的辩证规律告诉我们在发展的渐进线中必然包含着许多使渐进线中断的关节点，我们的发展是依据着这个客观规律的，它不容许成为不顾质的巩固的盲目的发展和没有任何间歇的纯直线的发展。为着避免盲目的发展，发展的数字按照实际情况加以一定的控制，“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既然是掌握了量与质，发展与巩固的辩证的联系，所以就一定能够把运动健康地导向胜利。

必须在迅速扩张过程中来求得巩固，而不是在没有发展的情形下来空谈巩固，这道理，在有些人曾经觉得似乎难于理解，事实证明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质的巩固的条件，虽然在发展的当初就应该尽量考虑到，但真正巩固的充足条件是只能在量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别的不说，单就群众的觉悟和干部的经验来说吧，这两个条件，自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所必要的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要怎样才能创造出来呢?难道不是要在运动中，在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使群众和干部受到许多实际的锻炼之后，才能创造出来的么?难道说完全脱离了运动，完全脱离了斗争，单单在训练班的课堂里教一教“理论”，就能够使群众的觉悟真正有所提高，使干部的经验真正充实起来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有很多生动的实际例子证明这个道理。就“群众的觉悟”方面来说，像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由于该社的领导者能够在运动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正确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包工包产，分配生产资料，组织副业等等的具体活动中逐步地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克服农民的个人自私观念，使农民觉悟得到提高，因此在条件很困难的山地小村里：“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见该书上册，第44页)就“干部的经验”方面来说，有些干部最初对于合作化运动也是完全“不懂”的，后来干部们在运动中首先学通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后来又“深入到社里去实验和体会吸收实际经验，充实领导能力”(该书上卷，第8页)，于是“干部就由不懂到懂”，掌握了丰富的新的经验。很明显，不开展实际的运动，不使群众和干部在斗争的火焰中受到锻炼，要想显著地提高他们的觉悟，高度地充实他们的经验，是不可能的。被群众运动的胜利开展“吓昏了头脑”的人们，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用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然而首先是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没有实践，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经验，更不可能掌握由大量经验综合而成的理论。不能希望在陆地上把游泳学好了才下水游泳，要学会游泳，必须一开始就到水里去，这是老早就有人用过的比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全国高潮将要来临的时候，却高叫运动“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超过了干部经验的水平”，这正如当一个人高高兴兴地要下水去学游泳的时候，别人却阻止他说：你这样做就超过了你对于游泳知识的水平了。这不是很滑稽么?经验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个人的经验，然而对于群众的经验，反而不能够加以信任，这正是他们不能不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话值得再重复一遍：“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并由党给予积极的领导，使他们在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的觉悟和经验锻炼成熟起来，这是我党历来用以战胜一切敌人和完成任何困难任务的最根本的方法和最锐利的武器，是最近几月来党中央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之迅速走向轰轰烈烈的高潮的强大动力。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下这个方法和武器，任何时候也不应忘记这个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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