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西方社会从新自由主义向民粹主义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金融资本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新自由主义是以抽象人性论构建的理论体系，虽然为金融资本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但无法祛除金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无法应对由此引发的经济失衡、社会分裂等危机。当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政策彻底失效时，民粹主义便占据了意识形态舞台，成为另一种金融资本积累的畸形产物。本期来解析金融资本如何催生危机，新自由主义为何必然转向民粹主义。

一、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

新自由主义隶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而是一整套涵盖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现实体系。

新自由主义以抽象人性论为根基，将人预设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人格权、私有权、契约自由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它的核心逻辑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而国家的角色应被限定为“守夜人”，仅负责维护市场秩序与私有产权。

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一系列政策重塑了西方经济社会格局。在经济领域推行市场化、私有化与金融自由化，解除对资本流动、市场竞争的管制，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政治领域弱化国家的经济调控与社会福利职能，强调“最小国家”理念;在全球层面倡导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动资本、商品、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这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曾拉动部分西方经济体增长，使得新自由主义迅速确立主导地位，但也为后续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系统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自诞生之初就存在脱离实践、背离经济规律的隐患，随着实践的深入，与经济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陷入不可调和的困境。从本质上来说，根源在于理论根基的虚幻性。新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理性经济人”与形式自由体系，完全抽离了具体的社会与现实。这个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它是理念论的延伸，无法反映真实的人性与社会现实。具体而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错误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1.哲学根基的虚妄性。“理性经济人”以抽象人性论为前提，将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情境中剥离，把人的本质简化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单一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行为选择始终受到生产关系、阶级地位、文化背景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而非脱离社会的孤立“理性主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逻辑差异，不是源于“理性程度”的不同，而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资本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符合资本积累逻辑的，劳动者追求更高劳动报酬是为了满足现实需求，二者的结构性差异不能用理性的私利追求来统一。

2、对人性本质的片面化认知。“理性经济人”假设将人的需求与行为动机窄化为“私利最大化”，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情感性与道德性需求。现实中的个体不仅追求物质利益，还存在对公平、尊严、归属感等非功利性目标的追求，这些需求往往会影响甚至主导人的行为选择。例如，在工作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取决于薪酬水平(私利)，还受到工作环境的公平性、职业发展空间、团队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在公共生活中，个体愿意为公共利益参与公益活动、遵守公共规则，这些行为都无法用“理性经济人”的私利逻辑来解释，完全是对人性认知的片面与狭隘。

3、实践层面的彻底失效。“理性经济人”假设推导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统一”的结论，在现实中被反复证伪。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实践中，资本所有者为追求私利最大化，往往采取裁员、降薪、污染环境、垄断定价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理性经济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与社会整体利益对立的直接体现。例如，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企业改革中，资本所有者通过裁员、降薪、外包等方式压缩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违背劳动者对稳定就业、合理薪酬的现实需求，不符合社会稳定发展的整体利益。所以，“理性经济人”假设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利益冲突，彻底暴露了其脱离实践的错误本质。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地位天然不平等，资本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实现积累，而劳动者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取生存资料，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对立，使得新自由主义假设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统一”的理论从根本上脱离现实。“理性经济人”这个逻辑起点，错误性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误读，更核心的本质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观建构的产物，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辩护、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

本质上，“理性经济人”从诞生之初就是资本主义为自身量身打造的理论工具。资本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实现资本的无限积累与自由扩张，为此，它从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完整人性中，刻意抽离出理性与经济的属性，建构出“理性经济人”这个意识形态符号。这个预设将“追求私利最大化”强加为普遍人性，进而为资本的逐利行为赋予了天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将资本所有者的剥削、垄断、投机等阶级行为，包装成“符合人性的理性选择”，彻底遮蔽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阶级剥削本质。与此同时，这个预设还刻意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分化与利益对立，将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简化为抽象的市场交换关系，通过消解阶级矛盾的现实性，弱化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识，最终实现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核心目标。

