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膜拜汉武帝?你们先停一停!
最近的戈壁滩雕像争议事件,着实让汉武帝这位千古帝王又火了一把。

我在上一篇文章辩不过就举报?奇葩雕塑背后势力果然发力了!中批评了少数人不顾群众审美需要,乱造奇葩雕塑,扭曲历史人物形象,伤害民众感情的问题。而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应该如何看待这位帝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在历史上的确有着卓越功绩。
在他治下,国家实力空前强盛。在面对外部,尤其是匈奴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不但最大程度消除了外部威胁,同时扩大了国家的疆域范围。
他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也成为日后中国对西域进行稳定治理的法理基础,更让东西方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东西方文化彼此交融。

在内部治理上,他推行推恩令,厉行削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在政治和思想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治国范式。
总而言之,汉武帝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然而如果有人据此就把汉武帝当做中华民族的象征,甚至对他顶礼膜拜,那就大可不必了。
因为你们膜拜的对象,可谓是“冷酷无情”。
皇族后代从小就在权力斗争中成长。我们都知道,汉武帝能成为储君、登基加冕,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姑姑刘嫖的鼎力相助。

当年刘嫖问刘彻是否喜欢自己的女儿陈阿娇,汉武帝答道:“我若得此女,必造一座黄金屋子让她居住。”这便是“金屋藏娇”典故的来历。

然而誓言越美好,结局越悲凉。汉武帝继位后并未信守“金屋藏娇”的承诺,最终废掉了皇后陈阿娇。
汉武帝是个直男,在一次宴会上看中了黑长直的舞女卫子夫,此后卫子夫连同其家人卫青、霍去病等人飞黄腾达、备受殊荣。可正如他对陈阿娇那般始乱终弃,卫子夫的结局也十分悲惨。她小心翼翼服侍汉武帝一生,儿子刘据成为太子,却在“巫蛊之祸”中被逼以三尺白绫悬梁自尽。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帝王对女子薄情或许是寻常操作,但对亲生儿子乃至太子痛下杀手,却极为罕见。汉武帝晚年多疑,迷信巫蛊之术,在宠臣江充的构陷下,轻信太子刘据在家中埋木人诅咒自己的谗言。
太子欲面见武帝澄清却被阻拦,无奈之下矫诏捕杀江充,却被汉武帝误认为谋反,最终被逼起兵反抗,战败后自尽而亡。
事实上,太子刘据在朝野与民间风评极佳,品行端正、谦虚好学,兼具儒家贤能之风,做事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本是帝王的绝佳人选。
若不是巫蛊之祸横遭不测,他未必不能成为一代明主,历史地位或不逊于秦皇汉武,却终究死于亲生父亲之手,实在可悲可叹。

当然,以上还算是汉武帝的“家事”范畴,那么汉武帝的赫赫战功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先从汉匈战争的赫赫战功说起。固然,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沉重打击了匈奴,为中原地区赢得了稳定发展的空间与时间,他采取招抚与打击并用的策略,任用匈奴降将、接纳匈奴归降部落,其开明胸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汉帝国对匈奴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如说是国力的透支与碾压,而这背后是广大人民的血泪付出。汉武帝为征集足够的战马,强行向民间摊派养马任务,给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

他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无非依赖三点:一是农耕民族人口繁育能力强,兵源充足,不缺耗材;二是国家疆域广阔,可供搜刮的人力物力无穷无尽;三是借助了大量匈奴降将与归降部落的助力。
汉武帝好大喜功,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永绝后患,但这在古代是不切实际的,农耕民族难以对游牧地区形成长期有效控制,即便取得一时大胜,游牧民族仍可卷土重来。
汉武帝死后,匈奴对边境的骚扰持续了近百年,直到东汉时期,匈奴才逐步分裂、西迁或与其他民族融合。事实上,对游牧民族采取“羁縻统治 积极防御”的方针,才是更符合实际的策略。
如今皇汉们引以为傲的那句口号,“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虽然其实是汉元帝时期的话,但也常被借用来形容汉武帝时期的霸气。
但要明白这里说的“强汉”,并非指代当今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指汉帝国朝廷与皇族、贵族,和什么民族尊严毫无关系。
当年西域大宛国砸碎金马、斩杀汉使,损害的也并非民族的尊严,而是触动了大汉帝国的权威与汉武帝的底线。

