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与国共秘密谈判

一、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给邹韬奋先生复电，就说等你回到香港后，再择吉开张/章乃器嫌文字太“右”，坚持要修改 /听冯雪峰如是说，潘汉年兴奋了起来

当列车行驶在莫斯科至巴黎的中欧平原，当客轮劈波在马赛赴香港的地中海、印度洋，潘汉年、胡愈之这两位在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熟悉，现在又增加了一层直接工作关系的老朋友，以倾心的长谈，驱除着长途跋涉的舟车劳顿。

潘汉年在莫斯科已经逗留了半年有余，特别是在面临如何扮演好国共新一轮合作谈判秘密联络人角色后，对国内新的形势、对国民党内、对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情形和变异，他更渴望能了解掌握得越详尽越好。故而在这漫漫的旅途，在他俩的深谈中，就仿佛白驹之一蹴。

轮船在香港码头泊定时，潘汉年看到自己久别的弟弟、中共地下党员潘渭年。潘渭年告诉潘汉年，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下榻的寓所。

胡愈之稍事安顿，便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去看望了原《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先生，因为邹韬奋有件急事要与他们相商。

早在负责文委工作时，潘汉年即与邹韬奋相识。潘汉年撤离上海不久，邹韬奋就加入了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践踏人权的行径，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1935年归国后，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参与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潘汉年

他的活动再次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先是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后又由杜月笙出面来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邹韬奋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企图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意外，邹韬奋又一次流亡。1936年3月，邹韬奋来到香港，长于办报刊的他打算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其时，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策划反蒋，所以对邹韬奋办报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前提是报纸要为两广的反蒋做些宣传。”

胡愈之在归途经过巴黎时，收到了邹韬奋的电报。他邀胡愈之速往香港，帮助他办报。胡愈之见电报后，即与潘汉年相商，潘汉年沉吟有顷，对胡愈之说：“你立即给邹韬奋先生复电，就说等你回到香港后，再‘择吉开张’。”

胡愈之后来才明白，潘汉年为何要他急电邹韬奋将创报之日往后拖延：潘汉年对邹韬奋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势不两立的态度很清楚;同时他得知两广军人实力派欲资助办报，必是想借助报纸为其反蒋造政治舆论。在此背景下匆匆创刊的报纸，难免与中共新近的不讨蒋的精神拉大距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经过一段时期为国共新一轮合作的奔波和历练，潘汉年在这一方面的政治反应已经相当机敏，十分注意在相关问题上把握政策的分寸感。

经过在莫斯科和归国途中，潘汉年对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中国革命路线问题的介绍解说，胡愈之对回到香港后如何展开工作，已逐渐明晰;对邹韬奋所邀办报一事，也形成了定见。几十年后，他在有关回忆中追述了他和潘汉年刚到香港及有关与邹韬奋办报的情形：

“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转变。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6月7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失败。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的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多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立场上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1935年8月，中国**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部分)，即《八一宣言》。

由胡愈之起草的这份文件，被送到上海，请在那里的抗日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章乃器联名签署。沈钧儒很快就签了，可章乃器嫌文字太“右”，坚持要修改。修改后的文章题目叫《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章乃器的名字署在最前面，在邹韬奋办的《生活日报》上发表了。

陕北的中共领导人从报端看到了这篇文章，毛泽东随之给章乃器等写了封信，依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对章等做了一番解释，此信与胡愈之根据潘汉年的意见起草的《告同胞书》基调基本一致，足见潘汉年对当时中共的大政方针把握得相当准确。

在那段日子，潘汉年并不常和胡愈之在一起，他要忙碌得多。他经常出没在“饭馆以及高级咖啡店里”，“他时常到中国人不大去的外国咖啡店找一些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或特务头子谈话。”

这一方面是要把中共在新形势下有所变化的主张最大限度地扩散出去;一方面也是尽可能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为与国民党最高层的谈判，做充足的准备和铺垫。

