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街头日记：渴望解放，

却被困于两种反动势力之间

在我们悼念那些为自由、正义和美好生活而斗争、却被伊斯兰共和国残酷杀害的人民之时，也必须同时抵抗那些试图将多年大众反抗斗争据为己有、为自身反动目的服务的势力。

商人罢市与镇压力量的高度在场

近期汽油价格上涨及其季节性继续上调的计划，加之政府公布的实施方案(例如对新登记车辆进行惩罚)，成为广泛讨论的话题。但真正被切身感受到的，是美元汇率的急剧飙升。各行各业的商贩都在谈论价格每周、甚至每天上涨的现实。

抗议与罢市最初从德黑兰的手机市场开始，随后蔓延至黄金市场，最终扩展到十五赫尔达德大巴扎(Fifteen Khordad Bazaar)。这一过程在我和周围人中激起了不断变化、甚至彼此矛盾的情绪与分析。

在我看来，巴扎并不是一个统一或同质的整体。它包括富裕的商人、掮客、不稳定和/或非正式就业的工人，以及街头小贩。然而，是否罢市、是否关店的决定权，掌握在拥有资本的商人手中，而不是在那些在最恶劣条件下、毫无合同保障地被剥削的工人手中。雇主通过解雇威胁控制工人;在现实中，决定一家店是否开门的，始终是老板。

这种现实，再加上抗议发生的时间点——恰逢当周议会公布年度国家预算(12月23日)——以及巴扎过去与政权互动的历史(例如2019年11月 [Aban 98])，让我怀疑，部分寡头正通过市场对政府进行要挟。我将这一动员理解为来自巴扎高层的协调、由上而下推动的行动。

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早已处在一点即燃的状态，而抗议的起源并不必然决定其走向——这一点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变得愈发清晰。

当然，某些行业(如黄金市场)的商人所发起的罢市，并未使买卖活动完全停摆。即便公开宣布罢市，许多人仍通过替代渠道继续交易，并采用各种方式避免直接拒绝销售。

罢市第三天上午9点左右，我和一位朋友前往十五赫尔达德巴扎(Fifteen Khordad Bazaar)。走出地铁后，街上依旧是行人、摊贩和购物者的常态景象，但巴扎入口被关闭，镇压力量驻守其中。我们从侧巷进入，发现店铺开着，却没有顾客。大约一小时后，沿街人数逐渐增多。到上午11 点，大多数店铺已开门，传统巴扎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买家。主要通道重新开放，也不再需要从小巷离开市场。

当我们离开时，遇到大规模的镇压力量：警察、特种部队、巴斯基成员，以及大量停放在一起的摩托车、汽车和面包车。那些原本打算罢市的人被压制并被迫复工。最令人震撼的是镇压力量的年轻化——制服松垮地挂在身上，手里紧握警棍。我们未戴头巾从他们身边走过，并未遭到任何反应。他们被赋予了另一项任务。

从巴扎到大学，再到街头：反对单一叙事——既不要君主制，也不要最高领袖，要自由与平等

抗议随后蔓延至大学，并走上街头。德黑兰不同社区中，人们开始走向街道。对我们而言，无论是在巴扎还是在街头所听到的口号，都未能反映出一个进步、追求民主的运动。

我们与一小群同志一起，试图厘清自己与这场抗议的关系，并主动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力量。坦率地说，我们始终被矛盾的情绪与思考所包围：我们难以置信地感到，伊朗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为自由、平等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正被挪用，并被转化为一种反动诉求。

我们震惊、悲伤。当大学里的学生高喊“打倒压迫者——无论是国王还是最高领袖”时，我们意识到，必须进行主动介入——不是为了“政权更替”，而是为了革命，并且要在镇压中支持抗议者。我们开始通过街头涂鸦介入公共空间。

德黑兰是一座布满监控摄像头的城市，任何城市行动都极其危险。尽管如此，我们仍尽力保护自己。通过在地铁站、公交站等繁忙区域书写政治信息、张贴贴纸，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诉求、立场与愤怒：

