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高度认识毛泽东思想

——基于中国革命的群众动员与组织经验的视角

正文：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从新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从多个角度来重新认识。

今天认识毛泽东思想需要什么样的高度或角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了告别革命、经过了非毛化，那么这样我们就经过了一个否定的环节，需要对这个要进行回顾，这是一个角度。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的环节，那我们今天也要吸收转化这里面的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真正做理论思考，会遇到一个本能的盲点，一些同志很反感那些对毛主席的贬低、对革命的告别，就想要什么都不变，原封不动地回来，这也是不对的。以前学哲学的时候，就说人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个河流天天都在变，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觉的意识，不能说你们把那些东西否定了，还能够原样还回去的，这个是不行的。整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普通的民众，平均的文化水平，包括今天人们说话的方式与表述，运用的语言和概念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样回去，是肯定回不去的。经过了一次否定以后，那么就要跟那个否定的环节对话，理清楚为什么要否定你，采用了什么手法实现否定目标?要实现否定之否定，需要回答一些什么问题，达成新的肯定。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经过了实践，经过了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经过了一次否定，也需要有新的认识。现在不仅要吸收否定环节的因素，还需要开启一个新的认识螺旋，在新的认识螺旋里，进行新的提炼概括，所以，从肯定方面看，也不能够原封不动的回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整个意识形态话语的革命性变化。普通人可能不太关注理论和整个的意识形态的质变，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跟刚才我们说的遗民心态一样，好东西你得给我还回来，这可是真的还不回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战场中间的战法都已经变了。从前在毛主席时代主要运用方法论的语言、文史哲的语言，用这些语言和思考模式，来认识和表达社会现实，来诊断问题来开药方。那么，经过80年代以后，它已经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话语转型或者是范式转型。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这些东西，全部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全面占领高校的讲台，然后，就源源不断在意识形态的生产线上格式化青年人的头脑，塑造新的思考模式与概念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间，耍了一个计谋，是什么东西呢?就只有马列毛还用方法论的语言、哲学的语言来讲述。普通的年轻人，经过大学学习好训练之后，再思考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不再会用(就是没有老师教会)马列毛的方法论语言、方法、概念，来思考和诊断问题。这样就变成什么状况?马列毛思想和理论，实质上靠边了，退出了意识形态主战场。

在新的时代，要恢复毛主席的思想，马列的思想，就需要用社科的语言来讲述，来帮助我们诊断今天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变化，就相当于你退出了主战场，不再跟主流意识形态去争夺年轻人。现在新的状况，恰好很多年轻人没有出路，也等着听新的东西。现在如果是用老一套的马列毛语言来讲，跟他们学到的分析框架，看事物的方式，以及表达的语言，就完全没办法接轨，就没办法跟他们对话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儿，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老同志一听到就不高兴，认为你使用分析的语言、用社会科学的语言，好像你就用审视的目光来看待毛主席、看待毛泽东思想，你有那种高度吗?他一看就要生气。今天格外需要毛主席思想，帮助我们去诊断今天的社会，用这个方法学会跟年轻人对话的话，这一关必须要过——而且是老同志自己要主动学习区对接青年人的理解方式，而不是坐等青年人学会方法论语言来跟你对接，如果这样想，就弄颠倒了。

还有一点，对中间群众对话，需要改变语言和方式，很多青年人还是有觉悟的可能性的。跟他对话的时候，最后避免使用那种主场语言讲话，用分析性的说理方式，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话，这才有利于争取更多的群众，这个我把它称为客场语言。你到客人家里去，不能什么都你做主，主人是谁，当然就是你要说服和对话的对象，要按照群众、按照听众、按照现在的年轻人的状况，来安排我们的语言，帮助大家学习我们的毛泽东思想。这当然意味着，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学习，学会社会科学的语言。

真正的马列毛思想处在书本学习的认识盲点上

从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书本与课堂学习，实际上学不会马列毛的分析方法。我自己的本科，就是在高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照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本科毕业了以后，真的就硬是不会结合实际，分析现存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改革以后生产关系内部的变革，到底发生了某些本质变化，这些真的没有学会。后续是什么时候有能力把它打捞回来呢?

第一，后来读到了大量的49年以后到56年的这一代的中国工商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材料，里面有非常多的亲历者写的案例，反应建国初期，旧有的生产关系如何得到改造，并成为单位制那样的新生产关系的。读到一些经验材料之后，认识上有很大进步，我写过很多这样的感想文章，还摘录过一些经验材料，在网上发布，像武汉的申新三厂、复兴五厂、裕华纱厂，对这些厂子从私营到公私合营，以至于成为后来的国营企业，在整个的改造过程中，它内部的生产关系变化，特别是结合管理关系与干群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看到这些经验材料以后，才慢慢理解，原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内涵，从变革上来认识生产关系，旧的和新的中间是怎么个差别，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十多年)口述史的调查，访问了很多老工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有，还访问了一些工厂管理者。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就属于“读无字之书”了，这样一个口述史访谈的学习经历，对我的认识进步，促进很大。在这以后，就开始接触社会学里面一个很细分的分支学科，叫劳动过程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从工厂的经验观察和参与式研究，来观察管理内部的权力关系、工人的体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怎么互动，同时，宏观的制度与法律环境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从多个方面学习，主要是从经验这个视角，把生产关系的分析，给打捞回来。

我上学还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的老教授们，还没今天那么右。经济学教学的全盘西化，还处在初期发育阶段——1985年人民大学才开始办“福特班”培训西化经济学师资。今天回顾的话，只有一两位老师比较右，自居为改革派的教师，其他的大多数确实是马列素养很丰厚的老一辈教授。但是，整个教学方法，就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讲完了以后，我自己还是不会应用来观察我们这个社会和具体的生产关系，所以，这样的学习效果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可能有比我学得好的，但我肯定不是学得最差的。

到世纪初的时候，有很要好的学界朋友，怂恿我去读政治学方面的博士，当时我正在做大规模做文革口述史调查，经常去北京找人访谈。有一次，一个编译局的朋友，带我去参加了三联书店的活动，是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小范围座谈，他就拿了一张 A四的打印纸讲话，最后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人类历史上这么伟大的一场中国革命，那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精神遗产今天还剩下了多少?”这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此后，我就扩大了口述史调查范围，开始访谈老红军、老八路和新四军，试图去具体接触亲历者体会的革命精神遗产。

这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事儿。2002年的时候，江老 板把一批老同志办了两个左翼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给关了。老同志们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就办了《毛泽东旗帜网》继续战斗，这样就跟他们接上头了。然后，找他们给我介绍很多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这样一些人访谈，前后访谈做了60位的样子。做访谈，跟读书、读回忆录，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差别的;听一个亲历者讲述，他会把个人亲历的整个环境与历史状况，都立体地呈现给你，听他讲——当时有什么大事儿，周围的环境，外在的局势，同志们之间的关系，给你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和场景感;在回忆录中间，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文字上的平铺直叙，那个部分都是一条单独的线索，从前到后单线索演绎，这样从写书到读书的传递，会损失掉了很丰富的现实感与场景感，这对我学习革命历史，有很大的好处。

博士学习阶段，你真的要认真读的话，会了解到一个具体的细分研究领域中间，基本文献、重要的文献是哪些，哪些人对这些基本文献形成有贡献，那就相当于这些人后来成为权威了、本行业的权威了。然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对知识生产与权威光环，彻底祛魅了，对一些很高大上的说法，不会继续感到很神秘很稀奇。以前看到那些名人的书，很尊敬甚至还有点敬畏，以后，就学会追问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它跟整个体系是什么关系，它在整个知识体系结构的哪个节点上占据什么位置。即便是真正的知识与智慧，也学会去追问其条件和形成过程，然后，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各种知识、观念或者理念，都是基于特定条件才成立的，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间，才会得到充分理解和承认的。

法国有个学者叫布尔迪厄，他以人类学的方式来观察学术界的论文炮制和生产过程，这是彻底祛魅了，但也更接近现实。他把整个的学术界看作一个名利场，或者说一个封建行会，里面有大师傅、小师傅，有行会帮工有学徒;从前文学史也好，各个思想史也好，看起来都是在排列伟大人物的伟大作品，把整个儿的思想发展历程，写成一个伟大思想的前传后继，节节进步，布尔迪厄告诉你这都是假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名利场中间，占据中心位置的一些人，他称为大资本，这些人有垄断地位，讲话有人听，文章有人发，出版的书有人买，近乎市场上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另外就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占据边缘位置，这就是小资本了。在学术场域的职业利益竞争中间，布尔迪厄看到大资本长期采用保守策略，小资本经常采用激进策略，在理想状况下，小资本如果打赢了，它就变成新的占据中心位置的大资本了，这是一个“输者为赢”的翻盘过程，那么，胜出的小资本及其激进话语策略，就会替代旧日大资本的保守策略与话语，这就会带来世界观的革命，权威就换了一波，话语和话术就跟着改变了。

基于场域竞争，我们国家1980年代发生的话语转换，恰好可以用这个布尔迪厄的分析框架去对照，80年代以后，不仅新一代权威跟毛时代完全是两样，而且话语表达方式与概念框架也完全不同，简单滴说，就是从前的方法论语言，被社会科学语言给替代了，然后旧有的表述方式和思维方法，在高校这个意识形态核心场域，就边缘化了。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有些不同，中国发生这个变化，不是学术行会内部的竞争性输赢和自发变化，而是基于外部政治大转折，引领了学界的跟进和新陈代谢。当然这是人为转过来的，但是它整个的生产体系是一样的，无非是小资本不是自己打赢老权威的，是官方扶持他打赢的。从前的大资本，主要是官方把它废弃掉了，相当于是在学术行会竞争背后加了一个官府的强力之手，但竞争和位置变换并没有变。所以有了这样一点认识以后，再去读书的话，就能够增强你的理解能力，可以把很多东西东西都放平来看，甚至是俯视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进步，也是很重要的打破思想桎梏的解放。

对那些主流的东西，不要轻易从道德批判或者主观动机不良去否定，这个很不严肃;但是，完全可以基于理解和理性视角，去平视或者俯视它，第一，不要看的太神秘;第二，那个光环之下，无非就是一个封建行会的大师傅。大师傅的技术是不是最高的?可以先打个问号。在这个意义上看，现在读书也好，也许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是很厉害的，但是大多数是从属于一个位置分配概念——主要是因为他占据了中心位置，有垄断地位和更多发布机会，如此而已。

