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代国民经济学家们——亚当·斯密、萨伊、斯卡尔倍克、穆勒，他们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自然倾向，是理性与语言发展的结果。分工能极大提升生产效率，推动财富增长;人的天赋差异不是分工的原因，而是分工的结果。斯密认为交换的动机是利己主义，而非人性的善意，社会也因此成为“商业社会”。

萨伊认为，交换并非社会的基础，但在文明状态下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巧妙手段”，但同时也会导致“个人能力的退化”。

斯卡尔倍克则是区分了人的“固有力量”(智力、体力)与“社会力量”(交换、分工)，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间接承认了分工与私有制的关联。

穆勒将人的活动简化为“机械的运动”，认为分工就是把作业拆解为极小的环节。他认为分工与机器的使用推动了大规模生产，是大制造业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之所以说他们的看法“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核心在于他们将特定历史形式永恒化了。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工，看作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自然秩序”，却忽略了分工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

这些国民经济学家只关注财富，却无视人的异化。他们只看到分工带来的效率与财富增长，却刻意回避分工对劳动者的摧残——劳动被碎片化，人被异化为工具，与自身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彻底脱节。

在理论上，他们又自相矛盾。比如萨伊一方面承认分工“使个人能力退化”，另一方面又将其奉为财富动力;斯密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却无视资本主义分工正在系统性地摧毁劳动的价值与尊严。(202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