女性、生命、自由——面包、工作、自由

不要君主制，不要最高领袖——自由与平等

打倒压迫者——无论是国王还是最高领袖

不要君主制，不要最高领袖，也不要拉贾维*的反动主义

*拉贾维(Maryam Rajavi)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People’s Mujahedin of Iran，简称MEK)的领导人。该组织主张推翻伊朗政府，她同时担任其政治联盟——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简称NCRI)的“当选总统”。她的丈夫是马苏德·拉贾维(Massoud Rajavi)，后者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共同领导人。

Haft-Hoz抗议：参与者多数为女性

1月7日(周三)下午，我与几位同志前往凯沙瓦兹大道，随后走向瓦利亚斯尔广场。凯沙瓦兹大道一如往常。瓦利亚斯尔广场有镇压力量，但人数不多。然而，当我们抵达七·提尔广场(Haft-e Tir Square)时，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部署：大量摩托化部队包围了广场，一侧停着一辆黑色装甲车，两名武装人员站在车顶。现场没有任何集会迹象。

根据此前几天来自不同社区的消息，我们转向Haft-Hoz。到达时，气氛紧张。许多戴着或没戴面罩的行人走在人行道和通向主广场的支路上。镇压力量最初驻守在广场内。我们像其ta人一样在街边来回走动，等待时机。机会出现了，大约100人的队伍形成，我们加入其中，70%以上是女性。

最初我们拍手、跺脚。接近广场时，前排的人转身让我们改变方向——镇压力量正在逼近。有人转向，有人坚持前行。

最早的口号开始出现。一位女性大声说我们不应该喊口号，只需继续走动。但情绪已经被点燃。我们开始喊：“可耻!”“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突然，有人喊出“国王万岁!”。我们震惊了——一个女性占绝大多数的队伍竟在呼喊这一口号。我们没有跟喊。有人提议，要么用其它口号介入，要么离开。

就在这时，镇压力量发动了进攻。人群四散逃入小巷、商铺和商场。我们后来从一个商场出来，又进入一条小巷，人们在那里重新聚集，随后再次遭到攻击。我们与人群一起逃跑。一些建筑敞开了门，抗议者躲了进去。

镇压力量撤离后，我们讨论下一步。我们人数太少，又不熟悉社区，无法直接介入。于是决定在驱散过程中为抗议者提供支持，例如留意是否有人需要帮助。大家一致同意。

人群重新聚集后，我们再次加入。我们在街上来回移动，与镇压力量进行“猫鼠游戏”。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商铺也逐一关门，逃生空间被压缩，只剩下小巷和少数敞开的建筑。最终，人群被驱散，但仍有人在街边和小巷里以小组形式停留。商铺关门与人群驱散形成了新的空间秩序，标志着镇压升级。

我们离开了该区域。晚上10点前，在家中听到口号声——邻居们从窗户喊：“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有人喊：“这是最后一战，巴列维将回归”，但无人响应，立刻有人接着喊“打倒独裁者”。我们加了一句：“打倒压迫者——无论是国王还是最高领袖”。这句没有被重复，但也没有遭到反对。随后，“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成为主导口号。

通过介入打破一种统一、单一的幻觉对我们而言是必要的，即便我们的口号并未与他人产生共鸣。

我们不必在最高领袖统治(法基赫监护制)与国王统治之间做选择

周四，我们在城市的部分区域看到了一些涂鸦。这些口号数量不多，但内容包括：

女性反抗一切形式的统治!

我们不会允许前独裁者的儿子劫持我们的斗争

礼萨·巴列维，帝国主义的傀儡!

种族灭绝政府的黑手，滚出我们的革命斗争!

反对颠覆，支持革命!

