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很明白地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间。这种看法，简单地说，就是：第一，瞧不起;第二，害怕。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当说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时候，总是否认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的地位。他们想证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只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统治阶级中的“伟大人物”才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许多从西洋贩运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观点的人，把这种看法也当成什么新鲜货色输入了中国。例如有一本中国人写的社会学的书中说：“人类社会各种事业与重要变迁，都是大思想家与大事业家所造成的。”“社会之是否进步，似不在众人，而在领袖之手。”照这本书说起来，人民群众是没有主见的，可以任凭少数“大人物”来支配。书中说：“大概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对于任何问题，常表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以社会的改组或改造都有赖于领袖人才出而倡导进行。”这种“领袖人才”“知道如何去驾驭民众”，能够用“教育和宣传”的方法来使群众跟着自己走，并且还要“订立种种适当的法律，强制民众奉行，逐渐改变民众态度，以达社会改组的目标。”[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册，页137—138。]

资产阶级关于人民群众的这种看法，其实已经由他们自己对人民群众的担心害怕所驳斥掉了。他们之所以害怕人民，就因为人民群众终究是他们所不能“驾驭”，无法“强制”的力量。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千百万普通的工人农民，本来过着被压迫的、贫穷的生活，用辛苦的劳动支持着整个社会，一旦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宣布了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就显出了惊天动地的威势，成为推动历史迅速前进的伟大动力，而把那些自命为能够“驾驭民众”的资产阶级英雄好汉们远远地撤到了一旁!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统治者一样，不可能如他们意地驾驭和控制人民群众，这就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常常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反动统治者要按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这种客观规律是做不到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能够及时地察觉广大人民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的分散的、不自觉的意志和愿望集中起来，因而能够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驾驭”群众，而是密切地和群众在一起，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真正唯物论者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要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中的多数。资产阶级否认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上的真正主人，这种观点是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相结合着的，当然只会在实际生活中遭到彻底的破产。

现代资产阶级用他们所伪造的“科学”，企图证明群众是愚蠢的、智力低下的，因而是不配做历史的主人的。所谓“优生学”就是这样的一种伪科学。美国和英国的“优生学”者断言，人们的聪敏才智都是先天遗传的，“优秀”的人的后代都是“优秀”的，“不优秀”的人的后代都是“不优秀”的。潘光旦编译的一本《优生原理》根据了美国人的一些所谓儿童智力测验的虚假材料而说：“属于上层社会经济阶级的儿童的平均智商是一〇五，而属于下层的是九六。上层职业团体的父亲所产生的子女，智力总要高些，不管他们长大后的环境是什么。”[ 潘光旦编译：《优生原理》，观察社1949年初版，页6。]这所谓“上层社会经济阶级”，“上层职业团体”，不用说，就是指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优生学”者用这种虚构的调查研究来达到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结论：劳动人民天生是智力低下的，而且世世代代都是智力低下的。

现代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心理学”是他们手里的另一种伪科学。他们说，当分散的个人一旦集合为群众，就发生了特殊的心理状态。法国现代的一个反动资产阶级学者黎朋(Le Bon)在他的《群众心理》一书[ 《群众心理》，有中女译本，吴旭初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这里的引文见中文译本的页23。此书在中国有相当影响。张东荪当时说：“法儒黎朋，国人当已习闻其名矣。吾自归国以还，即以其所着《群众心理》为枕中秘本。”(见《革命心理》一书序言，《革命心理》是黎朋的另一着作，当时也出了中文译本)]中说：“个人一到了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人们说，集全世界人的知识，一定能胜过服尔泰(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个大学者。——引者)。但是如果所谓全世界是指群众而言，那么我以为只能是被服尔泰所胜过。”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谚语“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恰恰相反，是说，全世界的“皮匠”集合在一起，也抵不了“一个诸葛亮”。群众是愚蠢的，而孤立的个人才可能成为聪敏人，这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结论。

究竟是剥削阶级聪敏还是劳动人民聪敏呢?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依靠了它的特权地位而垄断了文化，这当然并不表明剥削阶级的先天智力高。人们决不是因为天赋智力高而成为剥削者，但人们却会因为处于剥削者的地位而拒绝看到那些违背他们阶级利益的真理，并且因为脱离生产劳动过着寄生生活的原故愈来愈变得思想迟钝。所以和剥削阶级比起来，真正聪敏的人乃是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的聪敏才智在旧社会经常被压抑着，而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和在获得了解放以后，就能够大大地发扬起来。

究竟是孤立的个人聪敏还是许多人集合在一起聪敏呢?这里也需要做阶级分析。反动的、没落的阶级中的个人，在同他的阶级隔离开来的时候，才较有可能比较清醒一些，较有可能承认客观真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可以说，孤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聪敏一点。但是对劳动人民来说，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第一，智慧是从实践中来的。劳动人民成为有组织的群众的时候，才能够进行改造社会的实践，也才有可能扩大他们改造自然的实践，因此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第二，劳动人民在形成为集体力量的时候，才能够彻底摆脱反动统治阶级所加给他们的精神镣铐，因此就能够更加聪敏起来。资产阶级要向劳动人民鼓吹孤立的个人比较聪敏，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孤立的个人容易为他们所愚弄。

