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廿七，毕业后的男生们

2026-01-11 新闻

廿七，毕业后的男生们

我毕业后多次变动工作，与大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且因篇幅所限，无法逐一介绍30位男生。而许多同学的人生经历，都是很精彩的故事。希望他们有机会能自己详细说说，肯定比我写的有意思。

这里，我仅重点介绍几位情况稍微有些特殊的同学，包括“一老一小一代表”;还有我们宿舍的室友们。

1，“老邓”邓富甲

老邓大名邓富甲，在班里年岁显得比较大些，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邓”。

老邓脾气好，总是一副笑眯眯慢吞吞的模样，满口湖北话，不太好懂。老邓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之一，所以才当了学习委员。可是，这样一位才学出众为人稳重的人，毕业前夕却突有惊人之举──“响应上级号召”，报名要去西藏!我离校的时候，他还在等待分配的消息，后来再无联系。

班长老艾曾回忆说：

老邓作为学习委员，当然对自己的学习抓得比较紧。记得学习高等数学时，那个女老师在班里出了几道高中的数学题，全班仅有几个人能做出，老邓就是其中之一。下课后，他还在黑板上认真地为大家讲解那些题的解题方法。

业余时间，常常可以看到他帮助基础较差的同学，得到不仅一个任课老师的表扬。尤其是教制图的王老师，夸奖他画的图是全班最好的。临到毕业，他易冲动的性格显露无遗，全专业70名学生，唯独他报名去青藏铁路。后来回武汉，他生活得不是很幸福，又身患重病。那年我见他时，已是弱不禁风，连坐着吃一顿饭的时间都坚持不住了!

2019年4月，几位同学在武汉聚会。左起：锻压七三(2)班的班长孟庆繁，锻压七三(1)班的班长艾传刚，邓富甲，孟繁荣。老邓的身体状况明显很差;8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几十年后，同学聊天，才知道老邓当时去了位于兰州的铁道部第一设计院，但是工作地点是在青海的格尔木，参与青藏铁路的前期勘探，属于野外工作，条件很艰苦。若干年后他调回武汉，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后来他得了帕金森症，身体越来越差，于2020年1月7日去世。他家人说，老邓去世时，许多亲友都来了;再过两周，武汉因爆发新冠疫情而长期封城，老邓也算有福气，躲过了人生最后一劫。

有人说老邓是因为积极要求入党才报名去西藏的;为了追求政治进步而付出自己的人生，这代价也太大了!但我认为他是出于真诚的激情，根本没考虑什么代价，这是那个时代很常见的事情。据说我们学校七四级的一位女生，居然开着拖拉机“援藏”，那也是特有的时代现象。老邓在毕业前经党支部通过，报经院党委批准，终于入党，应是如愿以偿。

2，“小孔”孔庆文

孔庆文生于1951年9月，在我们班并不是年龄最小的，只是他个头不高，活泼好动，似乎未脱少年稚气，所以我总称其为“小孔”。如今都已进入老年，再称“小孔”似乎不宜，改口为“庆文”，则平白添了一丝生分，难免有些不习惯，所以有时还会脱口而出一声“小孔”的。

关于孔庆文入学的情况，前面已有简单介绍，这里只说他毕业以后的经历。

按照“哪来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他回到株洲车辆厂锻冶车间，恢复了“工人”身份，主要实习非标工装和设备制造，应算专业对口。当然，他也同时恢复了原有的工资待遇，上学期间那种囊中羞涩的贫困境地，总算彻底结束了。

孔庆文在锻冶车间一干就是15年。从工人到主管设备的技术员，再到工程师。那期间，他还在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接受了4年的函授教育。直到1991年调至车辆厂热工处担任热工工程师、综合组组长，脚踏实地稳步成长。

1995年1月，是他工作经历中一次较大的“进步”，被调入铁道部驻株洲车辆厂车辆验收室担任工程师，负责产品验收。铁路工厂系统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一个重要岗位，地位高，权力大，犹如“钦差大臣”。孔庆文自己说：

我的运气真挺好。我是属于那种不争不抢、对啥都无所谓的人，毕业后一直从事锻工专业，直到调去搞产品验收，也不知为啥。

验收工作挺重要，要求也很严，好多人先得助勤一年半载的，经过充分考查才能进去。而我则是上级直接下了调令。我还没当回事，拖拖拉拉迟了一个多月，交接完手里的工作才去上班。这也是命。