女性、生命、自由

面包、工作、自由

周四傍晚，我们在凯沙瓦兹大道(Keshavarz Boulevard)附近。从大约晚上7点半开始，车流明显增多，人们开始按喇叭。大约8点，我们听到周围楼宇里传来口号声，但并不普遍。口号是“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有一次听到“这是最后一战，巴列维将回归”，但只是一个人的声音，没有被重复。

8点半后，大道上开始出现一些零散的小群体。那里有三四个人高喊“国王万岁!”随后这群人逃进了一条小巷。堵车中的车辆不断鸣笛。9点前，大道上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最初大约有70人，在人行道上喊口号。我们加入了人群。

“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的声音非常响亮。接着出现了“既不要加沙，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献给伊朗”，随后又是“这是最后一战……”。我们高喊：“不要君主制，不要最高领袖——自由与平等!”，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重复。人们只是转过头来看我们。

然后我们喊：“不要国王，不要毛拉，权力归委员会(???? - Shora)!”人群中有人问：“什么是‘委员会’?”我们接着喊“Zan, Zendegi, Azadi(女性、生命、自由)”，仍然没有人跟喊。但至少，我们的口号让人们看到，并非所有人想法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国王万岁”和“这是最后一战”的口号回声。

就在我们附近，催泪瓦斯被发射，我们逃进附近的小巷，进入一栋敞开大门的建筑。几分钟后出来，在通向凯沙瓦兹大道的支路上重新聚集，大约二三十人。几个人把一个垃圾桶拖到巷子中央，向Ofogh Kourosh商店的摄像头扔石头。口号再次响起。

有一群人高喊“国王万岁”。我们与他们展开了对话。我们说：“我们不想从一个独裁统治下逃出来，又落入另一个独裁统治之中。”他们问：“那我们该怎么办?该喊什么口号?”我们说：“三年前我们喊的是‘女性、生命、自由’。”

一名年轻男子说：“问题已经不是女性的问题了，女人现在已经自由了。”我们一起喊：“不要国王，不要毛拉，权力归委员会!”他们再次问：“什么是委员会?”我们说：“委员会就是你和我!”那名年轻人回应道：“我连自己的内裤都提不好，我能干什么?”

我回答：“你看，他们让我们觉得自己如此无力，以至于我们总觉得需要一个救世主来把我们从困境中拉出来。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走上街头、斗争了这么多年，而不是那个唯一‘资格’只是因为他父亲曾是国王的人。”一位同志补充说：“我们反对裙带关系，那为什么要开始为另一个‘官二代’欢呼?”

这时，其ta人介入说：“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团结。”有人说：“我们被迫只能在‘坏的’和‘更坏的’之间选择。”我们回应：“为什么被迫?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不必在最高领袖的统治和国王的统治之间做选择。”

就在这时，有人问：“‘打倒独裁者’可以吗?”我们说：“那就喊‘打倒独裁者’吧。”有人宣布：“我们同意‘打倒独裁者’。”但不久之后，“国王万岁”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喊：“自由!自由!”以及“女性、生命、自由”。

有人说：“我也不喜欢巴列维，但替代方案是什么?首先得把毛拉赶下台。”有些人在喊口号，有些被卷入讨论。我们开始喊：“面包、工作、自由!”这个口号太陌生了，有人问：“你们在喊什么?为什么喊‘打倒自由’?”我们解释：“我们喊的是‘面包、工作、自由’。”他回答：“哦，好吧，我以为你们在喊‘打倒自由’。”

类似的情况在同一区域的其它地方也发生了。这些对话和口号的作用在于：让在场的人意识到，并非所有人想法一致;同时我们也理解到，走上街头的人群并不必然是亲君主制的，而是反伊斯兰共和国的，有些人是出于绝望才喊出支持巴列维的口号。事实上，我们的口号削弱了亲巴列维口号的回声。

那天夜里，在街头的几个小时里，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遇到了一群女学生。有一次，我们中的一人与其中一人对视，问她：“你们也是在为巴列维喊口号吗?”她回答：“学生不可能是君主主义者!”她们彼此拥抱。

我们人数不多，但一起高喊：“女性、生命、自由”“打倒压迫者——无论是国王还是最高领袖”，为彼此的相遇感到高兴。人群一次次被驱散，又以更小的群体重新聚集。摩托化部队冲进来，喊着“走开!走开!不要聚集!”，我们从凯沙瓦兹大道(Keshavarz Boulevard)一路向卡尔加尔街(Kargar Street)移动。

当人群逐渐稀薄，我们计划前往萨尔萨比勒街和阿塞拜疆街。途中，我们注意到英格拉布大街聚集了一大群人。正当我们准备加入时，催泪瓦斯被发射，人群散入支路。又一次，“国王万岁”的口号响起。我们喊“女性、生命、自由”，三四名女性加入进来。我们喊：“不要君主制，不要最高领袖——自由与平等。”

