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1]

“开除左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总会有右派攻击左派，说我们“无限可分”，说我们“批发帽子、开除别人左籍、唯我独革，不成气候”。可实际上，因为阶级对立的存在，革命学说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对立物，这是社会上阶级对立的反映。和这些对立物斗争的过程就是革命学说进步的过程。把一个对立物克服了，踢出去了，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了，又会出现另一个，这才是辩证的螺旋上升。别看右派老是讽刺左派“无限可分”，如果有一天左派真的团结在一个正确路线下了，他们就该害怕了。但即使是那样，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没有矛盾的“统一”仍然不可能，仍然要有对立面，仍然要有不同意见，要有思想分歧，也可能产生组织上的分裂，因为只要阶级还存在，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就仍然会反映到左派内部。

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马克思把蒲鲁东踢出去，又来了一个拉萨尔。把拉萨尔踢出去，又来了一个伯恩施坦。列宁驳倒了伯恩施坦，从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中分裂出去，又来了一个孟什维克。如果一个人成为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代理人、一个派别的理论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不踢出左派留着作甚?一个发展的理论总会有对立面产生，真理就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成长的，只有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才会对这种有原则的分裂大惊小怪。是长征之前有三十万人的红军更强还是长征之后只有三万人的红军更强?毛主席说是克服错误路线、克服分裂、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三万人的红军更强。如恩格斯所说，“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派别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派别。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分成各种不同的党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象罗马帝国的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2]

尽管现在的左派还很稚嫩，的确可以说是“不成气候”，但那不一定是因为其内部的分裂。所谓“开除左籍”其实就是这样，无非三种情况，前二者是正确的、有原则分裂，后者是错误的、无原则的分裂：1.本来就不是左的东西硬说自己是左，该开。2.本来是左的东西发展出了右，成为了这种对立物，成为了资产者的工具，开了活该。3.开错了，那就必须及时纠正错误，开了也可以再拉回来嘛。如果是被错误地开了，实际上还是左派，那开除左籍的行为就是无效的，和没开差不多。如果是犯了错误失去左籍，这也有好的方面。过了一段时间思想上想通了，立场又转向无产阶级了，错误解决了。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不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克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变得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群众认可了，左籍就又自动取得了。如果下次又站到修正主义那边为其说话做事、用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影响运动的方向，再开除左籍。不要害怕群众，不要害怕批评，要敢字当头而不是怕字当头。当然，不要怕犯错误，但也要少犯错误，吃了犯错误的经验才能少犯错误。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两面可以相互转化，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向成功转化，错误向正确转化。开错左籍看似不得了，好像是同志之间决裂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老死不相往来，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分歧，客观上就是“同道”，是“道友”，是同志。承认错误，解决错误，把自己的问题说开了就好了，在老死之前还可以一直往来。

当然，也有的人一旦转向就再也转不回来了;或者是从来就反共，实际上就没有来过;或者是欺骗同志，假装转回来了，实际上几起几落、死不悔改。除了左派的各种工作方法问题以外，还因为他们的本质与革命者大相径庭，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怎么帮助都不管用，只能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毛主席说他们是顽而不固，不久就要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3]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的，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认同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模式的或自认为是既得利益者的人很多，但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才有多少呢?就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也有背叛自己阶级转而为人民服务的可能。绝大多数人转不回来的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左派的工作方法不对，没有正确地帮助同志，结果硬生生地把同志给推向了敌人那边。这才是右派一听见左派“无限可分”就唱歌跳舞敲锣打鼓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处理矛盾，没有及时改正错误。如果是正确的分裂，不仅不会削弱我们，还会增强我们的力量，他们当然不高兴。

前文所提三者之中，前二者的“开除左籍”看似是人为的，其实蕴含着必然性。不是左的东西当然不可能长期待在左派阵营内搞破坏，这是由它的阶级性决定的。它们客观上就是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与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开除左籍”者只不过是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矛盾而已。原本就不是左的东西窃据左籍，自以为得意却被众人识破，难道开不得?岂有此理。恩格斯说得好：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4]这种有原则的分裂并不可怕，它只能使我们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只能使理论更加发展、力量更加强大。对此类分裂的批评也只是无稽之谈，不足为惧。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开除左籍”都是有原则的分裂、都是克服对立面的正确斗争。例如后者就是无原则的分裂，而无原则的分裂是必须反对的。

开错了(即无原则的分裂)，又有几种情况。最常见的情况是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我独革导致的。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等，个人主义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无一例外地会无原则地破坏团结、削弱左派的向心力。毛主席说，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5]，而宗派主义是大号的个人主义。如毛主席说的，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6]。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7]可想而知的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破私立公的思想教育会比在有公有制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中破私立公更艰难得多，更何况这种教育还只是在自发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宗派主义导致分裂的问题只多不少。但是，1949年的文盲率有80%以上[8]，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解放前说服教育的工作也有比今天困难的地方。革命先辈能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负面影响是能够避免的，要经常用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9]原则警醒自己，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

无原则的分裂往往是与无原则的团结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10]原则是必须坚持的，实现原则的策略则可以是灵活的。如果为了一时利益放弃了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如果不能灵活地调整策略，那就会受损失，在团结问题上也是一样。毛主席说，“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11]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不能搞关门主义，但团结也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以斗争促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团结不是通过压服别人达到，而是通过采纳所有合理的意见，把所有的想法放出来讨论，批判错误思想，从而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达到。分裂不能无原则的分裂，我们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它总要出现的，但无原则的分裂是可以避免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防止不利于无产者的分裂。如果以宗派利益优先而不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为重，那就会打派战。无产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群众中更没有理由非要分裂为两大派组织。[12]毛主席说，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13]有的人骂别人搞宗派、搞关门，实际上是自己想搞泛左大帐蓬(也就是无原则团结)。有的人骂别人搞大帐蓬，其实是想自己搞宗派。这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则要擦亮眼睛，既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又要在必然出现的分裂到来时当机立断地分裂。