整个汉王朝征讨大宛国的战争,根本与汉王朝百姓和大宛国百姓的利益无关——两国百姓相隔万里,本无直接利益冲突。李广利那两次浩浩荡荡的劳师远征,不过是为了维护皇族的一己之尊罢了。
然而这次劳师远征,其战损比实在令人难堪。
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讨大宛,不过是征服一个西域城邦国家,仅带回数十匹汗血宝马,却付出了近二十万远征军九成伤亡的惨痛代价,他们要么死于大宛兵的刀剑之下,要么倒毙于大漠风沙之中。。。
而那些汗血宝马最终多沦为皇家玩物,并未真正有效提升汉朝的战马繁育体系质量。相比之下,大宛国仅伤亡一两万人、献出汗血宝马便结束了战争。这样的战绩实在不值得夸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如果你是汉朝的一位待嫁女子,你还愿意你的意中人远征大漠,十死无生吗?
那些高喊豪言壮语的人,若回到汉朝,未必能成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大概率只是边关大漠的一具枯骨。对那些横死在远征路上的民夫与士卒谈“民族自豪感”?若真推崇这份“荣光”,何不穿越回去替他们死?

汉武帝在用人方面也广受诟病。卫青、霍去病固然被后世奉为名将,取得了诸多辉煌胜利,但不可忽视的是,汉武帝在二人身上倾注了海量资源——当时国内能征集的民夫、战马、粮草、兵器,几乎都交由他们统领。
与其说匈奴败于汉军的军事力量,不如说败于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众所周知,草原气候多变、生态脆弱,无法发展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生产,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且需随水草迁徙,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与生产中心。游牧民族在科技上天然落后于农耕民族,这也是卫青、霍去病能够取胜的重要客观因素。
这两位汉武帝的小舅子与外甥的胜利,是透支国力的胜利,是实力悬殊下的胜利,更是不计民生代价的胜利。
为打仗重用自己的亲戚,难道汉武帝麾下真的缺少良将吗?显然不是。
比如“飞将军”李广、名将之后李陵,皆是万军之中可取敌将首级的猛将,却始终未获汉武帝真正重视,配备的多是次等兵马。

尤其是浚稽山之战中,李陵主动请缨,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却遭遇匈奴十余万骑兵主力的包围。五千步兵对阵十余万骑兵,看似必败之局,李陵却指挥若定,凭借强弩阵型边打边退,坚守数日,直至弹尽粮绝仍能组织有效突围,其军事才能堪称历史罕见。
汉军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趁着李陵以5000兵马拖住了匈奴主力,赶快派出数支奇兵袭击匈奴侧翼,断绝其退路,伺机将其一举歼灭。
可当李陵被围困于万军之中时,汉武帝却未派出一兵一卒支援,最终导致李陵兵败投降,留下千古遗憾。

汉武帝迁怒于李陵家人,将李陵家人满门抄斩。他却不反思,真正指挥失误、贻误战机的罪人正是他自己。
汉武帝晚年喜怒无常,乱杀大臣,忠臣良将多不能善终。信任奸佞,朝纲混乱。常年征战,大兴土木,国力衰弱,内库空虚,民生凋敝。他临死前还要拉钩弋夫人垫背,尽显冷酷无情。

后世人或许只看到汉武帝征战四方、拓土开疆的强盛,却很少留意这背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状。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将盐、铁、酒等关乎百姓生计的物资尽数收归官府垄断。官府专营之下,产品往往质次价高,却强令百姓购买,加之频繁改铸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实则是以政策之名大肆掠夺民间财富,令天下苍生苦不堪言。
有人只赞扬汉武帝“独尊儒术”对后世思想格局的影响,却忽视了这一举措对诸子百家的沉重打压。自战国以来蓬勃兴盛的“百家争鸣”文化盛景,自此戛然而止。儒家学说被奉为官方正统,其余学说则遭排挤抑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被牢牢禁锢于儒家框架之内,如同戴上了无形的“紧箍咒”,也为后世封建王朝思想领域的僵化保守埋下了伏笔。

然而,是否就要将汉武帝贬得一文不值呢?绝不是。
他的统治给中华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汉”的国号成为民族的标识,他开拓的疆域、奠定的行政体系,为中华民族此后两千年的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帝王功绩的背后,是无数征夫士卒的英勇壮烈,是无数黔首百姓的汗水与血泪。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纪念开天辟地的帝王,不如歌颂我们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先民。
如今我们重视对古代帝王的研究,把古代帝王作为文化符号促进文旅产业发展,本无可厚非,但绝不能搞歌功颂德那一套,更不能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帝王集权思想。
我们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客观辩证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影响,更要深刻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正确看待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上,正应该矗立一尊劳动人民高大伟岸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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