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矛盾不是“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是结构性、必然性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化之间的张力，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就不会消失。正因为如此，如何不让这个矛盾指向资本本身，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危机显性化的时候，这件事甚至比“发展经济”更紧迫。

在经济上行期，矛盾可以被“增长幻觉”暂时遮蔽。就业扩张、信贷宽松、消费主义盛行，很多人即便被剥削，也还能靠加班、借贷、透支未来勉强维持体面。这个阶段，转移矛盾往往是柔性的：

讲个人奋斗、讲成功学、讲“时代红利”、讲“你不行是你不努力”。阶级矛盾被拆解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失败，资本隐身在“市场”“机会”“规则”之后。

但一旦进入经济大萧条或准萧条状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失业扩大、收入下滑、债务压顶、社会流动性冻结，普通人会本能地追问三个问题：

钱去哪了?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越来越穷?

是谁在制定这些让我活不下去的规则?

这时候，阶级矛盾有重新聚焦的危险。于是你会看到，各国资产阶级的“转移术”明显升级，而且越来越赤裸。

有的转向身份对立：

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族群问题、移民问题、性别问题、代际问题、地域问题。不是资本在压榨，而是“外来者抢走了你的机会”“另一性别占了便宜”“某一代人拖垮了国家”。社会愤怒被分流到横向冲突中，底层彼此对立，而真正掌握资源和规则的人稳坐高台。

有的转向道德化叙事：

贫穷被解释为懒惰，失业被解释为“不适应变化”，破产被说成“风险意识不足”。制度性剥削被改写成个人品德问题。这样一来，受害者不仅要承受物质压力，还要背负羞耻感，自我怀疑反而削弱了集体意识。

有的转向外部敌人：

通过地缘冲突、贸易战、意识形态对立，把国内的阶级紧张转移为“国家之间的斗争”。你不再是被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而是“民族共同体的一员”，需要为“大局”“安全”“竞争”忍耐牺牲。资本在国内压榨，在国际上却披上了“国家利益”的外衣。

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常见的，是情绪与舆论的碎片化。

信息被切割成短平快的刺激单元，愤怒被消耗在热搜、骂战、立场站队中。问题永远是具体的、局部的、道德化的，却很少被允许上升到结构层面。你每天都在愤怒，但这种愤怒没有方向，没有出口，更无法形成共同的认识。

这些手法看似五花八门，其实有一个高度一致的内核：

不让劳动者把痛苦理解为“同一种痛苦”，不让分散的个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结构。

当经济进入下行通道，转移阶级矛盾的成本在上升，而效果在下降。遮羞布越来越薄，叙事越来越用力，甚至开始自相矛盾。人们一边被要求“理解大局”，一边却清楚地感受到，牺牲永远是单向的。

所以说，这不是资产阶级“道德堕落”了，而是资本逻辑走到关键节点时的本能反应。当它无法解决矛盾，只能管理矛盾;当它无法让人过得更好，只能想办法解释“为什么你该忍”。

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这些手法本身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而是：

在这种环境下，劳动者是继续被引导去彼此指责、彼此消耗;

还是重新学会把零散的痛苦，识别为同一条生产关系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