在1980年代，官学主流把毛时代贬低的一塌糊涂，这是我从书本和课堂的得到的内容。但是，我访问的工厂工人的时候，他们的亲历和讲述，乃至于具体的经验和体验，就给我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感受。这当然也是读书读了假大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过去虽然没有人说是过去是黄金时代，但是，普通人过去所有的工作与生活问题，都能解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小孩儿上学和工作什么的……，单位制条件下都能解决，他不需要担忧这些事情。那么他们的体验，基层大多数人的体验，跟我们80年代学的经济史、党史国史讲述的内容，是完全两样的。那么这个口述史工作做多了以后，慢慢地，就是真正可信的事实在哪里，最能够说服你，慢慢地，就能够学会从事实上升的路径，来看我们的生产关系，人们体验到的那些具体的生产关系，人们体验到的政治经济与权利关系，人们真实体验中间的民主或专制，人们体验到的政治上宽松或者不舒服，政治的贫困化还是富裕，这些，就完全跟书本上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口述史过程里面，获得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书本与现实，有可能完全不一致。而且，从分析能力来说，仅仅读熟马列毛的书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你需要能够学会理解现实，从现实中间把概念拎出来，然后来分析问题，这样去理解和把握概念，比从书本或者课堂趸来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与进步阶梯

我稍微讲一下我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最初阶段是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满意。这里，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一个纯粹的方法论，然后在写党史国史的时候，整体上抽掉了群众力量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运用的，然后，治国理政阶段的决策程序与执行过程，也被彻底抽掉，其结果，就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种不针对现实问题的空洞方法论去讲述了。

然后，官学主流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往往用个人意见纷争，去任意地附会党史国史，例如谁谁跟毛主席争论，毛主席争赢了，结果就是错误意见占了上风，导致二十年左倾路线;这个编故事方式，就好像整个**毫无基本的决策与执行程序，转而使用这种方式来胡说八道;然后依靠列举个人意见分歧，用事先的官方口径，来把整个党史国史，说成是基于个人意见争论的胜负而选择的决策，还不结合决策与执行程序方面的依据和事实，当然也就不需要真正的推理逻辑了。

认识达到这一步之后，就认为这不是公然说谎造谣吗?有一段时间带着义愤，写了十几篇这样的文章，都命名为“党史造谣学”，主要是以考据为主的，对照党内的正式决策程序和政策执行过程，去解读从建国初期的计划体制形成过程，从三反五反运动看待新旧生产关系的替代关系，然后，挖掘反右扩大化背后到底怎么回事，大跃进时代到底谁搞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又是谁野蛮推广的，至于四清和文革的分析文章，写得更多了。所以，最初阶段的问题意识，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去否决各种基于个人意见争论的解释，也不同意把分析停滞于架空的方法论。

毛主席从革命时代到建设年代，主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和职务行为，就是一个总经理那样的角色。他的很多思考，各方面分析，都是很务实的管理事务,都要借助人财物的调度和运用，去实现目标，是要团结群众的力量去反对和推翻旧政权。这些非常务实的管理性质的思考，都被统统抹掉了其现实针对性。当然，有时候也需要回顾一下这个角度，不这样的话，他也没办法讲假话了，但是，始终是把最核心的逻辑抽掉和架空了。后来准备博士论文，就重新把管理学的视野打捞回来，从管理的视角，重新梳理毛主席革命的实践的经验和建设时代的历史，然后把党内的各种政见分歧，也还原到争论背后的人财物调度与管理层级与权能分工的视野里，给予重新考察，看看实际上的分歧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阶段。

2012年的时候，黄宗智教授编写的《现代中国》杂志英文版，约我写一篇文章，用管理学的角度来论述毛主席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思考，写一个系统的介绍毛泽东的管理学努力方向的文章。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首次明确感觉到——只有一个管理学的视野是不够的，政治和行政要分开。如果政治和行政不分开的话，很多关键的问题说不清楚，而且也没办法回答那些非毛化的舆论中间，所耍的各种花招，甚至，还不能够明确指出到底是在哪儿耍的花招。因为是首次用政治行政两分的方法，用这两个视野来思考毛泽东思想，显然这篇文章一时就还写不出来。

对于政治思路的成熟，是等到2018年后，有很多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基于就业形势恶化和阶层固化的藩篱，已经明确地感觉到没有出路了，此时，一个本能的感受，就是要对旧制度旧阶级进行彻底的具体否定。有了这种意识以后，整个看问题的方法论，就跟我就有很大差别。最初两年，就有一二十位找上门来对我耳提面命，觉得我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彻底否定，没有与旧势力划清界限。

在与这群人的长期辩论中间，很偶然的发现，以前毛主席反驳的王明式的教条主义纯左派，怎么今天又复出来了?纯左派的命名，就是指代没有政治意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政治眼光。把握到这群人的方法论盲点之后，再反过来，我就能够看到毛主席跟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彼此的眼光差别到底在哪里，从反面加深了对于毛主席思想的政治维度的理解。实际上，毛主席的思想里面，很大的一部分是反驳王明教条宗派，因为这是很多人本能的看问题的方法——无意识之间就会这么看问题。这些人在党内占比过高，他们就有长期的多数，各种决策和决策的依据，就与毛主席很不相同。这样的决策，从根据地建设的政治努力，到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选择，都是在以多数人的错误认识，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其结果就带来很大的失败和很多不必要的巨大牺牲。在党内争论中间，毛主席长期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从政治思想高度，从反驳王明的教条思想与盲动主义，毛主席的思想主要是从这个争论中间提炼出来的思考。

这样一来，如果把政治视野打捞回来，应该怎么样去表述和概括毛主席的思想?最近一些年，一直在努力阅读革命史的经验材料，做这个方面的努力。最早的一篇文章，能够把这个政治上的认识，初步说清楚，是2021年的时候写了一个建党百周年的回顾——《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在红歌会上还可以找到。这一次就有基于政治眼光的学习与提炼，就是从政治上、从劳动人民怎么能觉悟过来和组织起来的路径出发，看待劳动群众怎么能形成一股力量，形成一股推力，去克服旧势力的阻力，这才能完成革命。这个角度，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当然，中国革命作为无专第一次的全局性实践，还不能完全达到无专的全部高度和预期目标，我命名为“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在共运史中间，是无专第一次在实践中间落地的路径和方法。

马克思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哲学家只是用各种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有物质性的力量，物质性力量从哪儿来?当然只能够从劳动群众的觉悟和组织起来奋斗，从这里来!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其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和超越，实际上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他自己看到的社会弊病，生发出各种诊断和药方，从道德上批判旧社会，他看到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谁有力量葬送旧社会和推进新社会，这样，他本能地就向有权的人、有钱的人呼吁——我看到一个治疗社会疾病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怎么怎么好，用你手上的权力和金钱，把这个新社会建设起来。这么个看问题方式和开药方的方法，那不是彻底搞颠倒了吗?反而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来终结阶级社会的落后性与腐朽性，它的空想性就体现在这儿。

马克思主义一个很核心的进步，就是从旧社会创造自己的掘墓人角度，来分析创造新社会的力量在哪，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掘墓人最终还是能够觉悟，还有能力组织起来，形成物质性的批判力量，这才有能力埋葬旧社会。我们经常讲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是什么?就是要找到葬送旧社会的物质性力量如何生存，如何起作用，这就是新的政治性所在。从这儿开始，就需要要找到方法论的**，党要领导人民干革命的，方法论的**怎么来定义它?当然还得依赖于实践来告诉我们。

实际上，整个的人类历史上，真正在阶级革命的旗帜下，用人民的充分动员和有组织力量，来推翻旧政权，目前还只有一个中国革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也胜利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旧制度的镇压力量，是在一战前线被打垮的，然后，整个士兵阶层普遍厌战，还普遍组织起士兵委员会，与军官们形成对垒;一些军官可能会支持资产阶级政权，但是，已经只会不动士兵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条件，是旧政权的镇压力量——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在前线崩溃或者停摆了——不再能够作为镇压力量出场了，从思想到组织系统都瓦解了;所以，十月革命，就没有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前来镇压。布尔什维克其实当时连正式的军队都没有，连赤卫队都是临时组织的，就只有这么点力量，就获得了革命胜利，彼得堡的卫戍部队有6万人，士兵委员会是同情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军官可能别有想法但指挥不动了;其结果，积极站在十月革命对立面的力量，只剩下“士官生”(富家子弟)了——他们当然就不是工人赤卫队的对手。

如果跟中国革命类比的话，十月革命对于群众的动员和组织程度，还大大低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记录的农民的组织状况;相当于在湖南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已经夺取了政权。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在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方面，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全面组织过程，以及根据地政权建设，都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基于领导权建设，去支持新的行政网络了，更没有以根据地群众力量支持，组织革命军队去打垮敌人的镇压机器，还远没有这样的高度和实践深度。在这个意义上看，更需要观察中国革命或者**形成方法论的革命;方法论的**应该干什么，如何干，中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是唯一的成功案例。

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把中国革命称为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政治内涵是什么?主要的就是结合分田分地的群众性斗争，后来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搞减租减息，两者都是从经济斗争入手，把群众动员起来，在群众斗争中间寻找和培训最可能率先觉悟的积极分子，促使觉悟过来后，就发展成为群众的组织核心，来建立乡村政权，再带动大多数群众来支持**，支持红军，支持后来的八路军。真正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就是一个发掘关键少数、从政治上把他们激活，让他们发挥组织核心作用，这个实践路径与方法，就是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建设内容。

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先锋队深入群众，发现关键少数最可能的觉悟者，然后促使他从自发走向自觉，然后就培养为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功能上，要实现把消极被动的分散的群众转化为有觉悟的积极行动者，还能够组织起来斗争。谁来组织群众，当然是最有觉悟的、有办事能力、比较公正的那些人，成为基层党员和干部去引领群众。根据地建设，就是发掘和依靠这样一波波的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以组织群众，然后根据地就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稳固了。

为了方便，我把王道和霸道两个词汇引进来。霸道就是指代自上而下的少数人驱使多数人，那样一种单一的技术与行政统治模式，也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垄断金钱以驱使多数人，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状况;各个机构，私营企业也好、国有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也好，都是这个模式——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监督、控制、评价和激励多数人的努力，权力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的。这样一个状况，我把它称为霸道。王道就是促成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分散到基于组织核心而团结起来，大家都服膺这个组织核心，能够组织起来奋斗，自下而上地支持**和革命，这就是王道，或者说是政治领导权建设，它起作用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

