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同是红卫兵，有的造X，有的保爹保妈（之三）大串连

同是红卫兵，有的造X，有的保爹保妈

（之三）大串连

四、红卫兵运动

在“五十天专政”期间，大专院校围绕是否支持工作组泾渭分明地分裂为两派：保守派(老红卫兵，保爹保妈派)，造反派。

本节按照三条时间线来阐述。

1、炮打司令部

2、血统论、打砸抢

3、保爹保妈

1、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

在“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学校党委——“当权派”开响第一枪打破了“反动堡垒”后，虽然将文革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但是马上遭到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所派出的工作组的“专政”。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将文革推向深入，这场运动还可能会偃旗息鼓。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运动推向深入，是摆在毛主席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毛主席找到了突破口。

根据《毛泽东年谱》：

【7月31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对他们的六月二十四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表示支持。复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并在此信抄件上批示：“各同志[54]：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此信印发时日期署为八月一日，当时没有送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但由于已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在社会上迅速传布。此后，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根据《毛泽东传》：

【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毛主席的这封信，迅速壮大了“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这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阳谋，正是这支力量，将文革推向了“天翻地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早在6月10日，毛主席就明确了文化大革命要依靠群众。根据《毛泽东年谱》：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8月4日，毛主席又做出一个“惊天”举动。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5日 在一份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56]上批写一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随后，毛泽东对这段文字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57]，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八月十七日印发到县团级。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同日 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文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写了一个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篇大字报中出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

【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

这张大字报非常明确的指出了7月18日毛主席所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是什么，将抽象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具体化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同时，毛主席在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注了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相当于给出了指导原则，不要迷信领导，领导有错误——“危害革命的错误”，要坚决抵制。这就破除了“领导代表党，是对的”的迷信。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并于8月9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决定”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主要内容为：

要特别注意十六条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目的还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背离了这个重点，那就是“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虽然通过了十六条，但毛主席还是有担忧的。在8月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说：

【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不愿意实行的人肯定是当权派。

如何将毛主席的思想让全国人民都理解并行动起来从而发展成为从下到上的“炮打司令部”呢?——全国红卫兵大串连。

8月18日，毛主席身着军装到天安门出席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红卫兵。

《毛泽东传》记载：

【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戚本禹回忆录》：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

根据《毛泽东传》：

【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毛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会见了红卫兵，受会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局势确实如毛主席所讲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开展文化大革命不温不火的地方受到了巨大冲击，来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将北京的经验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北京红卫兵的南下，促进了文化大革命形势走向了高潮。

我们看一下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串连的南下宣言：

我们以上海为例，看看红卫兵大串连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影响。

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直是被上海市委牢牢地掌控的，红卫兵也都是由上海市委组织的，要态度明确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必须保市委。

根据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红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红卫兵，......他们有着明确的保卫对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们必须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须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这使他们被视为保守派组织。】

【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份，唯出身，非红五类子女包括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可以看到，直到8月份，“上海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有些学生说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上海市委还没有遭到批判——直到北京的红卫兵大串连南下到上海。

根据《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上海的红八月破四旧，很快转向对上海市委的批判。这是由北京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引发的。】

【一般学生来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学生说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要发动对上海市委的批判。这些学生中以北京的学生对上海局势影响最大。例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966年9月来上海，参与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

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北京体育学院等外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上海1967年一月夺权的全过程。1966年8月15日起，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迅速增加。北京红卫兵自称来上海串联为「南下」，共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抵沪。他们一到上海，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负责人当即分几次接见他们。因要求接见的人多，曹荻秋经与陈丕显商量，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8月24日来上海的那批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除不在上海的张春桥外，所有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欢迎会。110名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担任大会纠察。参加大会的北京红卫兵约三千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联;曹荻秋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提问多，曹荻秋建议将意见集中，推派代表与市委座谈，一次不行，可以多次。