一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从旁边经过时低声嘟囔了一句，听起来像威胁。我们没听清，互相问他说了什么。他转身大喊：“你这个‘基佬*…’，要不要我摘下口罩让你们看看我是谁?”这是我们唯一一次遭遇来自其ta抗议者的强烈敌意反应。

*波斯文原文为“????” (Kuni)，在波斯语街头俚语中极具侮辱性和歧视性。??? 在波斯语俗话里本义是“屁股/肛门”，加上后缀 -? 做成 ???? 后就成为针对同性恋或被视为“娘”的人的侮辱称呼。

我们随后驱车前往城市的其它区域。在萨尔萨比勒街(Salsabil Street)和阿塞拜疆街(Azerbaijan Street)，我们看到了大规模人群。在托希德广场(Tohid Square)，很明显在我们到达前就已有抗议发生：街上散落着泡沫碎片，垃圾桶被焚烧过。在萨塔尔汗街(Sattarkhan Street)，也聚集了一支相当大的队伍。

大约晚上11点，当我们返回时，街道基本已被镇压力量控制，显得空旷。只有少数地方还有小群体试图通过焚烧垃圾桶等方式封路。出于安全原因，我们没有携带手机。只有在车上时才发现，通讯运营商Hamrah Aval 的网络已经中断，只有Irancell还能使用。第二天我在新闻中看到，其中一家运营商拒绝执行断网命令。

凌晨1点，我们经过的路线上已不见抗议者踪影，市中心多处设置了检查站。

周五——黑暗中的屠杀

到9号早上，手机线路似乎恢复了，电话可以拨打，但短信无法发送。我们只能收到银行等服务短信，以及政府发送的信息。例如，警方给家庭发短信，要求他们“看好自己家的年轻人”。由于断网，一些刷卡终端也无法使用。互联网从周四下午左右开始中断，只剩“国家互联网”(“national” internet)可用。

白天城市表面平静。涂鸦仍在，一些破坏痕迹可见，如BRT站玻璃破碎、金属护栏被拆毁。晚上7点左右，我们所在区域比往常的周五夜晚安静。8点左右，窗外和街上传来口号声。鉴于局势和缺乏组织，我们犹豫是否要上街。我们讨论了几种选择：留在家中、外出观察、加入人群用口号介入，或避开人群、专注涂鸦。

一些人认为，前一晚的抗议已完全被巴列维阵营劫持，因此在巴列维发出号召*的同时参与抗议并不合适。另一些人则认为，前一晚与其ta抗议者形成的对话正是再次走上街头的理由。经过集体讨论，我们决定驱车前往前一晚去过的地点观察。

*伊朗末代沙阿(国王)之子、流亡海外的礼萨·巴列維(Reza Pahlavi)号召国内民众星期四(1月8日)發起一場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七·提尔广场(Haft-e Tir Square)，瓦利亚斯尔广场(Valiasr Square)、英格拉布广场(Enghelab Square)布满镇压力量。根据周四、周五的观察，我们判断：此阶段镇压力量的部署重点在于控制特定地点——主要广场、象征性街道(如七·提尔、瓦利亚斯尔、英格拉布)，以及革命卫队基地和军事总部周边。因此，人们更多是在各自的社区而非主干道上聚集。

来自小城市的消息称，死亡人数极高。随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屠杀消息也传出。连国内的媒体也在报道吉兰省急需献血，这意味着镇压极其残酷，伤者众多。一位朋友说，周五夜里，在德黑兰某些地区能听到军用级别的枪声。

另一个新的现象是，除了大规模断网外，国家媒体对抗议的报道方式发生了变化。ISNA、法尔斯通讯社、Entekhab等仍使用惯常的政权话语，但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否认抗议的存在，而是报道了有人被杀。一些人认为，在切断互联网后，他们意图通过这些消息制造恐惧。

卡赫里扎克(Kahrizak)大量尸体的视频最初正是由政权发布，号称这些是被抗议者杀害的革命卫队成员和政权支持者。他们试图在互联网恢复前“预处理”公众认知，或通过展示死亡规模来震慑人们、阻止再次上街。

