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根据地的日常，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记在两个笔记本上。这就是今天的《1937，延安笔记》。

　　今天是建党节，让我们重新翻开这部来自历史现场的笔记，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1937，延安对话》首发于《当代》2021年4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章 越水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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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六月二十一日

　　清晨五点半时，大家就都爬起来了。匆匆往肚子里灌下几杯热茶，便立即动身了。

　　但是，这天的行程，从一开始就颇为不顺，挑战频频，险象环生。结果，都到半下午了，一共才走了四十英里，仅仅赶到了甘泉。

　　黄土路上横着一道又一道既宽又深的沟。跨越这些沟壑的难度，丝毫不逊于渡河时的艰辛。

　　在一座陡峭的悬崖边的土路上，汽车险些就要翻倒，落入深不见底的沟壑里。

　　有一次，车轮陷入了烂泥中，轮子空转了半天，汽车却纹丝不动。直到我们找了很多人来，才齐心合力，把车子拽了出来。

　　紧接着，便需再次渡过涨水的洛河。因为水流太深，实在不敢过，我们只好绕道，去了另外一个水浅的地点渡河。

　　汽车在河床里还算顺当。但是上到对岸，却陷入了泥沼。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后，却立即又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沼，最后，车子干脆瘫在了悬崖下边，不再动弹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才有一群红军战士赶来，好歹帮忙把汽车拽了出来。

　　进入一个小村庄后，我们才坐下来，喘了口气。喝了点小米粥，吃了些煮鸡蛋，草草打发了早饭。

　　正午时分，再次动身出发后，却遇上了这一天最糟糕的场面。

　　这回出事的，是那辆汽车。恐怕它也是受够了折磨，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卖力了。

　　当我们穿越了一条大沟，往高处攀爬时，汽车的引擎突然开始噼里啪啦地乱响起来。艾飞惯用的那套安抚手段，此刻却都失灵了。汽车勉强朝前爬动了几米远，便再也不肯挪窝了。

　　艾飞检查了火花塞，发现它们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输油线不给油，结果艾飞把油线给吹爆裂了。就这样子凑合着，汽车又往前开了短短一段距离，便再次咽气熄火了。

　　此刻已是十一点了。大家决定，干脆别着急了，就地休息一下也好。

　　就这样，我们在半山腰上耽搁了整整三个小时。艾飞独自一人围着那辆汽车，前前后后地折腾。我在笔记本上又补充了一些信息。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无所事事，只能耐着性子，站在一旁观看、等待。

　　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无处可以购买汽车零件。但艾飞却展示了一位机械师的神通广大。只见他先把启动汽化器取下来，拆开擦洗干净了，接着又摆弄点火器，琢磨了好大一会儿。再接着，他又回过头来，继续对付启动汽化器，最后又整理了节流气阀。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折腾，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能前进了。赖有艾飞的妙手回春，引擎虽仍不够完美，但已经能勉强上路，不敢多求了。

　　又磨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才抵达了这天的第一个目的地：甘泉。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我们找到了一家干净整洁的饭馆，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午餐。

　　艾飞也在城里买到了一套新的火花塞。当他往车上安装了火花塞，引擎轻轻地发出欢唱时，身旁围拢了一群人，聚精会神地瞧新鲜。

　　接近四点的时候，我们离开甘泉，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朝着三十英里之外的延安城进发。

　　终于一路顺畅，再无任何障碍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便抵达了延安的城门下。站岗的卫兵草草地查验了我们的介绍信后，就挥手放行了。

　　显然，我们要来访的消息，早已提前传递到这里了。于是，街头便出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

　　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与佩吉·斯诺不期而遇。佩吉起初愣了一下，竟没认出来贾菲是谁，但紧接着，她就突然一把搂住了艾格尼丝，与她热烈拥抱起来。

　　佩吉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交际处（编者注：原作写为“外交部”，应为“交际处”。）所在之处。贾菲夫妇二人分配到了一间屋子，里面有一铺炕。我们其余三人则合住在另外一间。

　　大家马上打来了水洗澡，里里外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这是我们离开西安后第一次有机会清洗自己。过去几天来的噩梦，顷刻间便甩在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最开心的事，是享受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食堂炒了好几盘菜犒劳我们。

　　1937年，托马斯·亚瑟·毕森（右二）与朋友们到访延安

　　对我们几个人的欢迎，完全是毫无准备的即兴方式。人来人往的，颇为热闹。大家都无拘无束，随意地聚在一起，嘻嘻哈哈闲扯。来看望我们的人，几乎个个都能说英语。他们彬彬有礼地打听，我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抵达这里的。

　　当然，面对这些翻过雪山、跨过草地、从长征中活过来的老革命家们，我们在路上的那点经历，就实在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琐事了。因此，我们都没有啰嗦，向他们详述途中遇到的那些波折。