潘汉年为了获悉两广实力派正在酝酿的反蒋内幕，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白崇禧派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刘仲容，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希望桂、粤军方的反蒋行动，不要拘泥于报复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而应高举抗日大旗，召唤更多的救国力量，以军事手段迫使蒋介石放弃专制独裁统治。

依然是通过老关系梅龚彬、胡鄂公等人，潘汉年还会见了当年策动“福建事变”的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当他得知这些将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当年以反蒋为主的水平上，并积极筹谋联合各地军事力量，发动反蒋抗日统一行动后，便向他们耐心地讲解了形势的变异，强调应突出抗日大主题的意义。

在向具有爱国热情的地方实力派宣传联合抗日思想的同时，潘汉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主要任务。他一面根据与邓文仪商妥的办法，向陈果夫发出了联系的信件;一面设法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接头。

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潘汉年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而对大革命后中共的历史却非常清晰，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的潘汉年，内心很清楚能把革命引向胜利的统帅部在哪里。因此他急于前往中央所在地陕北，渴望聆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袖们的教诲。

1938年3月，潘汉年(后排左一)在广州与茅盾(前排左起)、夏衍、廖承志等合影。

然而从香港到陕北，不单单是路途遥远，山川相障的问题。潘汉年深知没有“交通”引路，实在寸步难行。这时，他想到了上海。尽管他知道上海的地下党遭受了严重破坏，但中共始终没放弃在那里恢复组织的努力。

他决定先派胡愈之去上海，凭借自己的关系，尽快和那里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胡愈之回沪马上就有了回音：他通过自己的弟弟、《申报》主编胡仲持等，和刚从延安到上海，住在鲁迅那里的冯雪峰联系上了。

潘汉年听到此讯，分外欣喜，立即传递了希望尽快和冯雪峰见面的信息。冯雪峰是当年他在文学艺术界担任领导工作时的老搭档。筹备“左联”时，冯雪峰是十二个筹委之一;他调往特科时，是冯雪峰接替了他在文委的工作。不久，冯雪峰就在胡愈之的陪同下，来到香港与潘汉年见了面。

冯雪峰告诉潘汉年，他是4月下旬，受中共中央派遣，从瓦窑堡赴上海的。中央交给他四个任务：

“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有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取得联系，向他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还告诉潘汉年，第一项任务，是周恩来亲自交代的，“并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个名字，……眼下上海已经建立与陕北中央联系的电台，同时也有了一条秘密通道。”

听冯雪峰如是说，潘汉年兴奋了起来：有电台，有密码，又有了通道，就可以马上同中共中央联系了。他对冯雪峰说：“请你通过上海的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回国了，我希望有机会前往陕北汇报我工作的情况。”

在香港，潘汉年与冯雪峰聚也匆匆，离也匆匆。送走了冯雪峰，潘汉年就开始推想：究竟是与国民党的上层接触的消息先到呢，还是在此前冯雪峰能与中共中央联系上，可以使自己先走一趟陕北呢?他倒是很希望能先走一趟陕北，因为领会陕北的中共中央的精神，对与国民党上层的接洽和谈判，肯定将会大有裨益。

正在推想之间，7月7日，潘汉年在《生活日报》上，看到了一则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他给陈果夫写信即用的此名;以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的方式进行联络，也是信中约定好的。一见这则启事，潘汉年知道：国民党方面的联系人，来了。

二、“黄毅”正在九龙饭店的一个包间里，不安地等待着“叔安”的来访/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心领神会/陈立夫要张冲告诉潘汉年，这次他就不同潘汉年见面了/潘汉年对陈立夫的决定，既意外又表示理解/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潘汉年发现，带他秘密前往陕北根据地的交通员，竟然是他

就在潘汉年揣度着他即将晤面的国民党联络员时。这位署名“黄毅”的国民党联络员，正在九龙饭店的一个包间里，不安地等待着“叔安”的来访。但是，他没有住宿在用“黄毅”的名字登记的那个房间。当然，这并非因为他本人确确实实不叫“黄毅”。

