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长期低迷、社会原子化、人与人之间高度不信任时，大量普通人并不会立刻把矛头对准资本本身，而是会产生一种更直接、更本能的渴望：

“别跟我讲道理了，先让我活得稳一点。”

“不公平先放一边，至少别再乱下去了。”

这时，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会主动或被动地推动权力集中，用更强的行政、PC、司法、舆论控制来“止血”。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稳定秩序;实际上，它是在用“强力镇定剂”，暂时压住经济矛盾。

你会发现一个规律：

经济越无力，纪律越被强调;

分配越不公，道德要求越严苛;

生活越艰难，“正确态度”越重要。

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当资本已经无法继续提供增长红利时，只能通过秩序和服从来维持现状。

但问题在于：强力秩序解决不了矛盾，只能延迟爆发。

接下来，往往会出现第二种趋势：民粹化与极端情绪的蔓延。

当主流叙事失效、精英话语破产，人们会转向更简单、更情绪化的解释框架。

“有人在害我们。”

“这个系统被坏人控制了。”

“只要清除某一类人，一切就会好起来。”（比如反腐败？）

这种情绪本身，依然是阶级痛苦的变形，但它已经被彻底去阶级化了。

矛头不再指向生产关系，而是指向“阴谋”“背叛”“堕落”“腐败的他者”。

资产阶级对这种状态，其实是暧昧甚至纵容的。

因为民粹愤怒是可利用的，它可以被引导、被收编、被定向投放。

只要不触及资本所有权，只要不质疑规则制定权，情绪再激烈，都仍在安全范围内。

但这种玩法有一个致命问题：

它会不断抬高社会的情绪阈值，最终连操纵者自己也难以控制。

于是，第三种可能性浮现出来——也是资产阶级最恐惧、却又不断制造条件逼近的那一种：

阶级意识的重新形成。

注意，这一步通常不是以“理论觉醒”的方式出现的。

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了多少经典，而是因为现实把人逼到了一个共同的位置。

当足够多的人发现：

换行业也没用，

换城市也没用，

换身份也没用，

甚至换叙事、换立场、换信仰，也改变不了处境。

这时，一种非常朴素、非常危险的认知就会慢慢浮现：

问题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这套分配和占有的方式本身。

你会注意到，这种意识一旦出现，就极难被“转移”回去。

因为它不依赖宏大口号，而来自生活反复验证的失败经验。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撼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时刻，都不是因为人们“想得太多”，而是因为他们试过所有被允许的路，却发现都走不通。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些“转移阶级矛盾的花样”，本质上不是从容的统治技巧，而是一种越来越焦躁的应激反应。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实悖论：

越是反复强调“不要谈阶级”“不要对立”“要理性”，越说明阶级矛盾正在逼近一个无法再被模糊处理的阶段。

资本主义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经济数据不好看，而是它已经很难再为普通人提供一个“合理解释自己为何受苦”的故事。

当故事失效，而现实仍在继续，

历史，通常就会开始换一种方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