讲到行政网络，根据地时代的乡村苏维埃，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它联系的群众越多，管辖的地域越大，就能够向更多的人征粮征兵，红军革命队伍就越来越大。行政网络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部门，很多管理层级，还有权能分工，有分层设置的科层制政权组织，还由职业化的官僚群体去运作。

我们把政治和行政分开了以后，行政网络可见度很高，也很容易理解，而理解就政治很费劲，甚至，还不太容易说清楚。不仅这个方面我们平时不熟悉，而且在**干革命的时候，在毛主席对立面上，很多人也同样是看不到政治的，也是本能就反对的，不知道这个政治领导权怎么搞。所以毛主席长期是少数，被党内多数反对，在认识上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很重视的政治领导权或者王道，党内多数人硬是看不到，所以本能地就反感和反对。

德国学者曼海姆有一本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本书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来讲政治和行政之间的区别，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他讲的非常有意思，我把他很重要的、特别典型的几句话就引在这里——“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把事物尽可能地包括在理性的领域内，并将它们置于行政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尽量把‘非理性’的因素减少到零。”“所有官僚思想的根本倾向是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因而，德国政治科学史上论述政治的大多数著作都实际上是在论述行政。”“官僚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掩盖政治领域”。看看，曼海姆看到的德国学界和政界的状况，就跟毛主席遇到的党内多数，是一个表现。

知识分子写论文，或者是从发展认识来说，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对于确定性的偏好：证据要很确定，推理逻辑很确定，那些东西大家一看都知道，硬性追求这个东西。用这个标准来写文章，来推论认识的话，他就很容易把确定性较低的政治给忽略掉了，这是一个主要的盲点。政治一个很大的表现，就是它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红军连队中间，积极分子由少到多，参与公共事务从不积极到积极，从办事能力差到能力高，都是动态的变化过程，还没办法用确定性的指标来衡量，所以这个不确定性特点，导致最重要的政治方面，也最容易被忽视。

有一个美国学者叫克鲁格曼，是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回顾美国几十年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他发现很多有很创意的思想，后来慢慢的淹没掉了;最后是什么思想保留下来了?就是易用模型化的那些思想，往往被后来人继承下来了。这么个趋势之下，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模型化，就越来越严重，逐步舍弃了现实中间和思想潮流中间，确定性较低的部分，哪怕这个部分再重要，也不会改变的，这样，就沿着这条路选择性标准去发展，其后果，就跟曼海姆说的对确定性的追求，一样了。

这样的思想发展选择性，对于我们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马列毛思想，就造成很大的盲点——因为这些都属于政治性很强，行政化和制度水平还不高的事务，基于这样的标准过滤，就会舍弃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政治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更高，所以，在认识上，就很容易被遗漏，所以，我反复使用“打捞”的说法，目的就是要把常规认识框架中间漏网的部分，重新打捞回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官僚体系里面，在行政网络里面，那些官员的根本倾向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按照曼海姆的看法，整个德国从前论述政治的那些著作，实际上都是在论述行政而已，官员保守主义眼光，一个主要的倾向就是掩盖政治领域，因为政治类的东西不好处理。他处理不了的问题，要么把它强硬地行政化，要么就当着没看见，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清华的汪晖教授，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去政治化”;我们现在面临的认识难点，就是这个问题，非毛化也好，告别革命也好，党史和国史重写所遗漏的重要因素，都在于真正的政治性，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政治公共性、革命的政治公共性。这不仅是被刻意地遗忘了，有人刻意地要把它遮蔽掉，而我们自己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时候，就需要保留一份打捞政治眼光的自觉。

还有一个现象，跟我们后面要谈的政治领导权之下的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关系。在观察和思考中间，就是不要把对立面、把统治阶级看死，这样的眼光也属于“非政治的”，也是不对的。尤其是，只有人民力量真正能够完成反封建，并终结各种小圈子垄断之前，打破特殊利益分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竞争与分裂，始终是毛教员很看重的一个方面，对于领导权对外作用而言，就有统一战线的空间。正常情况下，统治者内部的小圈子是很多的，各种近似于封建分割是很多的，虽然它现在不像古代那样表现为一个个独立的封国封侯，但是它实际上各种小圈子与对立，是不可能根绝的。不管学术界也好，或者官场也好，到处都是分割的，所以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个方法本身就是错的。当然，在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有很大成绩之前，不能够指望统治者内部的分化与小圈子，会带来彻底觉悟者，那些人始终属于领导权成功之后的统一战线范围，是团结对象而非基本依靠力量，但是，把那些看成铁板一块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封闭的思路，会看不清领导权对外起作用的分化瓦解效果，导致一种宗派主义的盲目性。

我距离说明一下高校里面的情况。在一些211高校里面，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它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往往还是挂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之下，老一辈的那些教授们学习能力很差，没有兴趣和能力学会新的社科话语，他还要服务新制度、新的政策辩论努力，这个属于职业利益所在，还不能够丢;这样，他们就使用老话语服务于新的需要，还带着垄断职业利益和机会分配的小九九，这样，就需要就用马列话语来“打码头”和垄断学术利益分配了——例如计算KPI、评职称、拿奖什么的，这样一群人目标，还是要搞低投入和高产出的。小圈子这么玩，比较就出来了，你们少数老家伙连新的学术门槛都没有过，连服务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社科论文写作都没学会，还要把什么东西都霸在手上，捞在怀里，这不是“学匪”和霸主吗?然后你们这些人还满口“马列”，口是心非。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子外部，高校青教们就必然会长期陷入高投入和低产出了，然后，从学术水平看，你们还低老大一截子。多数高投入低产出的青椒，就很讨厌老一辈霸主，实际上就跟文革的时候造反派情绪是一样的，例如《且看学界新父之朽败》，这文章都还是自由派写的。高校内部的小圈子与利益垄断，圈内少数人与圈外多数，就长期对立，当然能够打压就长期打压，打压不了就另外找门道收拾。毛时代高校还没有这个严重问题，职业利益竞争和再分配的行政权力很大，也帮助演化为尖锐对立了。还有一些人，就是直观思维，跟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顽固派老是乞灵于孔夫子，陈独秀就要奋起“打倒孔家店”，现在高校中间，圈内圈外的利益对立很严重，有那么一伙只会用马列话语，那很多人就直观地反感马列话语。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地我说过——你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还权威期刊?上面的文章，从来没有一篇文章把问题说清楚了，从证据材料到推理过程，与结论之间没有丝毫的逻辑关系，这文章高中生水平都没有;这么个鄙视链，反应的是高校内部的阶层矛盾尖锐化状况。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话，就觉得这些人很反动。其实他们的真实诉求，是反对操纵马列毛话语那些人“打码头”、垄断职业利益，真正的阶级矛盾和分化对立，是出在理论之外的地方。

还有就是，很多自由派公知动不动要批判政体，这个地方有一些是自发的，自己觉得这个不对，但是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巨大的声浪，这就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有一些重要的声音是自觉的，实际上是钱家的喉舌力量在削赵家，这里体现的是社会上层，不同部分之间的矛盾，钱家和赵家也是尖锐对立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温铁军教授的一些讲座，是讲资产阶级革命的，还讲阿拉善协会的，他讲的很多内容，都是基于一手材料。例如像阿拉善协会，如果你放开党禁的话，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政党，他就已经蹲在新华门门口，随时要冲进去那种态势。很多人官员群体，这些人跟赵家也不见得就是一条心，他们跟钱家更接近于一条心;有一个代表性的事件壹基金会在2012年雅安地震的时候，筹得善款比红十字会还多，然后下来查看一下，都谁捐的?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给的钱最多，每一家都是千万量级的，官员也不捐给红十字会。

很多网友注意到“吃饭砸锅”现象，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长期参加网络上的论战，在武汉有一些小右派，有时候还约着线下见面聊聊，最后听他们吐苦水。实际上并不是对于政体或执政地位，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和主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单位里面遭到高投入低产出，不承认你的贡献，就还要配套贬低你的价值，来踩你脸，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标准的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种诉求。

这样一种很特殊的状况，之所以形成，恐怕跟认识文革和终结文革的方式，有很大关系。终结文革的认识，是把造反派的有组织批判活动，以及群众监督和批评意见，视为刑事犯罪行为加以审判，这就是把群众监督视为完全非法了;这么一来，就从反面确立了在单位依靠谁的问题，那当然是依靠领导，依靠少数高人了——当然首先是得到领导看重的那些人，也肯定不会不依靠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这个认识文革和走出文革的方式，就在反面就确立了用小圈子统治代替群众监督，圈内少数垄断利益和机会的再分配机制,而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差别待遇了。在一些单位内部，小圈子占优的认识模式与实践，其恶性发作就会发展到排斥多数人正当利益了，高校青椒的苦闷当然属于小圈子统治的一个特殊案例了。

有一个人叫周良沛，是诗刊的副主编，他退休以后在台湾的杂志《批判与再造》上面发了一篇文章，说官媒里面的状况，政治上有严重的两极分化。他说那个机构，要混到主任记者和中层干部才有尊严，即领导说话不会直接伤你的人格、直接踩你的脸;混到编委就有特权，中层和编委在整个单位里面只有10%到20%，此外，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什么状况?是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长期被人踩，还得低眉顺眼做小纸伏。所以这些人的体验，就是高度的“政治贫困化”——这是小圈子统治造成多数人工作体验的严重恶化，这样一种政治后果。很多小资白领，在单位里面反抗不了上级，搞不赢那些人，就形成一种有代表性的机会主义思想——想要搭便车，干脆来一个大翻烧饼，一人一张票，整个儿彻底都翻过来了，你们这些人可能也要垮了;能不能改善我的处境，不清楚，反正老子先出一口恶气。所以这些人的政治贫困化苦闷，其表达方式，是基于高校里面被输灌了一肚子民主自由话语，拿这个来表述自己对小圈子统治的严重不满与政治贫困化体验。如果认识到政治贫困化的严重程度和普遍性，就会对这一类的反贼的思想来源清楚了，所以，“吃饭砸锅”一点点都不奇怪，而是被单位政治内部的“政治贫困化”体验，给反向动员和激发出来的，这跟文革造反派产生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这些人现在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习惯于用西方泊来的强势话语，去表达自己的苦闷、处境和诉求罢了。

而民主自由话语，还恰好能够完美契合小资白领的自发性坚持——不需要自己的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还不需要冒跟上级作对的风险，围观解决不了困境，可以指望从宏观制度翻盘，来搭便车一次性解决——所以民主自由话语对小资白领群体的吸引力有二：一不要锤掉自身的自发性以实现自觉，二不需要承担很高的斗争成本与风险，全部解决都寄托于一张票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解线索