此人比潘汉年年长三岁，真名张冲。就是那个当年顾顺章叛变，奉命在顾的指引下，前往上海企图将中共中央领袖们一网打尽的那个张冲;就是那个一手炮制了《伍豪启事》，导致周恩来晚年不得安生的张冲;就是那个化名江淮南，与陈立夫游历欧洲伺机访苏，差一点就和潘汉年在苏联碰头的张冲。

他是CC系情报主管之一。由他出面与中共搭线，是蒋介石亲自拍板决定的。

尽管初次见面，相互间内心已掠过好感，但由于以往都怀着深深的敌意，便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寒暄。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

张冲的直觉告诉他：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与其虚与委蛇，不如开门见山，便用自己的话，叙述了蒋介石的指示：

“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潘汉年遂答应与张冲同赴南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会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他们二人决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转赴南京。

潘汉年

7月中旬，他们最终到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张冲把潘汉年安排在有名的南京扬子饭店下榻。

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蒋介石在此次会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表示了抗日的态度。他指出：

“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定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张冲奉命转告潘汉年，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国民党高层。

潘汉年的材料草成后，张冲将之送交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张冲还向二陈报告了香港之行的经过。陈立夫在阅看了潘汉年的材料并听了张冲的汇报之后，立即和蒋介石商议了谈判的步骤和方略。对此，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文中，作了简要记述：

“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达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切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尊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他认为要落实蒋介石这四点指示，仅仅和潘汉年谈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根据他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多次会谈的感觉：共产国际不能完全指挥中国**，尤其是“朱、毛红军”。他认为应当直接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不仅是外交谈判中的所谓对等礼仪，而且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如果中共一定要潘汉年作合作谈判代表，则必须在潘汉年赴陕北，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他再考虑同潘汉年谈，这次他就不与潘见面了。

他派张冲向潘汉年转达他的三点意见：

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潘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请他保守秘密，以免传出去引起麻烦;

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的事，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

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见面之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当张冲将陈立夫的三点意见如实向潘汉年做转达时，潘汉年初听感到有些意外，后仔细一揣度，感觉陈氏兄弟如此安排的动机也在情理之中。他随之回复张冲，同意先与曾养甫做接触性的会谈。

曾养甫，是国民党CC系的上层骨干人物，但始终在不相干的建设部门任职，1935年，又出任铁道部政务次长。

曾养甫与宋子文关系密切，政治观点倾向英美派，赞同宋子文联共抗日主张。曾养甫受命和潘汉年进行会谈，对如何把握尺度，是心里有底的。他为了稳妥起见，又亲自登门征询了陈立夫对这次谈判的宗旨和要求，才随张冲赴扬子饭店，与潘汉年会面。

潘汉年对曾养甫不乏了解，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就知道曾养甫和陈立夫的关系。和曾养甫会谈，信息马上就可以转送到陈立夫那里。在张冲为相互间做了介绍后，潘汉年向曾养甫亮出了中央方面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

“一、停止内战;

二、释放政治犯;

三、军队联合抗战。”

曾养甫对和中共代表打交道，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十分客气地说：“潘先生提出的三条意见，我定会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接着，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潘汉年提出了两条意见：

“一、国民党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但要作好准备。蒋介石反对空谈抗日。目前外交问题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来往搞对外宣传;

二、欧洲各国**都没有武装，中共目前拥有武装力量。这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

曾养甫要求潘汉年将上述两条意见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转达，国民党中央将等待陕北方面带来具体谈判意见后，再继续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从邓文仪在苏联提出驻苏中共代表团、陕北中共中央谁说了算，到陈立夫方面一再传来要等待陕北中共的意见，潘汉年越发感觉到：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而他自己也正盼着能尽快去一趟陕北，他也渴望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潘汉年结束了首次南京之行，返回上海，着手前往陕北之事。他记起冯雪峰到香港时，曾告诉他上海、陕北间的秘密交通线已经建立，就请冯雪峰尽快帮助安排自己去陕北的行程。

