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有创造性的劳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分工和交换本应是人作为“类存在”协作发挥其本质力量、丰富自身与社会的自然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分工和交换发生了系统性异化。

分工从自觉协作变为强制性的社会权力。它使个人的劳动变得片面化、贫乏化、机械化(如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工人)，人成了分工的奴隶，而非其主人。

交换从互通有无的交往活动，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抽象的、利己主义的价值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所掩盖和支配。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异化的分工与交换，其基础是私有财产。更准确地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

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私有财产当作无需论证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去研究分工、交换、价值等。而马克思则要追问：私有财产本身是从何而来的? 他的答案是：它源于异化劳动。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的产品(财富)不属于自己，反而作为一种异己的、支配自己的力量(资本/私有财产)与自己对立。

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巨大矛盾”：他们一方面用分工与交换的社会性来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看不见的手”带来社会繁荣);另一方面却以 “利己主义” 作为整个理论的人性论基石。

这种矛盾暴露了其理论本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他们将一个历史性的、特定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中的人(“经济人”)和社会关系，描绘成了永恒的、自然的状态。

马克思对分工与交换的分析是辩证的。他承认，在历史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分工与交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创造了物质前提。然而，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形式已成为桎梏。因此，“人的生活现在需要废除私有财产来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指向了共产主义的愿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消灭强制性的、固化的旧式分工，让劳动重新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让人在全面的活动中实现其“类本质”，使交换回归为人的自由联合与需要的直接满足。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人的本质的系统性扭曲。这种“扭曲”在今天依然深刻：现代社会的精细分工使人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螺丝钉”，同时也带来了职业倦怠和精神贫乏;交换价值的支配地位使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都通过商品和货币来衡量，消费主义成为塑造身份和欲望的核心力量;数据、算法、平台经济塑造了新的“数字分工”，人的注意力、社交关系、创造活动都可能被平台资本占有并异化。

马克思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地审视现代社会结构、劳动形态和人际关系的强大理论工具。如此我们需要思考：在何种社会关系下，人类合作与交往的巨大潜力才能从一种压迫性的外在力量，复归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