从服务功能来看，“理性经济人”预设为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政策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它所推导的“自由市场万能”、“最小国家”等结论，精准契合了资本主义摆脱国家干预、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与扩张的需求：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论证了将公共领域纳入市场体系、解除对资本的管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否定人的社会性与集体利益诉求，弱化了民众对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的合理主张，为资本主义削减社会福利、压制劳动权益提供了借口。故“理性经济人”预设的所有逻辑推演，最终都指向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障资本积累效率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经济理论中的典型体现。

正是因为“理性经济人”从根源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物，而不是客观的现实总结，才导致以它为根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无法真正满足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这也为后续脱离实践、陷入危机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政策背离经济积累规律，加剧了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与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严重脱节。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扫清了障碍，推动金融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了以金融投机、资本炒作为核心的非生产性积累模式，这与市场经济“生产决定流通”的基本规律完全相悖。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打破：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垄断定价、操控地产金融、支配货币发行等方式疯狂逐利，导致财富向少数资本精英快速集中，比如美国前1%的富人掌握的财富规模超过底层50%民众的财富总和;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本投入不足而持续萎缩，制造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左右降至当前的10%-20%，直接导致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中产阶层持续萎缩，底层民众陷入经济困境，与新自由主义最初宣扬的“市场化带动全民富裕”完全背离。

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念使其完全丧失了调节经济失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新自由主义主张将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认为市场竞争能提升服务效率，但现实中却导致公共服务资源向富人集中，底层民众难以获得平价、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美国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后，医疗费用持续飙升，约2700万美国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险，大量普通家庭因大病陷入破产;教育市场化则导致高等教育学费暴涨，学生债务规模突破1.7万亿美元，成为制约年轻人发展的沉重负担。当金融资本非生产性积累引发的经济危机爆发时，政府不仅无力干预实体经济的衰退，反而通过“印钞救市”、“债务扩张”等方式优先维护金融资本利益，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普通民众的财富进一步缩水、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这种完全服务于资本逻辑、背离民众需求的制度设计，使得新自由主义与社会现实的裂痕不断扩大，最终彻底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三、新自由主义转向民粹主义的必然逻辑

当新自由主义因与现实脱节、与经济系统的矛盾彻底激化，陷入理论与政策的全面失效时，意识形态真空随之形成。但填补这一真空的民粹主义，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只是一种简单的替代。

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差异仅在于抽象维度的设定，而非本质属性的区分。新自由主义将复杂的社会主体抽象为“理性经济人”，通过预设“个人私利与社会公益的天然统一”，构建了“市场-国家”的二元对立抽象叙事，最终服务于资本自由扩张的逻辑。而民粹主义构建起“本土-外来”的抽象框架。两种理论均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核心矛盾，通过简化社会现实、构建抽象对立来完成自身的理论闭环，这一本质决定了二者均无法触及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源。

民粹主义的核心功能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阶级矛盾，转化为非生产关系层面的国家矛盾、民族矛盾或文化矛盾，从而实现矛盾的转移与遮蔽。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直接表现为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在利益分配、权利保障上的阶级对立;而民粹主义通过塑造“外来资本挤占本土利益”等叙事，将民众对资本剥削的不满，引导向对其他国家、外来群体或跨国组织的排斥。例如，“美国优先”政策将国内产业萎缩、就业流失的矛盾归咎于国际贸易失衡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英国脱欧将社会福利压力、发展机遇缺失的问题归因于欧盟一体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削弱，本质上都是通过抽象的国家/民族对立，替代了具体的阶级对立，完成了矛盾的理论转化。

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因抽象论的本质而脱离社会现实。它并未提出解决资本积累矛盾、调节阶级利益关系的有效方案，仅通过激进的抽象对立叙事收割民意，所以政策往往治标不治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理论更迭，既无法破解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悖论，也无法解决西方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反而可能因矛盾的错位转化加剧社会分裂与国际冲突。新自由主义向民粹主义的转向，恰恰印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应对自身内在矛盾时的困境。当一种抽象论无法维系社会共识时，只能通过另一种抽象论完成自我替代，却始终无法突破自身的理论边界与阶级局限。

综上，新自由主义向民粹主义的转向，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基于抽象论逻辑的自我调适与替代。二者作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均通过构建抽象对立、转移核心矛盾来维系自身的理论合法性，但都因脱离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无法真正破解西方社会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