在等候去陕北的时间里，潘汉年住到了主张联共抗日的英美派头面人物宋子文家中。不习惯闲散的潘汉年，通过冯雪峰的联系，和久违了的宋庆龄、沈钧儒等前辈和友人会了面。

他们视潘汉年为可信赖的忘年朋友，又隐约得知他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的，便在同他的交谈中，询问共产国际、苏联、中共代表团对时局的看法。潘汉年在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形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打探到了一些新的情况。

7月下旬，冯雪峰领来了带潘汉年前往陕北的交通员，他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此时刘鼎的身份，已经是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并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冯雪峰把刘鼎这个交通负责人找来，可见对潘汉年这次陕北之行的重视。

三、周恩来准备出面，同曾养甫或陈立夫进行会谈/毛泽东改变了计划，还是由潘汉年首先出场 /毛泽东关于谈判前途、蒋介石性格的精彩议论

潘汉年随刘鼎于8月初到西安。在这一路上，刘鼎向潘汉年介绍了陕北红军和张学良东北军从战到和，继而建立睦邻合作关系的历程，以及他亲自参加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的肤施会谈的详细内容，使潘汉年对陕北的情形，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8月8日，潘汉年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地界。在这里，潘汉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当时被称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窑洞里，张闻天夫人刘英为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陕北饭菜。

入夜了，张闻天为潘汉年在炕前支了张行军床，但他们都没有睡，却做了彻夜的长聊。

潘汉年的心情很激动，向张闻天汇报了自己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潘汉年是个干才，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精干的处事能力，他的汇报十分详尽具体。

而张闻天则是中共颇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就得有“红色理论家”的雅号。张闻天实事求是地向潘汉年介绍了中共策略调整的过程。他告诉潘汉年，在全民族掀起抗日潮流面前，**人并不是马上就完全自觉、自动地调整了自己方略的。由于对客观事物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过渡到“联蒋抗日”;从注重与下层的联合，到同国民党上层建立统一战线，对中共来说，转换得并不轻松和自觉。

张闻天的一席话，使潘汉年感到颇有收益。

第二天，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的负责人邓颖超。

1938年，潘汉年(二排右七)于汉口与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王明、博古等人合影。

中共中央在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在张闻天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总结”。关于这次会议及会后中共的一系列举措，张闻天夫人刘英，做了如下描述：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 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做出同国民党谈判与合作决定不久，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该电明确指出：

“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大部分军队参加。”

对于国共谈判，共产国际也做了指示：

“我们认为中国**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定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来电还具体列出了谈判的条件：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人，停止迫害国统区**人。”

谈判成为排在前列的日程，潘汉年不可能在陕北久滞，他很快就接到了潜回南京，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然而未及动身，国共另一接触渠道的联络人张子华突然到达保安。他带来了陈立夫与曾养甫商定的“四项条件”。

中共中央在听了张子华的汇报后，经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出面同曾养甫或陈立夫进行会谈。9月中旬，中共中央改变了由周恩来匆忙外出谈判的决定，毛泽东亲自电召潘汉年回瓦窑堡：“南京政府已切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需面告。”要潘汉年“取道肤施”，速归陕北。

潘汉年应召返回时，正赶上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中央让他出席了这次有30余人参加的会议。

西安谈判期间，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合影。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中共、东北军及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三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考虑到潘汉年的社会活动能量，加之他随时待命南下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中央要他作叶剑英的副手，同赴西安。

行前，毛泽东召见了潘汉年。他没有对潘汉年如何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做什么具体的指示，潘汉年参加了政治局扩大的会议，中央的精神在会上已经讨论得非常清楚了。但毛泽东却对此次谈判的前景，对蒋介石的性格作了一番精彩的分析：