从曹荻秋的讲话以及六个市委书记全部出席大会的规格，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对这批小将的重视。但这些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接见的红卫兵，要求的不是接见而是对话，甚至是批评、批判上海市委。许多红卫兵要求上台发言，马天水将他们的条子递给曹荻秋，曹即宣布同学发言。红卫兵上台发言诉说在上海串联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学校的门房间传达室说他们拿不出介绍信不让他们进门，乘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被上海人围住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想见市委领导十分困难，等等。他们质问：「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上海为什么不像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他们指责上海市委「为什么把上海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数，重新开始」，说《十六条》在上海「只剩下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曹荻秋8月22日江湾体育场讲话是大毒草，他们要将其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等等。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觉得是偏离了《十六条》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第二个发言起，红卫兵们蜂拥而上，挤满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赶下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一些人围住曹荻秋等市委负责人，有人要曹荻秋对常溪萍问题表态;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条」，即市委8月24日连夜制定的「不要随便抄家」等十个「不要」;有人要六个市委书记依次报名字和家庭出身;还有人拿着纸，要曹荻秋写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说「让我们北京红卫兵斗几个资本家给你们上海人看看!」最后，红卫兵们宣布五项决议：

一、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宣布取消修正主义的「臭十条」;

二、命令北京来的非「红五类」子弟滚蛋;

三、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许上海「红五类」同学去外地串联;

四、组成大会临时筹委会和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总部;

五、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义万岁」等文章。

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他们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等歌曲，乱哄哄地将六位书记拥出了会场」。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曹荻秋还布置调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但是，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这些措施以后也遭批判，说市委为逃避红卫兵转入地下，是抗拒文革。】

【「炮轰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三十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十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上海市民们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上海的中心枢纽中共上海市委。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后来被称为「8.31事件」。从市委51个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传单中可以生动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

北京红卫兵也撰写了传单，现场描绘稍有不同：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齐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坎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

冲击市委办公大楼的北京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刚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岁少年。】

【尽管都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有看法，但相比中学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学生的观点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他们的目标还在**十七年的革命对象上。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齐卫东」，他们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曾去附近学校和工厂串联。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学，都曾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剑事件」，上海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还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都与他们的奔走有关。他们认为，上海的文革运动还是在各级党委掌控之下，文革就是要打乱这种秩序。因为《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上海的各级党委包括市委，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基层党委不敢引火烧身，是因为市委对运动的导向有问题，这使上海运动冷冷清清。他们认为，各级当权派都应接受文革考验，所有干部都应接受群众的火烧和炮轰，是真金不怕火烧。一个当初参加冲击上海市委的齐卫东成员二十多年后回忆说，他们那时就是想「炮轰」一下上海市委，看看上海市委的反应，有问题没问题先「炮轰、火烧」一下，「是革命的炮轰不倒，不革命的会炮轰出问题」。他们的目标，和毛泽东的文革目标完全一致。】

【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市委。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和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和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

第二批到上海的红卫兵，有的是受周恩来总理指派的，为的是保护上海市委。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串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也印证了戚本禹的的回忆：

【就在第一次南下北京红卫兵大多离开上海之际，又有一大批红卫兵出发前往上海。还是在第一批来沪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时，陈丕显多次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怎么办?周说可以派二千名红卫兵来帮助你们。这批红卫兵临行前，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妻子郭惠明打电话给陈丕显的妻子谢志诚说，他们这次去上海，经周总理同意，是有组织的，是保上海市委的。还说她儿子是南下兵团的带队。这次南下红卫兵的主体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到上海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下兵团」，共二千名大学生;另有一百名中学生，也一起参加南下。

9月1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司」南下兵团，周总理明确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下兵团正式成立，总指挥章盾之(空军卫生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之子)，副总指挥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吴蒙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南下兵团还带了100名中学生南下，组成16纵，队长是19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

文革后，当年参加者回忆，说是周恩来让他们去上海;还说是交大和复旦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通过周荣鑫和「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

「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先遣队得到叶帅(叶剑英)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先遣队。