为了取得参评高级技术职称的资格，孔庆文与栾旭艳、王小寒等同学参加母校大连铁道学院热加工工艺专业为期两年的“回炉”，属于在职补习;2001年成为高级工程师。

从验收员、职能组长，到主任验收员，孔庆文在验收室工作了16年，2011年退休。他天性好动，一年到头驾车四游，把全国各地跑了个遍。他说：“我什么都干过，苦没少吃，福也享受了很多，还是那句话，我很知足。”

孔庆文不但“福大”，而且“命大”。2022年底至2023年初对新冠疫情放开管控，无数人“中招”感染，孔庆文也未能逃脱。开始他以为是感冒，在家坚持了十几天，病情日益加重。幸亏女儿女婿果断决定送去医院，两天后确诊就是新冠。此时他的病情格外严重，连日高烧不退，药物已经不起作用，只能在胸部及周围堆满冰块强制降温。大家都以为他不行了，他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而且没留下啥后遗症。后来继续山南海北地到处“自驾游”。2024年1月，我们难得地在广西北海相遇，看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的样子，哪像是七十出头的人，分明是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嘛。

2024年1月，我与孔庆文在北海侨港海边。他只比我小两岁，可看去至少相差十几岁，是名副其实的“小孔”。

3，制图课代表戴树芳

戴树芳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误解是女生，其实他是个地道东北汉子。辽宁沈阳人，1951年生，是“老三届”中的六七届初中学生。早在伟大领袖发出那个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之前三个月──也就是1968年9月，他就去辽宁盘锦的一个国营农场插队了。如此一“插”，就是五年。1973年被推荐参加招生考试，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戴树芳是个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他说，学习的机会来得太不容易了，一天也不能浪费!他也曾做完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习题集”的全部习题，以至于若干年后工农兵学员补习的时候，他敢跟老师“叫板”：“习题集”里边随便哪道题，没有做不出来的!

戴树芳还是我们班的制图课代表，很得制图老师王俊明的赏识，周末还常请他去家里吃饭呢。他对王老师也相当敬佩，永远记得王老师那句“名言”：制图是工科人的“语言”。这话真对!小自一个零件的制造，大至一个工厂乃至一项工程的建设，从设计直到完成最终的成果，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靠图纸来完成的。王老师的“名言”，真是抓住了精髓。

1976年毕业后，戴树芳与王小寒一起分到位于陕西咸阳的铁道部建厂局，到局属研究院的工厂设计组工作，先后搞过非标准设备、工艺设计、工厂设计等等。从车间的工艺流程设计，到担任一个工厂的总体设计，跑遍了全国各地，承担过许多重大项目。他早在1992年就晋升高级工程师了，在我们班的同学中，应算是较早跨过这个技术职称门槛的人。

当时，工农兵学员要想晋升高级技术职务，必须具备相当过硬的特殊条件，有所谓的“五具三”、“三具一”之类硬性标准;就是“五项基本条件必须具备其中三项”、“三项特殊条件必须具备其中一项”云云。具体的内容无从查考，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年“破格”晋升的时候，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有自己独立撰写并正式出版的著作。

而戴树芳的条件就属于“相当过硬”：他参与的项目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优秀设计奖、铁道部设计金奖等大奖，这些业绩，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所以，他“破格”晋升高级工程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照铁道部的有关规定，高级工程师出差可以享有乘坐软席卧铺的待遇，戴树芳刚四十岁出头就有了这个资格，说来也是挺特殊了。

1995年，戴树芳调入铁道部基建总局工厂处工作，依然是全国各地到处跑。直到2011年退休后，还被返聘了一段时间。

实事求是地说，戴树芳的工作性质与锻压专业并不匹配，所学的许多知识未必都能用上。不少人“毕业即改行”，那是时代的特点：一切由“组织”安排，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戴树芳有段话说得好：“大学里学的不仅仅是技能，而是思路，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高等数学，在实际当中几乎没啥具体用处，但它能拓展人的视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单说一个‘无限’的概念，就能颠覆传统认识，让人感到震撼……”他所说的，的确是“学习”的真谛。

4，213宿舍的室友们

我在宿舍是上铺，下铺是彭森鑫，毕业后独自去了江阴造船厂。遗憾的是，我与他从毕业就失去了联系。只听孟繁荣说，她去江阴出差，曾见过彭森鑫，他已娶妻生子，在江阴安家了。