我们做这些铺垫之后，下面我们要进入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这部分打算略讲，前一次我们讲到革命者的必修课——从行政到政治那一篇，已经讲的比较详细。因为跟后面的内容，还有紧密关系，这一部分就稍微把主要的概念讲一下。

毛主席上井冈山主要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要搞霸道，以少数人去驱策多数人，就没有什么手段了，所以，就只能够反过来设计——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军队内部官兵必须一致。这个是什么状况呢，就相当于霸道已经失灵了，只能寻找王道。如果找不到王道，红军可能就没办法生存。就像当时苏先骏从古城会议后当了逃兵，说是去向中央汇报。他确实汇报了，有一个中央保存下来档案里面有他的报告。他说：“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毛主席想出来的办法，发动群众主动来主动和自觉地支持红军，如果没有群众支持，红军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所以这就是与霸道完全不同的王道——由群众自下而上地付出自觉的高水平支持。

在这个努力过程中间，有两个案例，一个是通过三湾改编，在红军连队内部设立专职的党代表，搞党的建设，以党建为抓手，推进政治领导权建设;三湾改编另外一个重要内容——需要在官兵平等基础上搞行政公共化，这当然是要求行政要配合政治领导权建设，彼此要配合起来，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一个主要的方面。而且在这里——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是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的统一，所以，领导权的定义，只能够体现为一种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的客观效果，而不能够继续提炼为一种思想或者办法——那样就又回到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样去了，似乎，是一种理念或者主张决定或者改变一切，而不是要实现人自身和相互关系的彻底革新;真要这么理解的话，马克思把“头足颠倒的辩证法”又给颠倒回去了，所以，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就是要统一在这个地方——政治领导权建设只能够理解为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毛主席的核心思想主要的政治性内容，主要是从这一领导权建设的方向上生发出来的。

第一个领导权的建设案例，当然就是红军连队里面建党，通过三湾改编实现官兵平等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群众化，以王道政治建设结合霸道的最小化。第二个案例在1933年的时候，结合土地革命的斗争，在群众中间发掘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数量超过了临界点之后，领导权在农村根据地里面，也建设起来了，乡村苏维埃的行政组织，也是高度公共化和群众化运作的;然后，模范乡的执行力就完全爆表了。在这个意义上看，从红军连队内部和根据地的群众动员中间，都是王道支持的霸道，这样的政治路径与革命路线，就确立起来了。

“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去施行党的主义政策。”“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与团为群众核心。”【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工作大纲(一九二八年)】寻找最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给以政治培训发展为党团员;使其积极参与公共化的管理事务，学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并引导士兵委员会的反向监督;积极分子多起来之后，管理公共领域的运作，就非常有活力，对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统治依赖性就下降了。“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P63】

上面的话，引用的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达。这个表达跟我们后面要讲的概念层面的定义，使用的分析性语言，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分析的经验基础全部在这里。毛主席的选择，跟我们有所不同，因为毛主席是做实际工作的，而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让一个人纯粹做党务工作，另外一个人纯粹做行政工作，我们是为了从理论上深刻理解——行政职能与党建领导权建设配合起来，之所以把两个不同的事情分开来说，是为了能够说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更加好理解。

在现实中，毛主席手下比较好的干部，可能是既会当连长，同时还会动员群众和做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和行政并不一定要完全分家的。所以毛主席自己的表达，跟我们今天的分析有一定差别，纯粹是为了研究分析这个革命性的创新，是怎么来的，从哪几个方面来看比较清楚，所以，事后的理论分析与当时的实际，必然会有距离的。

主要的努力步骤，首先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然后行政管理方面实现了官兵平等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管理事务向被管理者分开，红军士兵也可以参加讨论各种管理事务，包括参加土兵委员会、管理伙食，士兵委员会还能够反向监督和批评干部，当时就有这么大的反向监督权利。基于这样的大范围管理革新，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经常说“政治解放”，这不是一个虚伪的承诺，而是要在革命的第一天和第一步，就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然后才能够让群众看到和相信革命政治的解放作用，体现在哪里;刚才我们说的政治贫困化的问题,就只能够在这样的政治领导权建设 行政公共化中间，去缓解或者消弭政治贫困化体验，这样的努力，才算是完成了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能够让组织权力和管理过程，兼容人自己的主体性成长空间，这样士兵和农民群众，才会借此感到是被看做人对待，人格受到尊重，所以政治觉悟和个体的主体性，才会被激发出来。

我们现在都很熟悉，在学校读书也好，在单位工作也好，都是处在一个权力的眼睛监督之下。干得好和不好，应该得奖还是受惩罚，都是别人说了算，而且这个权力远远谈不上公平公正，然后你还没办法反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普遍异化的体验。我感觉我好像成了一个客体，成了一个工具，被别人在驱策、在使用，用得好或不好，还跟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一样，这种体验就是非常糟糕的。那么，红军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与困境的，首先就是在红军内部确立官兵平等基础上的行政管理措施都公开化，而且每一个人都被邀请参与管理中间来，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改进管理措施，提你所见所闻的东西，你觉得不公正，需要改进的地方,这都可以提，而且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尊重。

现在社会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行政权力和组织的公共化，每个人在组织权力底下讨生活，那么这种异化体验能够用什么方式才能够缓解，能够被改进，然后基于组织和协作效率需要，人的主体性还能够得到成长的照拂，人本身作为人得到尊重，而不是被纯粹作为工具来榨取你的效率，单一地用你的劳动效率工作效率来衡量你，需要什么样的革新，才能够让你走出这种被桎梏的境况?

毛主席在红军连队的变革，很核心的内容就是这儿——红军内部全面打破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绝对分工，整个管理事务、管理权的行使，都是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讨论商量做的。通常的行政管理，都是少数人垄断权力、垄断金钱来驱使多数人，那么，管理事务与多数人无关的状况，就称为私人领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进来了共同讨论处理问题，管理就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了，这样的管理公共领域，毛主席生前不仅军队里有，而且社会上各个单位内部也有，毛主席去世之后经过企业改革，经过各种机构改革，就再也没有了，基于这个历史变化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公共领域命名为“毛式公共领域”。

刚才说到的小圈子统治，圈内少数与圈外多数人之间的对立，就是毛式公共领域的反面。小圈子让圈外人高投入、低产出;圈内人相反属于低投入、高产出，这就变成一种阶层(不说阶级分化)分化和尖锐对立，这个东西在毛时代，主要是初步体现在党建和积极分子选拔方面，那就已经引起了群众的广泛批评了。群众之所以参加文革，对于高层的走资派和宏观方向上，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即便有所了解也很有限;群众日常耳闻目睹的政治异化，就是单位内部的政治蜕化，真正反感的是在单位里面搞小圈子的人。前后对照，就很容易看到人的解放或者桎梏，是从哪儿来的，是如何造就的。如果现在谁有能力把每一个单位的小圈子搞掉，然后让普通群众拥有批评权和发言权，还能反向组织起来批评和监督干部，政治解放会不会直接就回来了?!如果这样，单位内部的分配不公正，利益垄断和双标，还能不能存在?这些东西都消失了，算不算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解放体验?!

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思想的要点就是三个：第一个毛式公共领域，当然这是一个总的制度平台，平台上既有行政公共化内容，也有领导权建设的内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党建发掘积极分子、激活积极分子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实现;而行政本身要基于官兵平等，然后对被管理者充分打开，把管理从从前的私人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据以接纳领导权建设所激活的积极分子的广泛参与。

毛式公共领域，领导权建设 行政公共化，这三个概念就是毛主席思想的政治要点，也是对劳动人民的政治解放承诺的核心内容，也是从异化社会中间解放人和提升人的主要的路径。在这个地方，需要把这三个关键词记住，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与毛主席自己有所不同，同样的原因，我们是要在分析层次上运用分析性的概念，不再运用描述性的说法。基于形式逻辑的要求，运用概念本身，就要求内涵和外延都要明确，还不能够相互包含和混淆。

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并不是我生造的新概念，它而是广泛应用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间，包括在文学里面也属于广泛使用的词汇。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伤痕文学，它的一个主要的套路和手法，就是把个体参与公共领域里面受到的伤害、压迫和羞辱，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对待，视为一种“伤”;然后个体回到私人领域里面，通过友情亲情或者爱情等，得到治疗或抚慰，它主要的套路和手法，就是这么点东西;例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是这么个内在套路。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入门级的分析性视野，我们今天学习和亚牛毛泽东思想，是要以中观层次的概念和社会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不再选择方法论层次的宏观概念，来讨论他的政治思想。这些，就是一些政治学分析的最基本起点。之所以说这些，也是希望大家，对于社会科学的表达，会有什么特殊性和特点，形成一点印象。

红军在连队里面，所有的战士都参与毛式公共领域，在干中学。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也是到农村里面找到最积极、最苦大仇深的、能够办点事的、又公道能干的那些农民，把他发展为党员，然后主持苏维埃政权，搞分田分地，在斗争中让积极分子成长起来，让群众信服他们。在红军连队里面，是党代表专职搞党建和领导权建设，在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就是红军小分队来履行党代表的职责，推广建党建政经验了。有了领导权建设成果，就开始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然后就组织脱产的赤卫队、不脱产的儿童团等等，建设根据地的过程，就是从政治领导权建设开路——寻找和激活农民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然后主持分田分地这样群众性斗争，也是通过这样的群众性的斗争，来识别和选拔积极分子，之后，在领导权基础上，就开始建立政权，建立军队。这样的一个过程，把红军内部的毛式公共领域——领导权建设和行政公共化，都复制到根据地村庄中间去了。

在江西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遗憾的现象，最初阶段，多数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也不想扎实地建设根据地，老是想要去攻打城市或者流动作战。这样，大量的工作日就损失掉了，没有进行投入根据地和领导权建设中间去，使得根据地建设很不稳固，地主富农的权力网络还暗地里起作用，其结果，分田就分得很不公平。

当然，在建设根据地的时候，解决问题和经验积累都是逐步完成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建立乡村苏维埃，最开始挂起红带子积极革命的，是一帮小地主富农，他们把持了基层政权之后，发展到要分田，他们就坚决不干了，因为这个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积极分子往往不是第一批就最积极的人，而超越那些假积极之后，才能够推进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后续通过“九月洗党”把这些人洗出去，然后重新成立比较秘密的党，这个时候发展的党员，就是找最穷的基本群众了，在基本群众中间寻找最有觉悟和有能力的，还敢于斗争和领着群众往前走的那些人，这些人成为组织核心;然后党组织还秘密起来，生存能力就大大提升了。苏维埃政权当然是公开的，不公开就没有办法分田和联系群众了，因为根据地不是很稳定，所以党组织是秘密的，这样就是把红军内部的这三条也复制到地方去了，然后，新的创造是公开的苏维埃组织和秘密的党组织相互结合。

