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耦合，进一步加剧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问题，催生了劳动主体数据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目的利益化等新形态。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助数字技术扩张其增殖范围，将劳动者生活全面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所构想的基于数据共享的计划经济，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难题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思路，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回避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变革的局限。因此，作者提出，我们仍需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探寻变革生产方式、重塑生产关系，进而推动劳动成为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生活方式的实践路径。

本文作者：张桂芳，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闫申，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晓音(通讯作者)，上海海关学院工商管理与关务学院副院长。

原标题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生活方式异化批判——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原文载于《海派经济学》2025年第3期。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全文摘编，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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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劳动生活方式异化的三重表现

劳动主体数据化瓦解自我意识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和劳动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在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耦合之下，劳动者看似拥有更多选择空间，实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方式迭代升级的结果。在社会竞争加速的压力下，劳动者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从对自我本质的确证，沦为为了“留在原地”的“手段”，劳动者由此成为用于资本增殖的“工具人”，其作为人应有的主体性被资本增殖逻辑遏制乃至湮没。一方面，劳动要素的数据化进一步降低劳动者地位。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劳动三要素的表现形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数据化进一步加剧与类本质的疏离。数字资本主义将整个社会卷入生活节奏加速的循环，凭借大数据与不断迭代的智能算法，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以及生产过程本身都成为“行为检测、数据分析、趋势预测”的原料。

劳动过程碎片化束缚劳动本性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凭借更为先进的技术条件，传统劳动的时空边界被打破，劳动者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工作状态。但是劳动时空的“自由”实际上带来了个人生活的“不自由”。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使人们不论是否处在传统观念中的劳动状态，只要其活动能够生产可供资本增殖的数据，都会被纳入异化的劳动生产过程。一方面，劳动形式呈现“自由化”表象，但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中受显性剥削程度增强。另一方面，非工作时间呈现“娱乐化”形式，但劳动者在闲暇时间中被隐性剥削程度提升。出于增殖目的，资本穷尽一切可能占有更多剩余劳动，想方设法突破劳动者“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劳动目的利益化阻碍自由发展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在直观的劳动形式和劳动感受方面，不会直接体认到“剥削”的残酷无情，甚至还会将资本的“软强制”错认为是自身为获得利益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产生“一些剥削似乎是让双方得利而无害的”错觉。“为消费而劳动”所催生的不断膨胀的物欲，驱动劳动者持续劳动以提升消费能力。这些表面看似自愿、深思却实非本意的利益驱动，使人们沉溺于浅层次的利益追逐，将人的需要与资本深度绑定。长此以往，劳动者将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陷入“自我剥削”的困境，最终丧失劳动自由和发展自由。一方面，资本将自身的增殖逻辑转化为劳动者的需要逻辑，使人囿于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将劳动的本质确证逻辑转化为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逻辑，使人深陷原子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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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异化的深层根源

资本逻辑的数字转化扩大了资本的增殖范围

由于数字技术在复制、传播等方面的天然优势，被资本捕获的数字技术使旧有资本形式“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资本增殖借助技术扩张，技术发展依托资本蓄能，二者的联姻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权力，为资本增殖开辟道路。

一方面，数据与数字技术被资本垄断性占有是资本剥削的基础。数字技术在与资本结合后，“作为资本的属性，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这就使数字技术成为控制人们生活的异化力量，即从本应助力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技术手段，反成为侵蚀人的类本质、消解人的自主性的异己力量，驱使人为资本增殖逻辑服务。先进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减轻劳动者负担，反而使劳动者陷入“劳动条件使用工人”的悖谬境地。

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的迷雾是资本掩盖操控的手段。数字技术为资本主义所用之后，旧有的资本形式得以“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凭借形式上的精确化追求和数量化、实证化的理性外观，数字技术通过“计算”将道德和伦理消解在形式化的实证过程中，使“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更决定着人类的生存”。

劳动场域的时空伸延拓展了资本的剥削触角

作为数字技术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生产资料的范围，它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环节流通，更以“日用而不觉”的形式融入生活场景。

第一，以加速内卷的话语陷阱巩固资本的垄断地位。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依靠技术优势将整个社会生活都囊括在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之中，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劳动者如同奔跑在仓鼠之轮上，用尽全力但又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第二，以对注意力的捕获深层次控制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力受到无处不在的算法监控，并按资本逻辑被干预，成为资本借以监视、分析进而管控劳动者行为模式的原料。

第三，以对生活领域的全面卷入完成劳动者的数据化和商品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全面囊括人的生活世界，采用“非对称特性的数据采集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资本逻辑借由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技术更新，更加深层和更为隐匿地将人置于资本增殖链条中，进而“前所未有地将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和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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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主义破解劳动生活方式异化的理论尝试

作为破解劳动异化方案的“数字社会主义”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被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耦合的数字环境牢牢掌控，劳动异化的表现更为隐匿，异化程度有增无减。基于此，国外一些左翼学者意识到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养分，并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他们所设想的数字社会主义方案，主要建立在数字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这一基础之上，认为技术的发展有望为基于数据共享的计划经济提供支持，进而超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走向以技术精准配置资源的“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数字社会主义构想的贡献与局限

数字社会主义提出以数据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共有共享为基础，构建一个互惠共享的社会环境。这一构想看到了数字技术对于推进公有、共享等社会主义属性的巨大潜力，确实为破解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异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然而，尽管数字技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极为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非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将变革生产方式这一根本问题置于核心地位，因此还带有技术乌托邦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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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更为深层次和日常化地制约和统摄劳动者，加剧了劳动异化的程度，催生了劳动主体数据化、劳动过程碎片化、劳动目的利益化等新问题。然而，造成劳动异化问题的根源不应在数字技术本身寻找，而应透过纷繁的技术现象，探究数字技术背后的生产方式，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寻找答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数据与数字技术被资本垄断性占有，人的自主性被“技术理性”消解，劳动者在加速内卷的生活时空中异化，最终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虽然西方学者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为把握和破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视角，但由于其脱离社会制度、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根本问题，他们的设想还带有乌托邦的空想性质。而中国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以数字中国建设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片面性的超越，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数字文明，而非资本主义的“文明”。在此意义上，数字中国建设带动的生产方式变革与生产关系再造，将推动劳动成为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生活方式，人们在实现自由自觉劳动的同时，也将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