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志杰　俞之瀚　邓睿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丁志杰系所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5年第24期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发展迅速，令人瞩目。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份额为11.9%，连续13年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荷兰。考虑到荷兰作为欧洲投资枢纽的特殊地位，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0～202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中国同期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定位，也对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和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的重要内容。

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从边缘参与者到全球第三大投资国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从流量看，从2004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7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远高于同期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速。从存量看，2004年仅为596亿美元，到2024年已突破3.1万亿美元，增长了50多倍。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量为2335亿美元，首次超过97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净流出”，标志着中国从资本输入的国家转变为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尽管此后受到政策调控和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对外投资流量有所回调，但整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与吸引外资的差距持续缩小。

这种态势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变化。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约束增强、市场竞争加剧，传统的外资吸引力有所下降，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海外市场拓展需求增强，对外投资动力充足。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一升一降”的趋势将持续，中国逐步从利用外资为主转变为双向投资并行的格局，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从结构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中国海外资产结构的优化。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96亿美元，仅占对外总资产的6.4%，到2024年，占比已升至30.7%。如果剔除外汇储备等官方储备资产，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则从18.8%升至46.3%，接近半壁江山。

从投资目的地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4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2万家，其中亚洲占比高达80%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欧洲和北美占比分别约为5%和4%。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外投资涵盖18个行业部门，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尤为显著。

中国对外投资的意义：变逐利投资为共建共赢

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障碍除了资金匮乏外，还有制度差异导致的高额协调成本。中国通过对外投资，不仅实现了国内外产能合作的优势互补，还推动了东道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通过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对接与能力建设的“软联通”，东道国提升了制度吸收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了外部“输血”能力向“造血”能力的逐步转化，避免了传统援助模式的“援助—债务—依赖”的债务循环，实现了可持续的共建共赢发展模式。

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模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核心在于将资本输出与产能合作、技术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致力于提升东道国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以往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主要遵循利润最大化逻辑，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留在母国，将生产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攫取价值链高端利润。这种模式虽然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和税收，但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支持有限，难以实现东道国自主工业化。例如，拉美国家在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后，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未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调整。中国对外投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更强调“产能合作”理念，即不仅输出资本，还输出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和配套产业，帮助东道国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

一是通过产业链整体转移，推动“输血”向“造血”转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往往采取“链式转移”模式，即将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打包”转移，在东道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东方工业园，吸引了纺织、服装、制鞋等多个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入驻，形成了从纱线生产到成品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不仅解决了当地数万人就业问题，还带动了配套产业发展。二是技术和管理经验转移，推动可持续的内生发展。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注重本地化经营，通过培训当地员工、建立研发中心、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等方式，实现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转移。华为在非洲建立了多个培训中心，每年培训数万名本地通信技术人才，许多人创办了自己的通信企业，成为推动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建筑企业在海外项目中大量雇用和培训当地工人，传授现代建筑技术和管理方法。三是标准和模式输出本地化，推动产业和服务适应本地化发展。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逐渐将符合中国实际的产业标准和商业模式转化为当地可行的方案，促进技术、管理及运营模式的本地化调整与升级。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推广的绿色建筑标准、智慧城市建设方案等，能够根据当地的文化、环境及经济条件，进行灵活调整，推动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此外，中国的一些金融和电商平台在海外市场也通过定制化的商业模式，深耕本地市场，促进了当地消费习惯和商业环境的优化。这种标准和模式的本地化输出，不仅助力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还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共赢发展。

对中国经济的战略价值

中国的对外投资不仅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也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相比国内市场，海外投资或带来更高的利润，这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为国内的高端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二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逐步向外转移，为国内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环境容量。同时，通过海外并购和技术合作，中国企业能够引进先进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加速国内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种“走出去”与“转上去”的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海外项目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与多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等多边金融机构，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政策建议：构建支持和规范并重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

中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对“十五五”期间中国即将进入投资发展第四阶段的新形势，需要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对外投资政策，构建支持与规范并重、高质量发展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

提升境内金融全流程服务国际化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从要素驱动逐步迈向质量驱动。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企业“走出去”的方式，也为境内金融体系提升国际化能力提供了现实契机与制度需求。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后，往往需要同步构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金融体系，以保障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与跨境经营效率。

从全球经验出发，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成效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与管理能力，更依赖母国金融机构在融资、结算、担保、保险、风险管理与专业咨询等方面提供的全流程支持。例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后，其金融机构迅速在北美和东南亚布局，使得海外信贷、离岸外汇交易与跨境结算体系同步扩张，为日本企业的全球化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拓展，境内金融机构正在从“国内支持者”向“全球服务者”转型，并在实际业务中逐步形成新的功能定位。例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大型银行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本外币融资、跨境结算和贸易金融服务，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资金配置。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正在倒逼境内金融机构加速国际化进程，使得企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呈现出相互强化的机制。

进一步地，对外投资质量提升也对金融国际化提出更高要求，既体现在产品体系升级上，也体现在全球风险定价能力与合规能力的完善上。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设厂、布局供应链时，对长期贷款、供应链金融、跨境资金池和本外币协调管理的需求显著增加;而汇率波动、政治风险、跨境税务合规等挑战又要求金融机构具备更高水平的分析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例如，中国部分企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项目因结算障碍、外汇限制或政治动荡导致资金链承压，最终依赖境内金融机构制定跨境资金紧急安排与结构性融资工具，成功稳定运营。这些事件说明，企业“走出去”的深度与复杂性正在推动境内金融体系向专业化、全球化和规则化方向演化。

因此，在构建支持与规范并重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中，应将提升境内金融体系国际化水平作为关键环节，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和多层次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布局，提高中国在全球资本配置系统中的地位，为中国由资本输出大国迈向高质量投资大国提供坚实制度基础，进一步增强中国ODI的互利共赢属性，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合作。

推动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关键在于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力度。长期以来，政策重心多倾向于吸引外资。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正在重塑国民经济生产格局，必须将对外投资提升到与吸引外资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这并不意味着减少吸引外资的力度，而是要增强对外投资的支持，推动中国企业积极走向全球，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当前支持吸引外资的政策工具已经较为丰富，而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相对不足，因此需要加快补齐这一短板，通过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拓展企业国际化发展空间，推动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开放水平。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加强政策协调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管理涉及多部门，出现了政策协调困难、企业办事成本高和效率低等问题。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增加了行政负担，还可能导致监管盲区。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理顺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具体来说，应精简审批环节，对于非敏感类的对外投资项目，可以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高效率;而对于敏感类项目，应采取核准制，但要明确核准的标准和时限，避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还应建立一个部际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会议，统筹解决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政策，形成对外投资合力。这一机制有助于提升政策的统一性和效率，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的管理体系，减少行政摩擦，提升企业海外运营发展效率。

完善对外投资统计体系，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完善对外投资统计体系是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的关键。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存在口径不统一、数据不完整、时效性差等问题，导致无法准确把握对外投资形势，进而影响政策的科学制定和精准实施。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统计标准和体系。首先，应统一统计口径，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范围和计量方法，确保各部门发布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可用性。其次，要完善分类统计，通过按投资目的地、行业、企业性质、投资类型、投资规模等多维度进行分类，全面反映对外投资的结构和趋势。最后，应加强数据整合，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将商务、外汇、海关、税务等部门掌握的对外投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对外投资数据库。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对外投资的统计精确度和时效性，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政策制定。

(责任编辑　纪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