在建设根据地方面，最后反而是红军官兵最为熟练了，那些地方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积累，而且多数地方干部，也没有在红军连队的“干中学”经历。那时候，苏区地方干部，一般是有点左倾思想和有点文化的人，往往还不是最穷人家出生的(最穷的人也读不起书，大家也瞧不起他，做人做事就往往有点萎缩和后退，《兴国调查》就说村民都嫌弃雇农“不会话事”)。这些地方干部，在分田上既有自身利益的顾虑，也有手法方面的不熟练，还有不知道如何着手推进的认识不足，所以，最后，建设根据地最厉害的、最会搞的，还是红军官兵最能干。当然在红军里面，能力也是分层次的，最厉害的当然是毛主席率领上井冈山的31团，其次就是王佐袁文才的32团——他们原本跟当地群众就有密切联系，后来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28团，就比前面两个团要差一些。彭老总带领上山去的红五军，在建设根据地就更差一些，也更喜欢流动作战。

整体上看，还是因为有毛主席这样的领袖引导，大家逐步朝这个正确方向努力，慢慢积累经验和成长，党内其他人，在这些方面认识和经验方面，跟毛主席就差了很多，所以，这样的认识落差乃至于对立，就使得毛主席遭遇到先后三拨反对派。

三拨反对派的不同政见及其核心分歧

在根据地时期，毛主席长期受到党内多数、特别是决策层多数人的反对，导致错误路线长期占上风，革命道路就走的歪歪扭扭，不必要的牺牲数量也很巨大。

最开始，红四军内部是朱德和陈老总反对毛主席，他们想不通搞党建，还把行政打开，让官员说话不算数，这个兵真的能带好吗?普通人的惯常思维，就是这样。所以要真正进行政治性的创新和革命，肯定还会遭到各种习惯性的思维、多数人从常识出发的不理解乃至本能的反对。真的要作革命性的改变，这些基于常规认识的障碍，就要一步一步克服，走过去。如果，没有这些反对已经，那就从反面说明，革命的幅度，还没有触及到真正核心的内容，各种传统利益与习惯，就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惯常思维的反感，没有触及到人们心里最看重的那些东西。只要是触及到那些深层次的东西，别人肯定要群起反对，反对的人越多，越说明革命性真的到位了，这些，与多数人的习惯思维之间距离就越大，所以毛主席对旧统治方式革命的正确路线，就长期就陷入这种不被理解的困境。

1929年，从5月底的湖雷会议到6月22号的红四军七大，军内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军官，特别是陈毅和朱老总，带头反对毛主席，他们的主要眼光，就是对行政很相信，特别是对少数人垄断行政管理权很执着，不希望搞党建和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对于霸道很执着，对王道看不见也理解不了。

多数军官反对的结果，是在七大上把毛主席的前委书记选掉了，因为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选掉了之后在程序上还不合法，这就派陈毅到上海去告状，想要取得中央的同意。陈毅到上海去告状，告到周总理和李立三面前，这两个同志属于难得的清醒，把陈毅批评了一顿，说毛同志认识是对的，不能够放松党建和政治业务。批评了以后，陈毅就认怂了，三个人就合伙来重新起草一封信，叫九月来信(这封信是9月28日起草的)。传达到毛主席那儿，已经是11月底了，毛主席就相当于得到了中央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才开成古田会议，把毛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确立起来;当然要真正推广下去，让多数人都照着做，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这个意义上看，也看到朱老总、陈老总也不是坏人，对比后面跟毛主席有政见分歧的那些人，朱老总和陈总对毛主席的反对，还是力度最小、回头最快的，这一次争论之后，后来就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了。后续在一些党内争论中间，特别是有关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选择方面，朱老总、陈老总基本上还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

记载说完军内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及其阻力之后，再简单讲一下查田运动中间的领导权建设效果。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受到另外一拨多数的反对，分别失去了党权，失去了军权。在1932年10月宁都小源村的会议上，开展了针对毛主席的“前所未有的反倾向斗争”，毛主席就此赋闲，到福建长汀去养兵和读书。到1933年春天回到瑞金，就自动去结合基层干部，在瑞金开展群众性的查田运动斗争，发掘和激活农民中间的大量积极分子，给根据地政权补建一个政治领导权基础。毛主席有非常强大的心里优势，任何时候都不消极，架空了，没有事情干了，就正好跟基层干部和群众结合起来，去搞查田运动的群众性斗争。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线政治领导权操作经验，毛主席写文章，就与马克思和列宁特别不一样——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认识和逻辑演绎，他在文章中间能够结合最基层的群众动员与组织经验，写文章讲述政治问题，就能够把上下左右贯通起来。毛主席后续主张的领导方法，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主张在试点中间取得经验，然后在面上进行推广，实现“点面结合”，这些，都属于毛主席自己的经验之谈，他自己就这么干过。

1933年春天，毛主席回到瑞金，首先就到云集区叶坪亲自参加了查田运动。查田运动进程挺快的，此前已经分了两次田，分的不是很平等，地主富农的隐性权力网络还在，所以贫农的积极分子伸不了头，实际上群众还是不能组织起来;叶坪乡经过20多天的查田运动，积极分子就大量涌现出来，云集区经过了一个多月查田运动就搞完了。查田运动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就是云集区的积极分子人数从39人发展到360多人，这个数目的积极分子，就超过了临界点——此后地主富农的隐形权力网络就失效了。

按照云集区28000人计算，积极分子占人口比例1.285%，占成年人人口比例2.57%，因为当时苏区的状况，80%的成年女性还是小脚，很少参与公共事务，连耕田这些生产活动也做的少，所以政治上不太活跃;只计算成年男性的话，积极分子站成年男性的比例为5.14%。有这么多的人积极起来，革命的天就已经变了，然后基层政权的执行力就指数上升了。1932年的时候，整个云集区扩红只扩了9名红军，1933年查田运动以后，扩红了1020名，就100多倍了。农民有个词汇叫“春荒”，到了春天的时候口粮就接不上了，所以叫春荒。这年春天红军也很缺粮食，为了支持红军，就发动每人节约和捐出3升米，结果云集区三天时间迅速超额完成。一个政府，基本的业务就是要粮要兵，供养政权组织和军队，而查田运动的领导权建设效果，一出来，基层政权组织的执行力，直接就属于“爆表”状态了。积极分子多起来之后，超过了临界点，政权组织的执行力爆表，这个表现，不止一个地方出现。

有一本书叫《关山阵阵仓》，这本书能够写出来的过程，也很有意思。1966年的时候，报纸上经常批判谁谁背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批判口径，把基层很多干部、很多群众的问题意识给激活了;大家都想要去看看毛主席革命路线，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当时不像我们今天网络很发达，出版业很发达，到处可以找到文献资料。当时也有些回忆录出来，但是非常少，赣南地区各个县、井冈山周边各县就开始成立机构，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党史机构，一般命名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办公室”，简称宣办。宣办有机构有人员之后，他干什么事呢?因为当时革命过去还只有30多年，有好多革命的亲历者、旁观者都还活着，他们就去找这些人来做口述史调查，也包括去访问还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1978年出版了《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上中下三本，记载了“在查田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后，大大充实和健全了区、乡政权组织。福建上杭才溪乡、江西瑞金后水乡、兴国长冈乡都分别吸收了一百一十余人参加乡苏政府以下各委员会，并建立了许多村委员会。”

毛主席在赋闲阶段，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其中，上面提到的三个模范乡之中的两个——长岗乡和才溪乡的苏维埃政权运作状况和效率，就被毛主席详尽地记录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间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乡的执行力爆表的表现：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P341】

长冈乡16岁到45岁的青壮年男性有79%出外当红军或者做工作当干部了，下才溪最低也有70%，这么大比例的成年男性壮年，都被充分动员起来了。相当于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年男性青壮年，都能够离开生产岗位，专职推墙;而蒋介石反动派的墙角又向来很稀疏，那里还有推不垮的?!基层政权的执行力一强，不仅单独体现在动员人力方面，还能够把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管好，执行力爆表之后，还出现了权能的全面扩张与提升。

我们知道秦汉以后，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一直是编户齐民;并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不需要组织帮助，不需要集体的协作，而是因为这样的组织成本，没有办法筹集，所以管理连带组织协作就没有了。在农民一家一户耕作的条件下，谁也没有能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并管理好生产生活。这个恰好说明，农民需要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能力，最终寄托是在哪里?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套路，在农村和农民那儿，肯定是想不通的。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农村和农业的条件下，依靠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能够在乡村社会里面建立起有执行力的政权?基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就只有这种领导权基础上的行政公共化道路，王道支持的霸道最小化模式。有了充分的领导权建设，吸收大批的积极分子，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够把群众的生产生活给组织好，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是出现在这里的;这样，**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努力，就不仅仅是在跟国民党对话和比较，跟党内的那种纯左派对垒和相互批评，而是跟整个历史与旧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上话了。

历史上农民家庭耕作模式，一直都是很脆弱的，经不起风浪，生产生活条件很容易波动，小农很容易破产成为流民，流民一多，就会威胁政权的稳定性，但是，皇帝虽然希望子子孙孙继续做皇帝，但也帮助不了农民——关键短板，就是找不到一个有执行力的组织形态。二千多年历史，从传说中的井田制瓦解以后，农民就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组织权力的帮助，安稳安定他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革命恰好从这个地方，发现了能够据以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路径，实现普遍的协作，来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加强他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稳定性。

选用王道这个词，还很合用的根本原因，是王道时代(井田制尚未解体)的农民，大概率是有基层政权组织帮他们的——史籍记载当时农民是“三年一换土易居”——这当然就需要组织与权力起到协调作用了。当然，那个时候是国家形成之前，属于阶级社会形成早期，社会矛盾还不尖锐。我选用王道、霸道这两个词，来对照讲述革命时代的政治公共性内涵，以及党内政见分歧的区别，一些人就说是封建社会的东西，这个理解是不对的。王道、霸道这个词汇是从大同社会瓦解早期，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间出现的。从大同社会经过小康到乱世，才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完整形成过程。