班长老艾出差去各地，总要设法探望在当地的同学。他说：

我在无锡开会时，遇到了江阴造船厂的书记，向他打听老彭的情况。他介绍说，老彭在锻压车间干得不错，是他们厂的高工。后我又搭他的车到江阴，看到了老彭。他把我带到他家，他爱人当时回上海去了，没有见到。我俩互相谈了一下毕业后的情况，他一直在江阴工作，谈得不多。因时间有限，我又急着赶回无锡开会，所以相会时间不长。对他的工作情况了解也不多。退休后他可能回上海了。

我对面的下铺是金文华，毕业后重新回到上海东海船厂;后来“下海”经商，卓有成效，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大家都调侃他“发了大财”。

金文华并没有因为“发了财”而高高在上忘乎所以，他还是很念旧的。1999年，他召集同学在上海聚会，有十几位同学从山南海北赶去相聚。毕业二十多年，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重新见面，真是难得!期间互相询问情况，得知南京的沈士清同学不幸去世，大家决定集资助其家人;由金文华与陈益丰作为代表专程前去南京慰问家属，情谊浓重，让人感动。可惜我因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与同学们失去联系，未能参加聚会。

金文华出身贫寒家庭，家境窘困。当年我们一起在校读书时，每逢寒假回家探亲，我必经上海，曾去他家借宿。金家在黄陂南路一处贫民居住区，仅是顶层一个面积很小的阁楼。尽管他弟妹众多，家中拥挤，但总能在地铺上留有供我过夜的“一席之地”。金家姆妈热情好客，把我当成她那一群孩子的成员之一，真让人感动。她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能成为一位富商。

不过，经商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金文华又是个不会享受只知道卖力的人，结果把身体累垮了。2016年5月，我回无锡探望母亲，金文华得知消息，由他妹妹和妹夫开车，专程前来无锡见我。当年他也曾来过无锡我家，也享受过“打地铺”的待遇;我母亲虽然已经年近百岁，耳聋眼瞎，居然还能叫出金文华的名字，让他大为惊讶。

那时，金文华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耳朵聋了，要戴助听器;说话多了，气喘吁吁。中午我请他们去餐馆吃饭，结果他让妹夫提前悄悄把钱付了，让我很不好意思。下午，他们便要驱车赶回上海，他一再叮嘱我要去上海住住。他说：“住的地方有得是，你不必操心!”

不久后他进了养老院，我俩倒是经常通话。直到2022年元旦，他连续多日未接电话，发去短信也不回复。不久后，上海疫情猖獗，竟至封城，让人格外担心。

2023年1月10日，我接到由他的手机发来的一个短信：“金文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7日凌晨6点39分，在太平康复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2岁……”后面的署名，是他的妻子和儿女。

金文华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我们班的微信群里还保留着他的“头像”，作为永远的纪念。

金文华的上铺是来自鞍山的冯家祯。

冯家祯毕业后返回原单位鞍山铁路器材厂，我对他的具体经历则没有了解。只听其他同学说，我在天津工作时他来出差，在不知道具体地址的情况下，多方打听，居然很神奇地找到了我家门口;敲门无人，急得他爬上对面临建棚的屋顶，大声喊我的名字，惹得邻居纷纷开窗查看。遗憾的是那天我不在家，从此再没机会见面。

后来班长老艾说起过冯家祯：

冯家祯毕业后当了鞍山铁路器材厂厂长。1997年我到大连造船厂开会，返津途中在鞍山下车，去看家祯，正赶上他在工厂招待所饭堂内主持厂内一青工的婚礼，几百人的场面热闹得很。我也跟着凑了一次热闹。没想到他的口才相当棒，与工人们关系也相当好。第二天他带我参观了玉佛寺，后送我上了火车。当时的他真可谓是春风得意呀。可惜目前不知他怎样了。

接下来该说与冯家祯脚对脚睡上铺的李明忠了。

李明忠是“老三届”中的初中六六届学生，曾下乡插队两年。后招工进了长春机车厂运输车间，成为一名叉车司机。由于工作认真努力，还当了团支部书记。

1976年毕业后，他返回原厂，被分配到锻工车间设备班，从工人干起，直至技术员、工程师，以及车间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由于他所参与的技术改造项目获得了长春市的科技奖，而获评高级工程师。1991年，他去北方交通大学学习劳动人事管理，就此走上从政的道路。先后担任过劳动服务公司集体经济管理处的副处长、处长，转向架分厂的书记、房产处的处长，等等。如今定居长春安度晚年。