“‘广州事变’就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了，我看等着蒋某人从南方完全倒出手来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变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变文谈为武打。对我们急需进行他的军事‘围剿’计划。我的根据是：一、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蒋某人想消灭我们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二、据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决定把和我们进行谈判的大将曾养甫，调到广州去任市长。这样身在南国的曾养甫，还能担负起和我们谈判的重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办呢?也只好跟着他蒋某人变，而且力争走到他变的前面。为此，我们决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帮助剑英同志开展工作。一旦发生了变化，你立即由西安赶赴上海，继续和张冲、陈立夫谈判。”

1938 年，潘汉年在延安。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自从潘汉年和毛泽东有接触以来，便对毛泽东的超然预见深为折服。此刻，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同他讲的这番话，是他这些天来根据形势细微的变化，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坐待蒋介石态度的可能变异，而是考虑了相应的对策。

就在这些天里，毛泽东连续给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蔡元培等社会知名人士、反蒋地方实力派，一一写了信。

这些信，此刻就摆在毛泽东的桌案上。他在信中希望他们合力促蒋抗日，逼蒋坐到联合的谈判桌前来。“逼蒋抗日”，精髓是个“逼”字，毛泽东抓住了这个精髓。

然而，此刻潘汉年对这个“逼”字，还没有太深的感受，但他相信毛泽东的分析。因此他进一步问道:“在未来的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没有什么锦囊妙计给你。”毛泽东总是举重若轻，他从桌案信堆中拣出几封，递给潘汉年：“这是写给宋庆龄、章乃器诸先生的信，或许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

四、张将军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有着强烈民族感的无私爱国者/善于根据形势变幻翻云覆雨的蒋介石，果然如毛泽东预料，从文谈移向了武打/他将要去体验逼蒋抗日这个“逼”字中的深深含义/“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又称《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随叶剑英等一同前往西安。

在西安，中央给潘汉年的任务是向张学良转达中共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及其重要性，以及同张学良商议蒋介石企图将东北军调离西北开往福建的对策。此前毛泽东曾致电潘汉年，要他转告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但未及转述就被匆匆召回保安了。

重返西安后，潘汉年在孙铭九、苗剑秋的陪同下，秘密会晤了张学良。在交谈过程中，潘汉年感到张将军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有着强烈民族感的无私爱国者。

在与张学良接触的同时，潘汉年一刻也没耽搁与南京方面的联络，这是中共中央部署给他的最重要的使命。他急电南京的张冲，告知张他需在西安作短暂逗留，方能赴南京进行国共合作的会谈。

南京方面显然急于了解中共对谈判的态度和条件，张冲在接到电报之后，旋即飞往西安。在向潘汉年了解了陕北的中共中央对谈判定下的方针和基本条件后，他又匆匆返回南京，向国民党当局报告。

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这段时间，善于根据形势变幻翻云覆雨的蒋介石，果然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把对中共政策的重心，从文谈移向了武打。

蒋介石消灭**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中国**。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就冬眠了一段。

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剿，并未因之而有一刻的停止。只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顾此失彼的蒋介石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才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对国共谈判给予了更多的投入。

但此时“两广事变”，以有利于蒋介石统治的结局告终了，他已经解除了后顾之忧。当然，蒋介石态度变异起码还有三重原因：

其一是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关系日益密切、广泛，使蒋介石难以容忍。他惊呼：“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必演成叛乱。”

其二是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三支红军加上张、杨两军的强大实力，将可能改变蒋介石独大的国内政治格局。

其三是英美在蒋介石表示抗日后，给予蒋积极的支持，使蒋介石减少了在国际上的孤立感，以及对苏联的依赖程度。

于是，蒋介石调集了30万大军压向平汉线，发出了对红军的总攻击令。但他并没有把谈判的大门关死，他的如意算盘是：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

对此,中共中央冷静地认为，要着眼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总趋势，不能随着蒋介石的变异而变异，放弃既定的方针和为合作谈判进行的大量铺垫：“总观各方面的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对于蒋介石的企图，我党针锋相对，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迫蒋与我妥协，逼蒋抗日。中央一方面令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并向南京方面建议，如果实现停战，在确保安全条件下，周恩来可以赴广州会谈，另方面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0月11日，潘汉年从西安动身赴上海，此时此刻他感到：合作谈判的前景，正被浓浓的阴云笼罩着，他将要去体验逼蒋抗日这个“逼”字中的深深含义。