早期，王道之所以可行，是因为阶级分化和利益对立还不突出，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大，基于德性政治领导权的王道政治，才是可行的。与早期无阶级社会瓦解的方向相反，在革命过程中间组织群众性的革命力量，是要重新采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这种方式，来激活基层群众的觉悟与自组织能力，据以发掘农民中间的积极分子，这样，恰好在反方向上，实现了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王道复辟”;而在理解的逻辑上，早期的王道是无阶级社会解体时期出现的，而革命的王道政治或者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本身是在小范围内复辟最小化阶级分化与对立的新型社会关系总和;这样的毛式公共领域和制度平台，才足以承载革命时代的王道政治力量生成逻辑，这个过程不仅是在跟历史对话，在逻辑关系与理解方面，也属于一个逻辑上的反向闭环与对照映射关系。

把农民组织起来，站立起来，让他觉悟过来，管好自己的生产生活，同时也能够出粮出兵来支持革命时代的武器批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阶级社会里面，为什么只剩下霸道，而霸道又恰好帮助不了农民。有且只有王道政治的支持力量，才能帮助农民确立起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其前提，当然需要社会或者政治经济关系总和发生根本性的质变，降低阶级分化的程度与利益对立的程度。

很多人经常重复，说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这只是从否定角度出发看问题，但是，新的国家机器怎么起作用，肯定性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并不清楚。分析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恰好看到，像长冈乡、才溪乡这样的一些基层政权，它不仅能够高效率的征粮征兵，保证政府和军队运作成本，而且还能够实现巨大的权能扩张，帮助农民管好生产生活。正是在这里，出现了新的国家形态及其内在的政治逻辑的初期实践，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上，毛教员就是从《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经验提炼中间，看到了新型人民国家的专政力量与运作方式所在，后续，毛主席把人民民主和对敌专政结合起来看问题，开创性地注解了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战争特别严酷和频繁，基层政权组织的执行力还有富余，也还来不及搞别的事情。到了延安以后，战争就没有那么迫切，威胁没有那么大，基层政权同样的是有执行力富余的，这就按照在闽西时期的设想(“改造流氓”)，有能力来改造二流子了。旧社会很多二流子，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农民破产之后就没有生存资源，往往会用各种苟且的方法获取一点生存资源，搞些不正当的名堂，这样的人和事情多起来，就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就具有威胁性。

今天能够设想的改造方法，是把这些人抓起来，按他的罪行轻重关起来判刑。当时的改造，就很人道，结合土地革命，没有田给你分一块田，甚至还有介绍老婆的，各种帮助你;一些人不会种田的，还叫劳模或者干部“结对子”——你自己不会走，还安排人带着你走路。只要这个人不是死心塌地的干坏事，在亲戚朋友们的眼光里，给你安排一个正常人的出路，大多数人肯定借驴下坡，就主动和积极地接受了，这是非常人道的改造路径。把这些人改造好了以后，然后加上土地革命，给每一个人一份平等的土地资源和生存机会，那么流民就消失了;流民消失之后，土匪就没有人力资源补充了，加上军事上打击，八路军所到之处，几年之后就土匪绝迹了。

比较的话，国民党政权比**政权镇压力量要大多了，日军的武力也超过了八路军，他们都剿灭不了土匪;一个很核心的原因，还是公平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改造过程，给所有人出路，特别是要有领导权支持的高度执行力，这样才能够把那些不好的人，也改造好。毛主席时代有一个说法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怎么变呢?就有基层政权组织得到党建和行政公共化的双重强化之后，就具体这种执行力富余，能够引领流离失所的人，回到正道，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群众专政的最伟大的改造力量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革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及其执行力，已经揭示出国家消亡的曙光了。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实际上被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接管之后，还以更人道的方式实现，就地改造脱轨者;而且解决的更好，对社会对个人，都是正面的引领作用，而且没有什么成本，不需要关押人，不需要雇警察来看他，不需要建监狱把他关进去。用低成本或者无成本方式，把这些人改造好。最后，国家机器不是被砸碎了——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真正的建设性的变化，是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替代，社会对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需要，就越来越少了。

讲到这里，毛主席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基本的政治逻辑，就大体上呈现出来了。

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里面，地主富农的权力或者影响力，也是通过一种网络，它是通过宗族网络、同姓的网络，或者是村落内部的熟人社会网络，或者是族长权力或者公堂祠堂地产主持人，这样一些地位，让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比较穷的人，依靠他，或经济上依附于他;利用经济优势，穷人要向他租田、春荒时节需要向他借粮，过不了关的时候还要向他借高利贷等等，他的权力是通过这样一些网络发展起来的。地主富农也没有很有形的行政管理或者法律关系(当然也有少数的地主掌握着民团和枪支，但那是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通过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去体现地主阶级的权力和影响力的。这是通过影响人心，借助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通过各种依附关系，通过亲情同姓的这种血缘地缘网络，把你组织在他的权力网络里面;地主富农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与党建领导权 行政公共化不同的，旧有的领导权运作模式。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1970年代上小学，开始有明晰的记忆，本村的同姓宗族网络也还在，但是已经退回到私人领域了，不再在公共领域和事务中间，直接发挥作用了(间接的作用还有，例如村里的强宗大姓，当干部的就多些，工作也好做一些);比方说村子里面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同宗同姓的人送份子钱多一点，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相互走动一下一起吃个饭，就是一些私人领域的人情往来。在公共领域中间，一个替代性的网络，就是党建的领导权建设成果——有一大批党团员和先进分子起作用，“说公道话”“批评坏人坏事”等，同时，干部行使权力的方式，也是红军时代那种行政公共化与群众化的方式，大事情开会跟群众商量着办，账目要定期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新的领导权出场之前，有两个私人领域被破坏掉了，才确立起毛式公共领域的(内涵领导权 行政公共化);一是少数官员垄断管理权力和管理事务的私人领域，二是地主富农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私人领域，也从公共领域中间退出去了。

地主富农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这原本是一个私人领域——以个人的财富、社会影响作为基础的公权力，是私人领域越界而作为公共领域起作用的，这个，**和红军发动群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破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代替它。甚至，还在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农民组织起来之后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组织优势，然后，就要动摇绅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各种体现为“观念权力”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领导权问题上，属于典型的零和博弈，一个新的领导权出场，就同时意味着旧的领导权退场。

与**相反，像日本人和国民党下到农村去，就首先是找地主富农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当然也意味着保留地主富农的权力网络了。**下去，地主和富农不会很贴心的支持你，**要搞的政策，跟他的利益是矛盾的。就这样，**跟农民之间，就形成了很固定的双向选择——**要建立稳固根据地就只能下去找贫下中农;**搞的那些政策，地主富农都是反对的，所以，**不可能去找地主富农，反过来地主富农也不可能贴心支持**。正如在井冈山时期那样，小地主、富农最开始也很积极，挂起红带子要革命，一要分田分地，他们就不干了。所以，不同的权力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阶级基础，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揭示出这样双向选择过程。所以，真正的**，最后也发现自己只能够铁心地跟劳动人民、跟贫下中农站在一块，跟地主富农尿不到一个壶里。

领导权建设上限与怀敌附远的效果

领导权建设的上限和效果是什么?如果大家仔细读毛选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毛主席以前在湖南、在江西写的文章里面，经常有土豪劣绅、地主富农是反革命这样的表达;到了陕北之后，延安时期的文章中间，这些表述都消失了，只剩下开明绅士了。开明绅士，当然也属于地主富农那一阶层的人，土豪劣绅在**那里，到底是怎么变成开明绅士的，追溯这个根本性转变过程的内在逻辑，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

抗日的时候，因为要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就不再分田分地，但是**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结合减租减息的群众性斗争，农民一组织起来，乡村权力就易手了，这对地主富农的权力，就是一个实质上的替代关系。同时，在经济政策上，**和八路军还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就是要求富人多交税的累进税政策。

当时**搞减租减息的群众性斗争，落实国民党在1930年发布的一个减租减息条例——要求地租不超过37.5%，但是，国民党的政策下到农村之后，并没有力量去执行。而**组织农民，就有能力落实这个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基于合理负担的累进税率，最高收到40%，有的地方有的时候还高。地主的田多，人均收入高，累进税的税率也搞，如果田都留在手里的话，每年收租数量还不够缴税，还要倒贴。时间长了就受不了，相当于逼着田地多的地主富农家庭，把自己的地逐步地卖出去。当然，农民一组织起来，加上**的减租减息与累进税政策;耕地的卖价，就会降低很多，被贫下中农买走，最后，根据地的地权分配就比此前平均，出现了普遍的中农化现象。

不要说建立根据地政权，还有相应的减租减息政策和累进税，就算是组织一个农会，种田人的权力相对上升，地主的土地价格就要下降;彭湃在海陆丰组织农会的时候，当地的农会组织发展到哪儿，那个地方的地价要掉下来，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农民的权力一起来，地主的财富都要贬值，阶级矛盾与权力转移带来的矛盾，就是这么尖锐和直接。

**到华北根据地之后，因为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失败，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前拼命反对毛主席那些人，就消停了，少有反对意见发表了。此时，八路军也不再热衷于搞外线出击，打大城市了，就专心致志地组织地方工作团、组织武工队，深入到各个村庄中间去，把农民中间的先进分子找到，然后通过初步的政治培训，结合减租减息的群众性斗争过程，让先觉悟者出头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组织乡村政权;也组织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等。很著名的刘胡兰烈士，她就是在河北井陉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之后就在本村担任妇救会主任。这样一来，**就能够把各个村子里面，很坚定的、很勇敢的、很有威信的一些人，能够在群众中间能够做组织工作的这些人，发展起来。在这一群人先觉悟过来，发挥组织核心作用之后，群众就整个地动员起来了。

对地主富农而言，**的乡村政权非常有力，把群众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地富就再也忽悠不到群众了，然后就瓦解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政治上没有能力跟**和八路军扳腕子了，这就无害化了。虽然**的各项政策，跟地主富农的利益是有尖锐矛盾和冲突的，但是，没有了扳腕子的能力之后，就达到了政治领导权建设的上限——其效果就是地主多数无害化了;就算你继续讨厌或反感**，充其量也只是有点反动思想或者落后思想的群众罢了。那么，剩下来，改造地主富农就是一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而且群众组织起来之后有很多双眼睛望着你，你也不敢乱说乱动的。要是继续勾搭日本人当汉汗，有《惩治汉汗条例》可以对付你，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出台针对性的政策，也就不需要单独关注地主富农的问题了。