前面说过，当年大家都认为老李将来是当领导的材料，后来果然如此。不过，在从政之前，他还踏踏实实地在车间里摸爬滚打、干过多年专业对口的技术工作，而且取得显著业绩，是难得的经历。

我与老李多年失去联系，前不久才颇费周折地打通了电话。多年未见，聊了许多，对个人的工作经历却谈得较少，以至回头总结，只记下了上面这些干巴巴的内容，实在遗憾。一个人的一辈子，岂是如此简单的几段话就能够概括的。我想，有机会让老李详细说说他的人生故事，必然会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呢。

余下两个下铺的室友，是老艾与陈益丰。

先说陈益丰。

原先大家都以为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最适合的就是工会工作。谁成想他在不耽误自己的文娱才华的情况下，在专业技术领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陈益丰去的是镇江锚链厂锻工车间。不出所料的是，他的音乐能力很快被厂工会主席发现，两个月后就被调去筹备成立一支电声乐队。当时“电声”可是相当“时髦”的东西，这个创举不仅在他们厂，即使在部属所有单位都是头一份。他们的乐队在部属企业巡回演出，十分风光。

接下来陈益丰顺理成章地应当在工会干下去了，但厂里的变化使他走了另一条道路。那年厂里引入了全套的进口设备，大量资料需要翻译。他的英语立时派上了用场。他一边忙工会的事，一边忙翻译资料的事;外国专家来了，他还要充当口语翻译。陈益丰在设备的安装使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被调入技术科。

这时，他却出人意料地要求去进口设备车间，到生产第一线工作。尽管他从事的不是锻压专业，但由于在学校里曾全面了解过机械制造工艺，接触过大量设备，那些知识全用上了。为了不被昂贵的进口配件“卡脖子”，他自己动手测量、制图，和工人一起试验、生产自己的配件。他还就此成为锚链生产工艺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如此业绩，被评为高级工程师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此后陈益丰的“进步”步伐日益加快，从技术科科长到质量部部长，还去大学进修过英语。继而被派去欧洲，主要从事国际市场用户的技术服务。

国外三年，使陈益丰的眼界大为开阔。回国后，他既担任过大型国有集团公司的高管，也在私企工作过，在不同的领域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语与音乐是陈益丰晚年的两大生活内容。他在老年大学开设课程，讲授英语与音乐，后因疫情影响，改为网上辅导。他的授课方式新颖独特，很受听众欢迎呢。

我们宿舍的另一位特殊人物，自然是与陈益丰脚对脚睡下铺的班长艾传刚了。他的经历比较复杂，得单设一节才合适。

5，班长老艾

大家都习惯称班长艾传刚为“老艾”。

老艾不愧是当领导的材料。毕业以后他也是从锻压车间干起，最后当了领导干部，在全班同学中，应算佼佼者了。不过，在这里要说的，主要不是他从政的经历，而是那段让人难忘的感情故事。前面已经陆续说了一些，但并不完整。离校四十多年后，再次听他叙述，才知道故事背后还有许多故事，情节之曲折，出人意料。

当初招生的时候，由于老艾的考试成绩优异，曾有京津两地几所名校的招生老师想要录取他。最终他选择了大连铁道学院，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毕业后要去他女朋友所在的西安。

老艾和那女孩的感情，非同一般。

当年在兵团的时候，老艾是副连长，那女孩是排长，两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互相都有好感。

老艾救过她的命。一次他们两男一女三个人深夜归营，途中遇到狼群，危急关头她跑不动，是老艾背起她玩命逃，才躲过一劫。

她也救过老艾的命。那天在山洞里打眼放炮遇到塌方，老艾被碎石埋住腿脚无法脱身，是她不顾生命危险拼死扒开石块救出老艾。老艾一个食指和一个脚趾被砸断，她的双手也是皮破肉绽鲜血淋淋!

后来那女孩的父亲到西安工作，设法调她过去。尽管她母亲千里迢迢亲自到兵团办理她的调动手续，但她其实不想走，所以一直拖延时间。没想到老艾热心帮忙，居然把事情办成了。临行的前晚，她找到他，哭着说：“我不想走!我喜欢你!”