　　毛泽东很早就来到了这里。他和另外几个人一样，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开。显然，他十分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董必武。他曾是孙中山的老朋友。眼下，董必武正在致力于组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丁玲是位革命诗人和小说家。不久前，她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逃脱出来，辗转来到了延安。她和艾格尼丝、佩吉这两位美国女人一起，围绕着女权主义的话题，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刚刚停止不久。大家闲聊的主要话题之一，便围绕着如何对待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政治犯。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学生部顾问张先生（Y. H. Chang）说，这个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该组织的七位领导人至今仍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不过，如今他们获释，应该是大有希望了。因为他们“在时机不成熟时过早展开”的抗日斗争，目前正在转变为国家政策，那就不能再算违法活动了。

　　（作者注：这七位领导人遭到关押整整八个月之久。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7月31日那天，他们终于获得了释放。七君子的其中之一人会见了蒋介石，向他表达了大家的决心，一定要帮助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政府随之取消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传播的抗日歌曲所下达的禁令，并允许在电台中播放那些激励人心的音乐。）

　　没过多久，大家的闲谈就转入了一场即兴表演。从门外进来了几个红小鬼，为大家演唱了红军歌曲。在众人的请求下，艾飞放开歌喉，高唱了几曲他最拿手的蒙古族民歌，一下子就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

　　但这还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表演。哦，美国人在这种场合，通常都会唱哪类歌曲呢？真叫我费神。埃德加·斯诺在此前来陕北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尴尬场面。但是，谁也推辞不掉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多年前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曲《我的肯塔基故乡》，唱完之后，又唱了一首《跨越最后一条河》，才算交了差。

　　对我们的欢迎仪式，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延安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对所遇到的一切，都毫无精神准备。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

　　第四章　延安日夜

　　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愉快之中度过了。

　　送走了所有客人后，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安歇。我独自一人，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准备采访时将要提出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的三个白天，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留下一点空闲时间。后面的两个晚上，也与第一晚同样，所有的活动都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结束。凡是我们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有应接不暇的事情等着要做。

　　鉴于此，我匆匆记下来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就更像是目录和摘要了，而非有血有肉、生动详细的描述。幸好还有照相机作为补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对**领导人的采访，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占用的时间最多。

　　延安的景色，与那里的人们一样，也处处令人兴奋、激动。这里有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

　　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在我们到来之前，鲜少有外国人涉足过这片土地。当然，埃德加·斯诺算得上是妇孺皆知的外国人了。他来过陕北之后，已经为报纸和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但是，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刻尚在撰写的过程之中。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慷慨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我们的到来，可说是正逢其时。除了在据此颇为遥远的中国南方某些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之外，国共之间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战火硝烟。

　　统一战线的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在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之前的这个月里，不论在延安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蕴含着一种寻求政治上安宁、平静的气氛。

　　毕森镜头下的延安时期中共领袖：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

　　星期二，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看到我们，朱德很快就中断了他的讲话，来到大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并配合我们的要求，与大家合影留念。其中一张他单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得上一幅绝佳的肖像，展现出他在四十九岁的年纪上，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好几位抗大的学员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我们失去了和抗大校长林彪见面的机会。他在骑马时不小心跌落，严重骨折，正在养伤。

　　对毛泽东的采访，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毛泽东在他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里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延安城的山坡上边，来去十分方便，而不是后来因为轰炸而被迫分散到周边地区的那排窑洞。

　　毛泽东的书房不大，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翻译，就挤满了整个空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延安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意的气氛了。在毛泽东这里停留时，又额外增加了喝茶聊天的乐趣。一切都像是不紧不慢的，但一切又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

　　毛泽东不失时机，立刻就开始了谈话，并始终对谈话起着主导作用。但他自始至终都注意着，让这次采访以问答的方式来进行。他每说上几句话就会停顿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毫无疑问，在国共两党最近所讨论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反复多次地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提案和争议。然而，考虑到他此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几乎就像是在和普通人闲聊那样，所以，这种采访形式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观察机会，足以见证毛泽东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

　　如今回首往事，记得1937年的秋天，当我离开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次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时，那时就感到，如果有朝一日我打算把这些采访时记录的段落编辑成书出版的话，甚至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就完全可以发表。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这个下午的采访开始时，毛泽东让我们每个人先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中的一人提到，菲立浦·贾菲先生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便脱口而出道：“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意兴隆啊！”

　　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一同就餐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还有其他人。

　　吃完饭后，大家一面等候去剧院看演出，一面在晚霞映照的院落里参观浏览。

　　夜幕下垂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剧院。那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外表就像美国农庄里常见的谷仓一样。里面摆放着能坐几百个人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座不小的舞台。

　　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有一半是戏剧，另外一半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艺术形式。被当地人称为“红小鬼”的少先队队员们表演了几个活报剧。还有在中国竹笛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选段。也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但是，大部分话剧的内容都反映出当地的特色。通常都是独幕话剧，也一律都会传达出某种信念。有的是与社会相关的，例如破除封建迷信旧习俗、提倡锻炼身体讲卫生。也有的携带着政治色彩，例如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主选举和全国结成统一战线等等。

　　毛泽东、朱德、博古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大家和全场观众一样，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作者简介：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

　　译者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从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