这种情况下，地主富农和土豪劣绅是反革命就消失了，剩下的“开明绅士”表述，就是地主富农阶层发生内部的分化，开明绅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富阶级成员中间一些人，还是愿意主动靠近**和八路军，愿意为八路军为**办事。当时农村的状况，就是文盲比例很高，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受教育还是多一点，是农村很难得的文化人;既然你们有了政治上靠近的愿意，**和八路军就对开明绅士开门，把他们吸收进来;因为八路军还是要干部，还要建立各级政权，需要很多文化人。你主动靠近过来，就给你一个机会，所以“开明绅士”政策含义，就是不要排斥这些主动靠近**的人。在根据地，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条就是“三三制”政权——“党外进步人士要占干部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就专门为这些人愿意跟八路军和**合作的人，开了个门。

所以，我们始终要记住，革命也好，胜利也好，其真正的政治基础，不是依靠在口头上彻底否定旧制度和旧阶级，在口头上彻底反对和否定敌人，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开始的思维，就会陷入误区;首先是看不到如何组织自己的力量，这个是最根本的方面，同时，你也看不到如何分化敌人的阵营，这样，领导权对内和对外起作用的内在逻辑和政治机制，你就再也看不到了，那就会陷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桎梏。

这里先附带讲一下文革，如果用革命的经验对照文革的经验，就可以看到文革是什么失败的。

先讲两个人，第一个就是陶铸。在陶铸垮台的时候，毛主席尖锐的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说你们两个没有把陶铸团结好。陶铸同一级别的干部，绝大多数都垮台了，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话，说明在毛主席眼里，陶铸是那个例外，是可以团结的人。据陶铸自己接见武汉的造反派的时候说，他一次都没有接见过保皇派;然后他有一系列的讲话中间，都是支持“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的——这是早期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干部的口号，说明他确实在这个方面，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的。当然，他有一点始终没有改，毛主席几次叫他下去调查，得到感性认识，他都没有听，始终蹲在上面发号施令，行霸道;当时就有一个说法，叫“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陶老是蹲在上面发号施令，然后对群众的要求、呼吁没有切实的感性认识和深切理解，也就少了同情和发自内心的支持，然后，还很盲目的发很多东西下去，支持各地党委和政府。这些下去东西，当然是基于官场的干部的报告材料，从他的下级和同事反映的这些材料，做出各种决策，这样的行政命令发多了，肯定就不自觉地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了，武汉的群众就很敌视他。武汉的造反派后续有些反思，说“陶铸那样的人，其实在高级干部中是非常少的，我们不了解，总觉得他发了一些不对的、不合乎实际的指令，我们就把他视为阻力和敌人，要打倒他”。当时在整个高层，毛主席了解的情况多，显然，他认为陶铸是应该团结的对象，这是一个该团结而没有团结住的人。

第二个案例，我零几年在云南访问一个同志叫于泮池。我们知道山东根据地有一个顺口溜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去上战场”。当时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也不是所有人，而是我们说的率先觉悟起来的3%到5%家庭里面的人。于泮池同志就是家里的独子，是最后一个儿郎上战场者之一，他母亲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发展到1947年的时候，国民党兵力就不够了，就开始收缩进攻方向，重点进攻一个是陕北、一个山东。山东解放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伤亡非常大，进行了多轮征兵;在于泮池同志参军之前，村子里已经有好几个人牺牲在前线了。新一轮征兵的时候，母亲二话不说，我家泮池带头去，她的独子就这样上战场去了。当然，幸运的是，他活着见到了新中国，最后是跟随大军到了云南。

我访问于泮池的时候，他回忆到母亲的时候就流了眼泪，老一辈**人，真的就是这样，危险和困难来了，自己先顶上去，这是基层政权组织受到群众信赖的原因之一，而这样的觉悟者家庭有3%到5%的比例，**就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于泮池在云南的昆明军区后勤部工作，是卫生部副部长，当时因为连队的官兵有些医疗保健，当然毛主席时代的普通人还当不上兵，小伙子们都壮实的不得了，没多少大问题;有病的，主要是部队首长，他是副部长专管首长保健的。当时已经开始有一点特权，军区有条件在全国各地遴选名医，邀请到昆明去坐诊。当时还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邀请了一个名医去坐诊，还会通告社会上的人也可以去看病;他在那儿就负责维持秩序，打下手。有一次邀请了一个看痔疮的名医，云南省委书记赵建明也去排队了，他看到省委书记来了，就去打招呼，说赵书记你就直接去看算了，你工作忙。赵健民确实还有毛主席时代的干部风范，很守规矩，说不行，坚持排队。他在旁边就看赵健民的穿着，看痔疮要把裤子脱下来，他亲眼看到赵健民就穿了两条单长裤内面没有穿三角短裤的，这个穿衣服方法，我跟小时候见到的农民是一样的。他看到这么大的干部，都这么朴素，生活习惯还跟农民一样，还很守规矩，心里对他有很大的好感。后来文革暴发，因为对赵健民印象好——他也没有别的了解，就是觉得这么好的干部，这么批他，这是不对的，所以他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

于泮池在毛后时代的觉悟很高，2006年的时候他特意到湖北来，需要去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那边，参加纪念赤脚医生创始人覃祥官纪念的活动，因为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很严重，他要借此发点声音出来，结果被强行劝返。这么一个有觉悟的同志，属于很难得的觉悟者了，但在文革的时候也是没有能够把他争取过来。造反派一起来，就有大量的批判，四面开火，结果对立面不仅没有分化，反而团在一块儿了——从前官场内部还有各种派系和山头，现在有了新的共同点——竭力共同反对造反派。你看，这不是糟糕了吗?!所以文革后来的结果，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瓦解和团结对立面，也没有能够促使官场发生分化，反而造反派内部还各种四分五裂——形势一好就搞内部矛盾去了。内部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外部没有分化，这个政治状况，就足以说明文革后续的结局，会怎么样了。

今年武汉的大学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同志去世了，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很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还提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讲了自己当时的状况，说被人捧杀。捧杀是什么意思?谁说我好话，我就跟谁亲近，没有自己开动脑瓜，放开眼睛，自己去寻找自己的依靠力量在哪。顺利的时候，是跟那些捧着自己的人在一起，没有发展自己的力量，结果到倒霉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的基干力量在哪里呢?这说明什么状况?内部没有实现真正的群众觉悟和组织能力建设，外部没有真正能够分化对立面，而且还真的不知道谁是对你好的人，你只知道哪些人对你说过好话，就跟他亲近，这个不是很盲目吗?从这个意义上看，领导权这个东西是革命战争、政治建设、成就自己、瓦解敌人主要的方法，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不二法门。

革命动员群众的阶段性效果差异

我们稍微讲一下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35年长征，这是八年时间，前面也讲到红军很少有时间，真正的深入群众去做充分的动员工作，所以，江西苏区时期，真正的切实有效的领导权建设案例，还是是非常少的。还是在毛主席参加查田运动的群众性斗争与动员之后，才有几个比较模范的案例出来。所以，地主富农的权力网络就还存在，没有被替代，他们就还有能力忽悠群众跟**作对，就还处在土豪劣绅和反革命的政治对手地位上。

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带去发展根据地，然后到1945年的时候，根据地就相对稳固了。我们刚才讲的案例，是山西平顺县，那是根据地的核心区。但是作为一种努力方向，就是应该朝那个方向上努力，结合减租减息的群众性斗争，把自己的基本群众中间最可能觉悟的那些人觉悟过来了，然后以他们为组织核心，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然后地主富农都瓦解成孤立的个人了，对**就没有危害了。这个八年时间，真正成就了**力量的基础，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不像在江西那样——处在一种被动挨打的反围剿作战地位了，而是更加具有选择自由也更加有主动权了。解放战争打了半年以后，国民党就发现自己兵力不够了，只能搞转而搞重点进攻。这个八年的根据地建设成绩，在政治领导权落实方面，应该说成就是很大的。

第三个阶段的状况，是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那时候苏联老大哥还是很不仗义的，出兵东北都没有告诉毛主席和**中央。结果苏联出兵了以后，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于是紧急发出指示，调了11万部队过去，有2万干部100个团的架子去东北。当时很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各路干部用能够找到的一切办法，极速向东北开进，能够找到船的就坐船，坐车的、骑马的、步行的，各种方式向东北开进。此时，经过了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高级干部里面对群众路线有很深刻的自觉的认识。到东北以后，仅仅三年时间就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了，也是在群众的有组织力量支持下，1948年年底就打赢了辽沈战役。原本1948年开九月会议的时候，毛主席还预测从1946年6月底算起，五年时间打赢解放战争。东北战事这么快结束了，毛主席改了自己的预测——解放战争只需要三年了，说明这个成绩，都超过了毛主席的预料。干部只要真正走到正确路线方面来，其威力完全是无穷的，三年就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把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力量，争取到我们这一边了，然后你国民党有点军事优势又能怎么样，迅速就灭了。三年就把根据地建的很稳，我们讲了前后的八年、八年、三年这三个阶段性发展状况的差别。

建国后也是这样，三年时间，到了1952年，农村完成了土改，城市完成了系列民主改革，然后工厂里面，哪怕私营工厂里面，管理权都已经落到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手里。当时有抗美援朝，以工人为主体，组织了一个机构“增产节约委员会”，这是在私营工厂里掌权的组织;像武汉当时，还没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地方机构，执行国家经济计划，是武汉市工商局的加工订货处，对接私营工厂里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增产节约委员会里面谁说了算?是工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是敬陪末座的。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四马分肥”，有一部分是要给资本家分红，工人最初还不同意，是政府和党下去做工作，工人才同意分点红利给资本家，资本家才能够把这部分红利拿到手，私有制的外壳还存在，权力转移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政权的真正执行力基础，主要的是靠群众性的王道政治力量支持，靠觉悟起来的人民群众和组织起来的人民、自下而上地给出自觉的高水平支持，是王道的支持力量，远大于霸道的作用。

**高官群体的管理经验和执行力，应该说基础不够好，首先文化水平是比较差的，管理能力和经验也是不足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比较穷的，以前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处于社会下层也没有多少管理经验。但是**有正确的群众路线，能够把群众中间的觉悟分子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的主要执行力基础，就是基于这个状况。

建国后三年的成绩，就更厉害了，在国内剿灭了土匪，实现了国内和平，然后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在城市支持了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三年时间，对外打赢了朝鲜战争，在内部给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快速发展，打造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所以整个的人民国家的能力就在这，靠觉悟起来的群众从下面支持。