老艾说：

我告诉她，现在知青调动政策己有所松动，插队知青也有许多已被招工或选调上学，估计兵团多数知青也是留不住的。如果有机会，我也会走。我也很喜欢你，你要走了，我对你有一个承诺，将来无论你有什么变化，我都不会变心!无论你今后在哪里，只要你愿意，我都会想办法跟你在一起!另外，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工作，我会随时关注着你，如果你碰到比我更合适于你的人，你可以随时告诉我，我是绝不会怪你的……她听完哭得更厉害了，那一夜我们谈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第二天，我送她们母女俩上火车……没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此后，他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她到一家企业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还当了团委书记。老艾随后也如愿通过考试，被大连铁道学院录取;只等三年学习结束，相会有望。

在老艾人生最顺利的时候，情况有了意外的变化。先是她的来信越来越少，态度也越来越冷淡，后来竟突然提出分手!老艾以为是她另有新欢了，心情很是沉闷。但是，事情似乎有些蹊跷。他说：

信里只有寥寥数言：“我爱你，但不误你，把我忘了，保重!保重!”看信纸泪痕斑斑，字迹扭曲。我意识到肯定是她本人出事了，连忙请假。但当时学校是由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批假的环节多，假还未批下来，她哥哥从北京来信告诉我，他妹妹已于11月15日在北京301医院去世!这对我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我立即登上列车，奔赴北京赶到她家里。

她哥哥对我讲，她在去世前还在叫我的名字。整理遗物时发现，我写给她的信被一封不落地完好保存着。她得的是尿毒症。因医院的冷藏设备不足，所以去世后第二天就火化了。

他又陪我去八宝山吊唁，我见了她的骨灰，真是伤心透了!唉，在兵团我们临别时，她抱着我哭，说：我不走。现在我抱着她的骨灰说：你别走!老天爷，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啊!

遭遇如此变故，毕业的时候，老艾自然无法再去西安，而是回了故乡天津。他已经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个人条件也挺不错，家人亲友多方张罗说媒，主动向他表白的也大有其人。但老艾说，要为那位去世的女朋友守过三年再说!

老艾说：

女朋友过世三年了。我同时接到两个信息，一个是我女朋友的闺蜜、我的校友、并与我一起下乡、一直与我在同一连队的女司务长的来信，信中对我表示爱意;另一个是市里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我家的邻居，提出要与我交朋友。尽管后者比前者年轻、漂亮，工作好、职位高，但前者与我同甘共苦五年，对我知之甚深，在兵团期间对我进行过多方照顾，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父母知道我的选择后，都摇头叹息，觉得不太理想。但后来许多家事的处理，连我父亲都赞叹我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当我听老艾述说往事的时候，离那位女友去世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他已是古稀之年，但旧日的感情依然在他心中燃烧，永远不会熄灭。

老艾真是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啊!

老艾自己曾经写过一些回忆文章，那些曲折跌宕的过往，是任何小说家都编排不来的。所以，我有个打算，在我的《工农兵学员纪事》发表过后，将他的文章单独发表一下;当然，这得有老艾本人的同意。

因此，关于老艾的故事，我本来不打算说这么多的，那些精彩感人的情节，应当留给他自己说。不过，一经下笔，就搂不住了。这里赶紧收笔，回归主题，简单介绍一下老艾后来的情况。

还是用老艾自己的话说吧：

毕业的时候，系主任告诉我有西安的分配指标，问我去不去。我把我女朋友病亡的事告诉了他，他也很惋惜，最后建议我还是回家吧。

天津的指标共有5个，3个是新港船厂、1个是航务工程局、1个是航道局。当时我想，前三个指标都在塘沽，第四个是搞工程的、工作肯定不稳定，还是到航道局吧。我以为航道局是疏通海河运输航道的，哪知道命运又跟我开了个玩笑，报到后才知道是负责从丹东到上海沿海港口航道的，不仅工作单位也在塘沽，而且工作的流动性更大!

报到的时候，接待我的领导告诉我，船舶修理厂和挖泥船上都需要人，问我个人意愿。我已在外漂泊八年了，当然不愿再上船，所以老老实实地去船厂，打了三年铁。不过我比爷爷强，他老人家打铁要抡大锤，我用的是空气锤、蒸汽锤，那个头、力量可比老爷子的家伙什大多了!

“打铁”自然不会是老艾的最后归宿，他的能力早晚有施展的机会。具体的过程不再啰唆，他后来的职务是天津市国防科技工业工会主席兼天津市委工业工作委员会军工组织处处长。天津国防科技工业包括航空、航天、兵器、电子、造船、工程机械等诸多企事业单位，是相当庞大的机构。

老艾退休后定居天津。而遥远的北大荒，是他永远惦念的地方。2024年，他还专程去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探访。那里留有他的青春岁月，还有那些逝去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