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

南下兵团的中学生组成的16纵队政委郑中伟回忆了这次南下。根据《红卫兵秘录》：

【一次，我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找你谈话。”

......周总理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我在第二天早晨就组织起一个100人的中学生红卫兵队伍，到先农坛体育馆去集合。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接到总理的命令，我觉得无比地自豪和光荣。立即行动!给各学校的红卫兵打电话联系，又亲自去落实。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100名红卫兵队伍就凑齐了，全是各个学校的头头。

第二天早晨我们便整整齐齐地集合在周总理的面前。周总理看到我们整齐的队伍不由得夸奖道:真棒!接着就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他说: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不能乱。我派你们作代表去上海，宣传好思想，给上海带去安定，使国家经济得到安定……总理还提到:现在有一些北京红卫兵去那里串联，希望你去与他们讲清形势，把他们给一同带回来。】

【周总理鼓励我们说:“我们组织了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第十六纵队，是一支特别的纵队，现在请你们十六纵队的政委XXX同学起来给大家讲话。”

大家的掌声非常热烈，我当然也蛮激动。周围还聚集了一些记者们。总理问我今年多大年龄了。我大声地回答说:“17岁了。”

“17岁正是希望么，今后再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总理又说。

那会儿正赶上是十六条发表，我们“纵队”又排行第十六，而我们乘坐的恰恰是第十六节车箱，就这样，“十六纵队”因此而名声大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到“十六纵”也是顶顶有名的。】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录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批红卫兵南下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属于保守派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的主要目的是保上海市委，周总理讲话所强调的“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强化了“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所以第二批南下的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并不是“当权派”，而是“极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上海文革形势的剧变，是从第三批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开始的。正是这批红卫兵，促使上海文革进入到了“十六条”所说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就在第一第二批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之际，北京红卫兵运动正经历一场大分化。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即“首都三司”)成立。“三司”与之前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一司”和“二司”不同，斗争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他们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

第二批南下红卫兵回北京没多久，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一些参加过“9·4”冲击上海的第一批南下红卫兵也加入他们。而此时，上海各大学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崛起，将斗争矛头从校园和工厂转向市委。】

【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从10月开始，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回校。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这些经历了大串联的学生，尤其是去过北京的学生，无一不被北京的文革气氛感染。不要说原来持造反观点的学生，就连那些原来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学生，去北京后也大都转变了观点。】

【8.31是上海市委在文革中的第一次失败。中央决策层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解构了上海市委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而且为以后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倒」，铺垫了话语准备。从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开始，上海市委处境每况愈下，越来越被动，直至最后被打倒。】

我们再看看上海的徐景贤从“保皇派”到造反派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大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对他的巨大影响。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徐景贤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由北京红卫兵首先传到上海，他们将之抄写成大字报，贴在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徐景贤最初不相信，觉得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他认为自己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管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他去询问市委领导，市委领导没有否认，默认了。但徐景贤此时还是认为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没有将上海市委与张春桥、姚文元分开。「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首先使徐景贤转变对文革态度的，是北京红卫兵「齐卫东」。这个北京科技大学的驻沪红卫兵组织，本书第四章已经做过介绍。主要成员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徐景贤小十多岁，但他们的思想却十分犀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给徐景贤送各种传单资料，约徐景贤参加辩论，多次与徐景贤谈话。他们是徐景贤的造反启蒙。徐景贤几十年后，还记得当时许小昆目光炯炯的坚定神态，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说明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他们说：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年轻红卫兵对毛泽东文革的理解。徐景贤从内心被他们折服，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他们的话，徐景贤在很多地方有着共鸣。他后来回忆，他原来就对党内的特权不满意。他去外地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党委都在最好的地块建造高级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设施齐备，警卫森严。上海也是如此。陈丕显生病，就住在上海西郊最好的招待所，专门为他进口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最强的医疗班子。这样的特权享受，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徐景贤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也不满意，觉得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分房子按级别给面积，甚至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以级别论处，不得逾越。他觉得，「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市委在文革中的作为，更让徐景贤不满：