行前，潘汉年又得到了一系列指示：到沪、宁后，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通过刘鼎转递;在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积极展开各项统战活动;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与南京谈判;并向宋庆龄夫人借款等等。

考虑到国民党官场的积习，潘汉年估计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转交中共的信件后，必会有一段等待会见的空隙，故在途中即给张冲去电，要他在浦口车站接站，将中共的信件接转南京当局，自己则先赴上海等待张冲的回复。

蒋介石得知潘汉年南来，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潘汉年既代表中共，又代表共产国际，因此将潘汉年这条渠道，视为国共谈判的主渠道，潘汉年随之成为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潘汉年于10月14日抵达上海，他抓紧等待谈判的有限时间，不停顿地展开工作。经与冯雪峰等会面商议，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接着，匆匆赶去拜访宋庆龄、章乃器等人。

在宋庆龄寓所，潘汉年向宋庆龄面呈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的亲笔书信。宋庆龄拆封细细阅读着：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开辟了国共联系四渠道之一的宋庆龄，和共产国际及中共有着特殊的关系，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始终保持着接触，对于中共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过程是了解的。

作为一名政治家，宋庆龄立即领会了毛泽东写致信的意思，即借重她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声望，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施加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她欣然表示：此类关乎国家大义的事，她是很乐为的。

与宋庆龄晤面后，潘汉年又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之间，转呈上毛泽东的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告诸贤达：“要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先生的热烈希望。”

潘汉年还设法转交了毛泽东致蔡元培函。毛泽东在信中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五、谈判桌上的风云，总是根据实力地位的消长变幻的/第一次见面，潘汉年就分明地感到陈立夫语调的冷淡/一开局就亮出一张如此激人忿忿的牌，很令人怀疑其谈判的诚意/陈立夫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这岂不是要我骗周恩来出来？”/“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

周恩来的精力充沛，使他的手下们，都锻炼出了不知疲倦的本事。在没日没夜的忙碌间，张冲来到了上海，潘汉年遂在他陪同下立即前往南京。次日，他即与陈立夫见了面。

谈判桌上的风云，总是根据实力地位的消长变幻的。蒋介石的大兵压境;陈诚关于“中共目前困难已极，如国军再给以严重打击，则将来妥协时条件更低”的狂言，自然影响着陈立夫的态度。第一次见面，潘汉年就分明地感到陈语调的冷淡：

“贵党中央给国民党的信和周先生给我的致函，都已经拜读了。现已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决定正式的谈判意见。我现在仅就我个人的看法提几点意见，请潘先生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先生转达。”

接着，陈立夫生硬地、一板一眼地说道：

“一、抗日问题，蒋先生是早有打算和准备的。但不能空谈抗日，而要做好准备。否则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利用;二、贵党问题中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像是两个国家谈判的口气，这使我们感到不快。西欧各国都有**，但没有军队。而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政府，形成了‘封建割据’状态。这个问题不好办，但应当解决;三、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潘汉年感到在经历了几个月后，国民党的立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些倒退。然而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见，陈立夫既然不说这是国民党政府的意见，而说是他个人的意见，就说明这是一次试探，还有回旋的余地。因此，他未做任何申辩，只表示会将陈立夫的意思向中共中央转达。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并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11月7日，刘鼎转来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全权负责与南京的谈判。

来电同时重申中共方面在10月份就提出的四条件：

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之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即与张冲相约正式开始谈判。11月9日，潘汉年依张冲安排，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可到宁后，张冲告以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找潘去了，潘汉年遂与张冲即刻赶回上海。

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首轮正式会谈，在上海沧州饭店开始了。

1936年11月，党委托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开始国共合作谈判(右上角为陈立夫与张冲)。

谈判前，潘汉年先将周恩来9月22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当场拆阅了周恩来的书信：

“立夫 果夫两先生：

前由黄君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至三。乃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于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先生曾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事非但未变，且更加深。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

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年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颖匆匆，不尽欲言。即颂

时祺!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陈立夫读罢，挥了挥手中的信，问潘汉年：

“潘先生此次来谈判，是代表周恩来先生呢?还是毛泽东先生?”

