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开40多年的历程会发现教材也与时代的潮流一样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甚至把“将教改进行到底”喊成了口号?语文教材这种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不断花样翻新，推出“爆款”，登上热搜。比如，夏衍创作的《包身工》在教材中四十年间的“三进两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悄然离场与高调回归，背后是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拉锯博弈，更是国家坚守育人初心、筑牢思想防线、在行动中不断校准航星的生动实写照。

2024年秋季学期新修订义务教育统编教材的启用，再次将教材的“统分”之变与红色课文的“进出”之争，置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聚光灯下。笔者与豆瓣一起，梳理人教版教材中革命传统作品的演变轨迹，能清晰看到一条从“多元博弈”到“价值锚定”的脉络，这既是中国教育理念的迭代史，更是意识形态阵地的拉锯战。

01 红色课文的命运沉浮：意识形态博弈的微观缩影

革命传统作品被称为“红色课文”，其在教材中的每一次调整，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投射。《包身工》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教材起，便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焦点：2010年左右，部分地方教材以“年代久远”“脱离时代”为由将其删除，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血汗工厂”而妨碍了社会和谐，2018年的那一轮教材修订中，它再度从必修教材中退出。直到2024年，它又回来了。

这种“退出”并非偶然。改革开放后，多元思潮涌入，部分教育领域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去革命化”的倾向，一些人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人文性”，弱化其“价值引领”功能，认为红色课文“说教意味过重”“与当下生活脱节”。与之相伴的，是《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经典红色篇目相继从部分教材中消失——这看似是篇目选择的差异，实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阵地失守”。那些我们的敌对阶级的遗老遗少及其代理人，差一点夺回了阵地。

而红色课文的“回归”，同样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结果。经历了剧烈的舆论风潮之后，2017年被王旭明认为“过时”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返统编教材，2024年新教材中《包身工》与《记念刘和珍君》等篇目共同入选“苦难与新生”主题单元，标志着红色基因在教材中的系统性归位。这一过程，正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有力回击，是在意识形态阵地争夺战中吹响的“反攻号角”。

02 教材管理的模式转型：意识形态阵地的守土之策

教材的“统”与“分”，从来不是简单的管理方式选择，而是关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抉择。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一纲多本”模式，打破了教材编写的垄断格局，激发了地方与出版社的编写活力，让各地得以结合实际选择教材。浑水摸鱼的夹带私货的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拿下了地方教材的话语权。编教材成了大买卖，甚至有人独立编纂了“教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也为意识形态的“渗透”留下了缝隙——部分地方教材为追求“创新”“多元”，刻意淡化革命传统、消解主流价值，甚至出现歪曲历史、抹黑英雄的内容，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有毒鸡汤的，一拥而上。麦克阿瑟的演讲词也进了语文教材，让志愿军烈士及其家属情何以堪啊。

物极必反，人民的呼声有时被听到。2017年，党中央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率先实现“一纲一本”的统编统用，标志着教材管理进入“强化国家意志、筑牢思想防线”的新阶段。这一转型，核心是将教材建设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从源头上杜绝错误思潮对教育领域的侵蚀。“三科统编”不是对“多元探索”的否定，而是在意识形态核心领域划定“红线”——通过统一的教材编写标准，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教育的主旋律。

在“三科统编”的基础上，教材政策保留了“其余审选”的灵活性，数学、物理等学科仍允许各省选用审定版本(尽管数学教材也出现了毒插图，防不胜防啊)。这种“统分结合”的模式，既守住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又兼顾了教育发展的“多样性”，是应对复杂意识形态斗争的智慧选择。

03 调整逻辑的深层较量：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与巩固

教材不能安装永动机，相对稳定才是教材的必备品格。其实，红色课文的“进”与“出”，教材管理的“统”与“分”，背后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这种较量，体现在教育理念的博弈中，更体现在国家意志与错误思潮的对抗中。

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始终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定盘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强调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这一顶层设计，直接推动了红色课文的系统性回归，让教材重新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战场”。

语文教育理念的演变，始终围绕“政治性、工具性、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展开。一段时间内，部分人将三者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性”而否定“政治性”，实则是打着“教育创新”的旗号，削弱教材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新时代的教材修订，则实现了三者的深度融合——红色课文不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素材，而是兼具语言训练、思维培养、审美提升与价值引领的综合载体。这种融合，让意识形态教育润物无声，也让红色基因的传承更具生命力。

社会时代变迁，则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新的语境。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交锋日趋激烈，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教材中红色课文的回归与强化，正是为了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筑牢意识形态的“防火墙”。

04 战略坚守的时代启示：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培育时代新人

我们对教材的重要程度，严重估计不足。教材编写队伍里的“间谍”必须清理干净。因为教材作为全民必读书(孩子和家长)，它的每一处改动，都牵动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神经，都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都会成为每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痕迹。现行统编教材对革命传统作品的处理，彰显了党和国家筑牢意识形态防线的坚定决心。

从篇目编排来看，义务教育语文革命文化选文达91篇，高中教材设立“苦难与新生”等主题单元，构建起从小学到高中循序渐进的红色教育体系。这些篇目，串联起中国**领导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成为滋养青少年精神世界的“营养剂”。从教学方式来看，红色课文的教学告别了“满堂灌”的生硬说教，转向跨学科融合、实景体验等创新模式，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从教材“统分”之变到红色课文“进出”之争，四十年的历程清晰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教材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牢牢掌握教材建设的主导权，将红色基因融入教育全过程，才能培养出拥护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教材的“统”与“分”的战略调整，红色课文的“进”与“出”的历史抉择，正是这场持久战中的关键战役。而坚守住教材这块阵地，就是坚守住了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