以上谈的是组织上的分裂，包括组织内部的分裂也包括统一战线中不同组织之间的分裂。思想上的分裂与组织上的分裂性质不同，思想上的分裂总是存在的，而且是有益的。其中大部分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而如今左派的分裂也更多是思想上的分裂(不排除有搞小团体打派战的)。因此，原则问题和理论问题自然是坚决不能让步的。思想上的斗争不影响组织上的团结，一切错误观点都应批判，一切能团结的都要团结。批判是为了在更高的基础上团结，最终都是为了壮大左派的力量。在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错误：把思想上的分歧当成了组织上的分裂。在革命的路上会出现很多暂时的同盟者、同路人。他们的目标只是想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们只在反帝反封建上与**有共同目标，而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到站下车”了，甚至开始反对了。虽然不一定是自觉的，他们的要求其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就行了，但不要反资本主义，不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也有采取怀疑观望态度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个好，我也不知道，看看才知道”。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只是思想没转过弯，停留在了民主革命阶段，没有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很容易被利用，但他们与无产者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分歧，没有反党组织和行动，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错误思想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不采取说服而采取打击一大片团结一小撮的方式，则不能解决错误，只能加重错误，他们就会被推向资产者那边。毛主席在过往的运动中就指出了“打倒一切”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它只能挑动群众斗群众，使真正的走资派作壁上观。

总有人说左派互相辩论互相批评乃至吵架、打打派战就说明左派烂完了，我却觉得目前这种情况正与目前运动的阶段相适应，其实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反而还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只是，运动总要向前发展，派战还是能不打就不打，无原则的分裂还是能不要有就不要有，如果有了就要依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要克服这些影响运动进程的错误。但相互辩论、相互批评、有原则的分裂则是不论多久以后都会有的，也是应该有的。

对以“无限可分”来批评此类无原则分裂的右派观点要怎么办呢?右派往往分不清什么是有原则的分裂，什么是无原则的分裂。什么是组织的分裂，什么是思想的分裂。不知道怎么样的分裂是有益的，怎么样的分裂是不利的(于他们而言的有利和不利和我们是截然相反的)。在他们看来，左派骂苏修就是无限可分，骂伯恩施坦也是无限可分，两个同志打游戏输了互喷也是无限可分，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分不清社修，分不清什么是左派，什么不是左派，于是就经常指社骂修、指修骂社，指右为左、指右骂左，闹了不少笑话。错误的批评当然是少不了的，如胡锡进就认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就是“极左”，他搞不清二者的区别。很多自由派甚至连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分不清，也就是搞不清“极左”和“极右”的区别[14](以自由主义为原点的相对的左右)。他们能搞清楚什么分裂的性质?他们是形而上学家。美国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搞不清中苏为什么决裂，还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是因为什么国家利益问题。其实是社修之间的矛盾[15]，是阶级利益的问题。但即便右派的批评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只要无原则的分裂仍然存在，这种批评中就仍然可能包含正确的部分。对于正确的批评当然要采纳，对于错误的批评则要坚决顶住。关于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在另一篇文章[16]中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团结与分裂的问题同分清敌友的问题息息相关。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是分清是非，敌友矛盾的关键是分清敌友[17]。敌友不好分辨，经常出现人民内部矛盾被错当成敌友矛盾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敌友矛盾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这也是造成无原则分裂的原因之一。怎么区分敌友呢?看清矛盾才能分清敌友，敌友不是抽象的，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目的和主要矛盾而言的。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时，在抗日这件事上国民党可以是暂时的友，但在阶级矛盾这件事上仍然是敌。当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时，国民党就会变成彻底的敌。当然，由于阶级利益根本相反，国民党右派再怎么样也只能是同路人而非自己人，二者可以暂时存在共同目标共同利益，但条件一变化必然会引起分裂。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反共高潮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点，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则证明了这一点。区分敌友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大体上谁是敌谁是友，再细分一点，谁是长期的友，谁是短期的友，依据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同志与敌人是否是固定不变的呢?当然不是。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两面会相互转化。敌人可能转化为同志，傅作义等正是这样。同志也可能转化为敌人，托洛茨基、张国焘、汪精卫等不正是这样吗?

敌人的定义，其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大体来说，我们分辨敌友需要看他们在阶级矛盾、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到底是站在哪边的立场上说话、做事，是无产阶级这边还是资产阶级那边，是否坚定，是否维护落后的生产关系，有害于运动、有害于社会进步，也必须考虑经济上的因素，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要正确区分被欺骗的群众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区别。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18]具体来说，则应该在不同领域依据主要矛盾的不同、矛盾主要方面的不同来谨慎地划分不同的敌友。在一个矛盾中的敌可能是在另一个矛盾中的友。

总结来说，正确的分裂使我们强大，错误的分裂要坚决克服，也完全可能克服。包括分清敌友和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不适当的工作方法等，也需要区分思想上的分裂和组织上的分裂，我相信这些问题是能在实践中解决的。右派笑我们无限可分，我们就是无限可分，要正确地设立对立面，那样才是在新陈代谢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死的。如果有一天右派听说左派无限可分的第一反应是发怵，那说明正确设置对立面的效果达到了。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