“周恩来先生的信是早些时候写的，前些天与张冲先生联系时已讲明，中共中央已电告我为正式谈判代表，即我是代表苏维埃和红军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来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

潘汉年还应陈立夫之请，向陈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以及中共有关谈判的具体条件。接着，潘汉年请陈立夫陈述一下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提议有什么意见。

与上次不同，陈立夫此次开口便声明是代表蒋委员长做答复的，他的语调比上次缓和些了，但所说的条件却比上次更为苛刻：

“委员长认为：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陈立夫似乎自己心里也明白，一开局就亮出一张如此激人忿忿的牌，很令人怀疑其谈判的诚意，所以刚刚讲完，便尴尬地笑了笑问潘汉年：

“这条件恐怕不易接受吧?”

潘汉年没有让进门时的微笑从脸上消失，但绵里藏针地答道：

“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是错误地认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

此时，潘汉年的微笑才渐渐退去，然而他的话却没有停顿：

“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不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

一直看着潘汉年的陈立夫，此刻安静地把眼睛闭上，他想了一想，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道：

“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扩大为10000人。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以前他曾有电给养甫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

“如果蒋先生认为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潘汉年说。

陈立夫有些不死心：

“蒋先生答应如周先生出来，他可以和周先生面谈，或许那时蒋先生的条件不致太苛也难说。”

潘汉年笑了笑问陈立夫：

“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红军的各点，同时打电报都说明在里面呢?”

陈立夫听出潘汉年话里有话，语塞有顷说道：

“这样恐怕周先生就不能来了，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先生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

“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潘汉年感到陈立夫的建议很不现实。

“能否停战蒋先生的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直接见面谈。”

潘汉年觉得在这无法达成统一的问题上，反反复复毫无结果，便改变谈话中心，要求先谈停战，无条件的，暂时的都行，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起见，先讨论如何迅速实现暂时各守原防地的休战。

但陈立夫马上加以拒绝了。

谈判出现了冷场，张冲在旁建议：

“如周先生愿出来，我方负责保障安全，请不必怀疑。”

陈立夫随即接上说：

“这不成问题，如周先生答应出来，倘若认为张子华带进去的护照还不够，还可以另想办法。请潘先生还是先打一个只提要周恩来先生出面，与蒋介石先生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先生所提的其他各点，看你们中共有无复电再说。”

潘汉年对再纠缠这些他不可能让步的事情，已经失去了兴趣，便撇下这个话题，提出新的建议：

“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谈判成熟，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

陈立夫、张冲没想到潘汉年会有如此提议，相互对视，表示惊异，过了很久，陈立夫才答复：

“这是不可以的，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周先生出来的电报。”

潘汉年感到：再谈下去，也是这几句。若断然拒绝，有可能使谈判陷于僵局或戛然而止，便说同意将南京方面的提议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六、给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5000言的电报/对负责转递消息的刘鼎，啧有烦言/在军事上给蒋介石必要的反击/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陈立夫仿佛闻所未闻，一副吃惊的面孔/搞政治需要表演，但他觉得陈今天演得有些蹩脚/张冲委婉地告诉潘汉年，“陈先生也左右为难”

沧州饭店的谈判一结束，潘汉年立即给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达5000言的电报，详细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同时将他在沪、宁搜集到的有关蒋介石对中共政治、军事政策的情报，附在了电报中。

由于蒋介石自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中共最后只能屈从其苛刻的条件，潘汉年谈判谈得很艰苦，且前景不容乐观。在这种时刻，他更感到及时听到中央指示，对他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中共中央还不能迅速得到信息，立即做出反应，并把指示传递给潘汉年。这就使他因不能及时得到中央指示，对负责转递消息的刘鼎，啧有烦言。