周五夜里，在阿塞拜疆街(Azerbaijan Street)和萨尔萨比勒街(Salsabil Street)，我们看到的人群比前一晚少。但在萨塔尔汗街(Sattarkhan Street)，聚集了多达约1000人的队伍。镇压力量使用催泪瓦斯并封锁部分街道。在亚德加尔·埃玛目桥(Yadegar-e Emam bridge)上，车辆停下，人们从桥上观望。桥下，前一晚被烧毁的六七辆车仍在，人们封路、点火，高喊：“打倒独裁者!自由!自由!”有人喊“国王万岁”，但无人响应。

与周四相比，周五在凯沙瓦兹大道、萨尔萨比勒、阿塞拜疆、萨塔尔汗、索赫拉瓦尔迪等地，支持巴列维的口号明显减少，“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则更多。其ta在城市不同区域的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同时，镇压也明显更为严厉。

结语：我们已经在街头很多年了

过去几天的观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我们本可以以小组形式进入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诚然，事件发展的速度和镇压策略的变化如此迅猛，这类小组的作用可能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但仍可以根据局势变化为其设定不同任务。

我们认识的许多公民和政治活动者，由于君主主义口号的高声出现以及对被劫持的恐惧，并未将这些抗议视为自己的战场，从而选择不参与。当然，这也与镇压的极端强度有关。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在此情境下制造多元性、改变抗议的面貌至关重要。

我们亲眼看到，那些喊“国王万岁”“巴列维将回归”的人中，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巴列维成为国王、领袖，或真正想要一个君主制。同样，我们也看到反君主制的人在街头，高喊“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自由!自由!”。

正如在巴列维发出号召前的夜晚，人们早已在街头抗议。事实上，周四夜里的集会中，有人问我们：“如果你们不支持巴列维，为什么8点上街?”我们回答：“我们前几晚就在街头，这些年一直都在。是巴列维在搭乘人民斗争的浪潮，想要劫持它。我们来，是为了表明这场斗争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年来一直如此。”

不可否认，支持巴列维的口号确实广泛存在。但同质化的宣传和媒体再现，使得许多反对巴列维的政治力量要么不参与抗议，要么只能喊一些“中性”口号。就这样，多年的斗争在我们眼前被劫持。

当晚结束后，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我们的介入和对话。我们谈到，如果有组织、如果能更深入地与人群在一起，局势或许可以被改变。

这些对话和口号的作用，在于让个体意识到并非所有人想法一致;同时我们也更清楚地理解到，街头的人群并非统一的亲巴列维力量，而是反伊斯兰共和国的，其中一部分出于绝望而呼喊巴列维。在实践中，我们的口号削弱了亲巴列维话语的回声。

此前数周、数月中，我们与一些将巴列维视为可行选项的人交流的经验，早已表明，这种反动话语的主导地位是脆弱的。这意味着，仍然有时间与之对抗。如果提出其它选择，许多目前依附于巴列维的人会离开，而许多尚未上街的人则会加入。这再次凸显了组织与清晰行动方案的必要性——而这正是我们往往停留在讨论、却很少真正付诸实践的部分。

我们也讨论了所经历的镇压和被打散的群体。一位同志认为，有必要再次尝试建立组织，即便是和那些曾与之存在分歧的人一起。这位同志在 2022–23年起义之间并不在伊朗，因而强调介入的可能性。其它一些一直留在伊朗的同志指出，关于介入可能性的这种分歧，部分源于他们长期、持续承受的高强度镇压所带来的影响;或许，他们也需要尝试从这种镇压的阴影之下走出来。那位曾离开伊朗一段时间的同志也承认，自己的判断确实受到未直接经历近期镇压的影响。但所有人都同意：介入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谈论这些天在街头的经验、许多公民与政治活动者不愿加入抗议的原因，以及那一夜的介入。

本报告反映了我们这一小组截至1月9日(周五)夜晚在所到之处的观察与行动。事件发展的速度如此迅猛，以至于不断推动人们的抵抗形式和政权镇压策略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