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这一切，使得他认为，应该通过文革，「将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徐景贤对文革越来越认同，他的造反，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久，徐景贤也走上造反道路。】

大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影响，在全国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再举一个河南乡村中学的例子。

东方直心老师在《毛泽东大传》中写了一篇代“后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大约在10月22日前后，我(东方直心老师此时17周岁)身无分文，背上母亲专门为我蒸的9个大馒头(一个足有三两重，以高粱面为主，掺有白面)，登上了开往许昌的敞篷大汽车，在许昌换乘火车，到达丰台站换乘汽车，一直开到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

招待所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毛主席的客人。一日三餐，餐餐都是8人一桌，8大盘，有荤有素。主食白面馒头、葱花面条，随便吃。高规格招待，意外享受，让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大开眼界，深感成为毛主席客人太幸福了，太骄傲了!

此后，我每天晚上都在招待所大厅里看电视(这也是第一次享受)，白天和大家一起乘车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清华大学的校园比我们小宛城(5万人)还大，转了一圈，太吃惊了。

一连看了好几个大学，每天在大字报区流连忘返，了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真相。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看到了大街上和校园内悬挂的大幅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思索了很久，原来还有个“路线”问题呀!文化大革命前期执行了刘邓路线，方向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整党内的走资派变成了整革命群众。我这才明白，我们县教育局搞错了，他们从上到下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一般教师。】

【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短短几个月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北上为客，南下像毛主席年轻时候一样“游学”，读社会大学的“无字书”，眼界开阔了，心志坚定了，领略到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的广阔，是这样的壮美!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器)是这样的伟大!我们这些农家子，人民的子弟，是国家的主人，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光荣!我一改自幼不会说话、不敢说话的怯懦的农家子模样，成为一个敢说敢干、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豪气干云的热血青年。】

【农村和小城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总是比首都、上海和一些省会等大城市晚一步。我向“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同学们提议，在校内开展“斗批改”活动，对校长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我们第一次和校长的正面较量是在东边一年级教室里进行的，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他回答。第一，在暑假教师集训期间，为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群众。第二，为什么把胡、刘、董、张这四个教师当作坏分子批斗。

......

在和校长的第二次较量中，我们首先把四位教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语文胡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地主分子，不是斗争的对象。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工作表现是最重要的。英语刘是被胁迫的中学生，加入国民党也不是自愿的，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志愿军，是有功的。语文董是下放大学生，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几何刘更是冤枉，他画的是六角形，被污为十二角星。在事实面前，校长哑口无言，说到责任，他又把其他教师拉出来作挡箭牌。

看到校长顽固的样子，别无他法，我就提议罢他的官，夺他的权。同学们一致同意。】

可以说，没有红卫兵大串连，就没有文革后面的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开展。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主席作为无产阶级导师，虽然伟大、英明，但仅仅靠毛主席是无法将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的，毛主席在运动一开始就提出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也证明了人民史观的正确性，历史是人民推动的。

左派的朋友们，尤其是28个半的左派朋友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如果假如我们生在孟加拉，学习了马列毛主义，自认为是左派了，在2024年6月的人民革命中，能担负起这场人民革命的领导重任吗?能将这场人民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吗?如果不能，原因是什么?

《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对大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对上海的作用做了总结。这个总结非常准确：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他们对上海市民的榜样意义，就在于他们将市委作为造反对象。而在此之前，上海的学生或工人造反派，都还只是在反学校或工厂的党组织。上海市委门前的大辩论，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为分水岭，在上海市民和学生中划分出「保」派和「反」派，也即是不久阵线分明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正在迅速崛起，不久更将组织起来，酿成震惊全国的大事件。】

这个“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即：上海“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一月夺权”。这是一个里程碑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红旗》评论员)

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第1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评论员)：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他们正在乘胜追击，扫荡抗拒历史车轮前进的垃圾。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第1版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是，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也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来，也是这样。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毛主席对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7年5月16日中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