苏联的状况就大为不同，苏联一个主要的状况，就是夺取政权很快，夺取政权以后执行能力“赤字”很大。为此，列宁有过很多后退，比方说要搞工厂管理的一长制，后续有新经济政策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的群众动员，没有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力量的自下而上的支持力量，缺了自下而上的领导权建设，就没有了王道这条腿的支撑，完全依赖霸道;而这些革命者恰好从前没有管理过国家，管理经验方面很欠缺。列宁和斯大林，这么伟大的任务，都长期困于这个执行力的不足。

为此，苏联新政权，也出台过很多凑合措施，毛主席在内部讲话里评论说，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征集制，势必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方法实在不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没有建设过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也就没有了自下而上的群众支持力量，执行力和管理效率就上不去。当然，那也没有办法和退路，夺取了国家政权，还需要尽力维持，国家政权也不能让给敌人，所以，就只能够有什么手段，就用上什么。苏联一个这个巨大的不足，还反应为认识上的盲点，毛主席也在内部讲话中间批评斯大林说他重视干部、重视技术，没有群众、没有政治，缺一条腿。他这个认识状识也是因为跟他革命后的国家管理状况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支持，他只能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法律来调节，然后就感到要不断地强化僵硬的行政管理。管理这个东西，效果越不好，就越要强化，因为很多问题等着要解决，其结果，就形成了路径依赖——开始了第一个选择，其不足和短板就锁定了后续的系列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有个概念叫路径依赖，你开始选择的那条路，你后来还得要走下去。你前面选的那条路，后面就对你造成限制，你要做新的选择，换一条路挺难的。

不要说苏联，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到，从1952年以后，群众运动外观还在，但是内涵彻底颠倒了;从反右到大跃进、到四清、到文革，群众运动还有，但是内涵彻底变了，官场引导的方向，基本上负面的表现多，正面的表现少，对群众是压抑的多，动员的少。为什么文革毛主席非要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不让党委介入，不让党委去组织群众，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已经绝望了——土改之后近乎每一次发动群众的运动，每一次都走到反面去了，动员群众不再是发现和激活群众中间的先进分子，而是结合投机分子或者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了，1957年之后，每一次群众运动都走到反面去了。

后来毛主席和小组支持造反派，也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像清华的案例就很典型。蒯大富是清华的一个青年学生，已经能够看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和工作组这些人，一下来都是跟马屁精似的积极分子结合，不再是红军时代和根据地时代那种，先锋队或者工作队下去是找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让他觉悟起来成为组织核心，再也不是这样的了。一些基层的支部书记，都是被最积极要向上爬的而想要入党入团的那些积极分子所包围了。党建执行结果，也是那些投机性最强的人，率先被挑选出来了，这不是政治上彻底搞颠倒了吗?虽然没有今天的小圈子统治那么严重，但是投机分子都入党了，入团了，对积极的群众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政治上就丧失了宗旨与公平。**怎么会把这些人都弄进去?所以蒯大富后来就认识到，这些所谓的积极份子完全背离了**的宗旨，而且很多人做事情，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比方说扭曲事实做各种伪证，把同学把老师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这像正派人吗?不要说左翼，一切稍微有点良知的正派人看他们都不是好人。这个关键表现与观点对立，到处都存在，是文革派别分化和对立的起点与基础，所以，现在官方写的文革史，就遭遇到一个这样的困境——文革的派别对立与冲突，不能够清楚地指认和分析，做那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到底当时是哪一派干的?那一派主张写什么，又干了些什么事，现在还不能够公开说和做严肃分析。

蒯大富看的很清楚，党建或者工作组路线，是结合基层的投机分子，搞瞎整人，这完全违背了**的宗旨，而且连道德和法律底线都突破了，这不翻过来行吗?这大是大非的地方，必须要翻过来，他的批判意识在这。可是官场多数如刘邓同志，都在支持工作路线的选择，支持与投机分子干坏事结合，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些反毛反文革的人，都还不敢公开说，要优先支持投机分子入党。刘邓通过支持工作组路线，从而间接支持工作组或者基层党支部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这么个搞法，至今不能够公开主张和讲述。

这么一来，我们刚才讲靠依靠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群众自下而上的提供王道支持、提供执行力和效率的基础，这个就彻底踏空了。投机分子的积极性，首先在于为了爬上去或者直接拿好处的，他们自己对群众也没有号召力，而且他也不会去干引领群众共同进步的事情——除非这个事真的对他个人有利，或者有利于积累政治资本，所以，党建结合或者发展谁，体现的是根本宗旨和领导权建设的有无，这样异化搞法，肯定就把王道给废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恰好可以看到毛主席对造反派的评价，及其对造反派支持的上限在哪里，他说蒯大富他们大方向正确，这是说政治觉悟已经大于零了，造反派对党建异化的第一步，确实看得很清楚，也形成了批判意识。而官场刘邓代表的那些同志，支持工作组路线，就属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政治觉悟小于零的负半轴认知状况，所以毛主席在这个方面的取舍，是很坚定的，依据和判断标准也是切实有效的。

毛主席就跟其他人看问题方法，很不一样，他随时从原点的左右——从路线正确或者错误，去下大的政治判断。从这个政治的原点，恰好可以看到，他的火眼金睛，就体现在这里。我访问戚本禹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刘邓这些人在毛主席眼里，就跟透明的人一样，还想玩花样?啥花样都玩不成，毛主席一眼就能把他看穿。在真正的路线与是非问题上，一些错误选择，根本就无法隐瞒和欺骗的，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练就火眼金睛。

我们讲到文革之所以跟革命对照起来看，可以看到造反派为什么要肯定，在哪儿可以值得肯定，为什么毛主席也只说他们大方向正确，没有说他们一切都对。说刘邓他们就是大方向错误，或者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没有说他们一切都错误。毛主席在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时候，还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确立一个基本概念，大多数群众、多数干部始终是好的。干部大多数始终是好的，这是什么意思?按我们的标准，刘邓和一大批官场支持工作组的人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吗?他们就是在这个底线上，都过不了门槛，明明就是在门槛之下。但因为他们是多数，如同刚才讲的，像陶铸和于泮池这种最后可以觉悟过来的表现，你都没有争取到，这个仗还怎么能继续打下去?如果多数人不觉悟，从政治上来，说就要降低目标值，把目标回调到团结多数，批评和纠正少数认的低目标上来。所以政治分析，不是轻易讲是非黑白的地方——这个往往只能够作为最高目标和最后的努力方向，当前目标，要看你大联合实现的力量，基于你的本钱和投入数量，去理性地选择产出小目标。

不能够动不动就要全盘翻盘，除非你组织起来的力量，还能够掌握局势，否则，就不能够选择全局性的反对目标。如果只剩下一个孤立的个人，还反对大多数，还跳得高，支持你一个人就要得罪多数，那还怎么能够支持你?正是因为群众自己还没有全面觉悟和组织起来，你就没有力量，没有切实的力量依据，就去选择大目标。到了1967年夏天之后，不管维护秩序也好，或者是要避免最大损失也好，都得用群众批判的那些人。那么既然用他，他就有各种操作空间，所以文革一个很巨大的问题，也是在这儿出了问题的，群众没有组织好自己的力量，自己方面的觉悟者和组织力量都太小，维护秩序要依靠军队支左的力量，所以，群众就没办法组织一个真正的新秩序，也没有能力把对立面争取过来，或者分化瓦解反对派阵营，那么这样就没办法继续推进了。1967年8月份的时候，毛主席引用唐代罗隐的诗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还有一个党内经常争论的问题，就是革命的时候动员群众的经验，在建设时代还是不是继续有效呢?我们看一下马宾，如何创造了鞍钢宪法，马宾这个人之所以在党内被发现，就是基于他深入群众的经验。他的资历也很浅，1930年还在国民党监狱里面坐牢。到东北去的时候还是民运队长，可能是县以下的干部。他在宾县动员群众的工作，正好处在国共拉锯的地区，群众心里紧张，他创造性地把土改结合清算，发动群众的这些经验，提高到高度的自觉水平，《东北日报》还几次推广他的经验。东北三年能胜利，当然有马宾这些同志的一份功劳，有他们这样的人，迅速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和应用之后就能够把群众动员好。

有一个陶冶同志，他写了一本书，书中说马宾同志在晚年坚持不懈批邓，还搜集和整理了马宾早期的一些经历。马宾同志为什么能够提出鞍钢宪法，除了土改动员群众和建立领导权的经验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苏联纯粹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技术和行政统治，有非常深的认识和不认同。他1950年代申请去苏联留学，读了副博士学位，在工厂里实习，亲眼看到苏联的党成为行政的尾巴，成为小伙计，什么事情都变成了厂长独裁。他对霸道行使的效率是不满意的，而且群众也不满意，他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提出了鞍钢宪法，这是对革命时代在农村建设领导权建设，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条件下的翻新应用。

今天提鞍钢宪法的时候，往往只提“两参一改三结合”，不提前面的政治挂帅、党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者三条，去政治化去在哪儿?核心内容就是去群众觉悟和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建设，把这一块直接抹掉。显然，别人是很清楚的，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时时刻刻都自觉抹掉这些内容;反而是，左翼里面好多纯左派，对这个没有感觉，还不如对立面心里清楚，别人的去政治化选点，还是很准和直指要害的。所以毛主席临终之前，谈到党内两大政见分歧，说到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主要就是这两条。

我们对照前面讲到的内容，农村要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去管理集体经济，农村基层组织靠什么解决执行力和效率问题，当然需要靠群众觉悟和有组织力量，通过动员群众、通过王道建设，结合最小化的霸道，这样的农村政权才可能是有执行力的。所以，第一个分歧，实际上还是在追问王道政治，对于建国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是不是继续有效?从这个地方看，毛主席跟邓子恢的争论、跟刘少奇他们的争论，实际上还是农村要不要以党建为基础的领导权建设，如果没有这个，农业集体能不能搞好，就成为问题了，第一个争论的核心——反对合作化的分歧，核心是还是王道是否有效的问题。

那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里主要是邓很反感。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是自上而下的，只信任干部和技术，不信任群众，斯大林就有这个问题，由干部垄断权力和垄断金钱来驱策群众多干活，是这么一个套路。在刘少奇那儿，就表现为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当先;在邓小平那儿，就表现为所谓的责任制和物质刺激，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好起来。他们这一套逻辑，很通俗的说就是奴隶主手上的鞭子是奴隶劳动效率的关键，实际上就是这个。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党内的真正的政见分歧还是在这个地方，本能地看不见王道或者排斥王道，高举霸道或者迷信霸道，这就跟革命时代的政治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讲的时间比较长，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