照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起来，群众不但是愚蠢的，而且还是不讲道理的，不可理喻的，是疯狂的，野蛮的。前面提到过的法国人黎朋的书，在研究“群众心理”的名义下对于人民群众肆意进行了诅咒和诋毁。他说：“群众除破坏以外不能做别的事业”，“群众常为无意识的考虑所支配”，“群众的推理力的程度很低下”，“理论无感化群众的功能，群众似为不知不觉的感情所影响”等等[ 黎朋：《群众心理》中译本，页1、14、67等处。]。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在说到群众的时候，也无非是这类说法。例如，一本曾经在中国某些学校里流行过的美国社会学教科书中说：“群众是一个幼稚的和不发展的社会，它或许会受着一种直觉的冲动所支配，正像一匹野兽的本能那样凶猛有力。”[ 美国人白克马(Blackmar)与季灵(Gillin)合着的《社会学大纲》，中文译本，吴泽霖译，世界书局1935年版。这里的引文见该书页426。]

中国也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述着西方反动资产阶级的这种谬论。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一本社会学的书中说：“群众不易于领受思想。一切说明、辩证、推理等等理智的过程，均非加以深沉之研究不可。而群众者，依仗声势，驱于感情，固绝对不能为此者也。”[ 朱亦松：《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页64。]郭任远也公然说：“群众是最不可理喻的。你要对群众讲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要利用群众，只要找几句容易发动感情的口号及标语，有时虽是你把一般群众骗去找死，他们也觉不得的。”[ 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页50—51。]

人们如果要知道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反动到什么程度，离开科学又有多么地远，看一看上面引的这一些话，是尽够的了。

难道群众是不讲道理的么?其实群众之所以受到反动资产阶级的咒骂，正因为他们是讲道理的，是有辨别是非的标准的，不过他们的道理，他们的标准同资产阶级的完全不同罢了。反动阶级的道理，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只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受到不信任和不理睬。普通的工人农民，在成为有组织的群众的时候，就能够和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道理来对抗反动阶级的道理。资产阶级学者们破口大骂，说群众“丧失理性”，“不可理喻”，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原故么?

在黎朋的书中还这样地写道：“责任的观念，是用来范围个人的行为的。人们合而为群的时候，责任的观念就不期而消失，感情的激烈因之而增加。如果群的分子数目愈多，则其恃众无恐之念愈增，而无责任的状态也愈明显。凡是个人独处之时所不敢萌的感情，不易成的行为，至是遂无所不至矣。虽是无才无学的人，一旦投身群众之中，往往在感情兴奋之际，忘掉了他平日的卑陋无能，竟自以为能力极其巨大。”[ 黎朋：《群众心理》，中译本，页54。]黎朋的这段话很明显地是说：人民本来应当永远记住自己不过是“卑陋无能、无才无学”的人，应当老老实实地遵守资产阶级统治者所规定的“责任观念”;可是他们一旦“合而为群”的时候，居然把这种“责任观念”抛在一旁，“自以为能力极其巨大”，这在资产阶级老爷看起来，就叫做“盲目的冲动”，叫做“发了疯”。

郭任远也惊惶地指出：统治阶级平日用来束缚人民的精神武器都会被群众的力量冲倒。他说：“平常人们往往受社会的宗教道德和法律的束缚，有许多事体不敢公然去做，但是在群众当中，情形就变更了。……在群众的情境中，宗教、道德、法律和教育的制裁一时皆失其效力。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秩序者全赖那些制裁和约束个人行为的工具，要是这些工具失其效力的时候，社会的秩序就无从维持了。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所以在群众的情境中，往往要发生暴动，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页53。]

应当承认，黎朋和郭任远这样的说法是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同的觉悟之下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时候，就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冲破反动统治者所布置的一切天罗地网，一切用以束缚群众的创造能力的“清规戒律”。

群众只能破坏不能建设么?对于一切反人民的统治秩序，人民群众的确是伟大的破坏力量。没有这种破坏，就没有新的建设。问题是在建设什么。资本主义的建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觉悟了的人民群众不但不会积极参与这种建设，而且要用怠工、罢工，直至武装斗争来破坏这种建设;正如同他们不但不信服资本主义的道理，而且要反对这种道理一样。旧社会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秩序都在人民群众的力量面前“无从维持”的时候，代替旧秩序而出现的，不是无秩序，而是新秩序，革命的秩序，人民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学者”们所不愿意承认的。

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把他们所不喜欢的群众运动叫做“暴众”(“mob”)。白克马和季灵合编的教科书说得很坦率：“暴众就是在一种情绪冲动之下向着一个共同目的而动作的群众。无论如何，总应把他们压制，因为他们并不能代表高尚的社会目标。”[ 白克马和季灵合着的《社会学大纲》，中译本，页427。]——有组织的，为明确的目标而斗争的群众，在资产阶级看来，就是“暴众”，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认为是“高尙”的目标。“必须加以压制”，这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向他们的主人提出的建议。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硬说什么群众“无理性”，其实是觉悟了的群众抛弃了资产阶级要他们承认的那种“理性”，而真正进行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资产阶级硬说什么群众为“盲目”的“过度”的感情所支配，其实是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人民群众在伟大的革命和创造行动中的伟大的感情。在资产阶级看起来，群众是狂妄自大到发疯的程度，其实是革命的群众拥有冲天的本领，使得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不能不在他们面前发抖。这是真正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用资产阶级庸人的眼光是无论如何估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