中共中央因及时得到了潘汉年的情报，更清晰蒋介石政治瓦解，军事压迫中共和红军的企图，决定在军事上给蒋介石必要的反击，以推动合作谈判。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了粉碎蒋军进攻的动员令。当天，红军即在豫旺击溃胡宗南部一个旅;三日后，又在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打击了蒋军的气焰。

就在红军动员令发出的第二天，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

会谈一开始，气氛就不佳。陈立夫面上毫无表情地说：

“首先，我向潘先生转达蒋先生的意见：他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请潘先生把我上次传达的蒋先生的意见，电告你们的中央。”

潘汉年随即拒绝了他的要求，指出上次会谈时他已经表明，中共不可能接受蒋提出的条件，要他再向中共重复这些条件，无异于把谈判推向决裂。为了防止谈判陷入僵局，潘汉年在此提出，暂时搁置难以取得一致的条件，先谈停战问题。

“军队的条件不解决，无从停战。”陈立夫有些以势压人的味道，他继而又摊出一张日德签订反共协定的牌：

“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变得恶劣，那时红军的境况岂不是更糟糕?”

“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的问题，是否反苏，南京政府自己决定。当然，如果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可能抗日了，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似乎也没有必要了。”潘汉年严正地表示了在这一问题上绝不放弃原则的立场。

陈立夫见以中苏关系交恶，中共将孤立无援的要挟起不了什么作用，遂把话锋一转：

“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为国家捐除成见。”

潘汉年听陈立夫的口气，还不想使谈判决裂，再次将中共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给陈立夫，郑重地说：

“这是我党对民族、对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供国共两党合作参考。如双方能在草案原则精神下商讨合作，则不难有成果;否则合作抗战将成泡影。国共对立将无休无止，日本必乘虚而入，其后果蒋先生不能不预想一下。如蒋先生坚持剿共，甚至联日反苏，那么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的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的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怎么谈呢?”

听潘汉年提到曾养甫提出过条件，陈立夫仿佛闻所未闻，一副吃惊的面孔：

“养甫提出了什么条件?”

潘汉年无法相信，陈立夫会不知道曾养甫托张子华带给中共的合作谈判条件，认为他是在装糊涂。但他还是把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的四条谈判意见说了一遍，并接着又问了一句：

“难道陈先生真的不知?”

“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个人讲过同你们中共谈判的条件，你们的信息不可靠。”

看着陈立夫斩钉截铁的样子，潘汉年认为谈判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搞政治需要表演，搞政治需要承受伦常不能承受之情景，对这一切，潘汉年已经习以为常，但他觉得陈今天演得有些蹩脚。双方不欢而散。

当晚10点，张冲来到潘汉年的住所，他委婉地告诉潘汉年，此事陈立夫也做不了主，“陈先生也左右为难”。接着，他劝潘汉年还是把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转告中共中央，请周恩来出面谈判。

潘汉年向张冲解释说，这样的条件，周恩来是不会来谈的。张冲说陈立夫也向蒋介石如此说了，但蒋介石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不妨事，周恩来会来谈的。张说陈立夫认为，如果周恩来真出面，条件可能会有所改变。

几次谈判下来，潘汉年感到：如果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未能遭受有力的挫败，如果没有有利于中共和红军的急转形势，在谈判桌上将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尽管如此，当陈立夫再次邀他会谈时，他依然抱着再做努力的心理，坐在了谈判桌前。

此次陈立夫的态度有所缓和，对红军数量的限制，从上次的3000，放宽到30000，“要求绝对服从南京的指挥。”但其他的条件，仍然没有松动的余地。潘汉年理所当然地再次拒绝了陈的条件。

不久，中共中央给了潘汉年明确的态度，这是毛泽东亲自发出的声音：

“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我“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潘汉年在谈判中的立场，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