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右派掌握国民党主导权并背叛革命后，逐渐蜕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放、发动民众，所谓“建设的民众运动”本质上是在不改变民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前提下的一种控制手段。因此，国民党才会采取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众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国民党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不得不放松此前对民众运动的严格控制，以期借助抗日力量，彰显其抗战“领导”地位。然而，国民党在利用民众运动的同时，始终对其保持防范态度，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限制。这种矛盾做法使得国民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无法真正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另一方面也难以发挥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削弱了抗战的整体力量，暴露出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严重弊端。

　　迫于形势之举措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极力限制民众运动，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一概视为“破坏的民众运动”。1928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有关民众运动的提案，提出未确立民众运动理论与方略以前，“各项民众运动，非得有中央党部之许可，不得自由举行”。其目的是限制民众运动，防止民众运动冲击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内一些人呼吁推动大规模民众运动，但国民党高层担心，不受其控制的民众运动会倾覆其统治，未下定决心改弦更张，仍然采取压制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国民党迫于形势变化，对抗日民众运动的态度趋于和缓。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始终重视并善于发挥民众力量，“一二·九”运动就是典型例证。这场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图为“一二·九”运动中爱国学生与国民党军警搏斗的场景  资料图片

　　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纷纷向国民党呼吁放松对民众运动的限制。为应对战场形势和汹汹舆情，国民党表面改变过去抗拒民众运动的政策，通过《非常时期工作指导纲要》《非常时期各级党部工作人员及党员工作纲领》等，要求各县市党部设立抗敌后援会，动员组织民众，健全民众团体，积极推动各项抗日民众动员工作，以增强国民抗战意识和凝聚力。

　　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中共中央建议，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大批中共党员和左派进步人士投身动员组织民众工作，积极推动民众运动发展。

　　全国各阶层民众奋起进行抗日斗争，汇聚成规模巨大的抗日救亡浪潮。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民党迫于形势，转变原先的民众运动政策。然而，国民党对于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严重冲击其反动统治，仍心有余悸。国民党惧怕民众运动超出其控制范围，迫切要将民众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

　　严密控制抗日民众运动

　　国民党害怕民众运动冲击其统治，遂进行严密控制，千方百计争夺民众运动的领导权。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组织控制。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社会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不同的部门系统对民众团体进行严密控制，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如《非常时期统一社会运动办法》《战时人民团体指导方针》《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等。民众团体的组织成立、草案章程、事务活动等方面，均要接受国民党的严格管理监督。国民党企图控制民众运动的主导权，一些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被解散。此外，国民党还通过保甲制直接控制民众，进而控制民众运动。

　　二是内容控制。国民党通过控制民众运动的具体内容，对民众进行规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推行地方自治运动、新生活运动等一系列所谓“建设的民众运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动员组织民众的同时，推行一系列预先设计、内容明确的所谓“运动”，如劳军运动、戏剧运动、捐献运动、识字运动、造林运动、国民体育卫生运动等，不仅严格规定民众运动的方向，更是不断压制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惧怕大规模的工农运动及学生运动超出其控制范围。

　　在推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国民党虽然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但非常惧怕中国**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而威胁其统治地位，不断对中国**动员组织的民众抗日运动采取压制措施，将限制中国**的发展作为各项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如颁布《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规定“凡以讨论时事及其他含有政治性之目的、在任何地点公开集会及演说，适用本办法”。这就使国民党原本就薄弱的动员组织力更加捉襟见肘。

　　阶级本性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对抗日民众运动的矛盾态度，是其片面抗战路线的重要表现，是由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阶级性质决定的。

　　改变近代中国命运，只能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只有广泛发动民众、依靠民众、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广泛发动民众的前提是解放民众，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就是解放民众、动员民众投身革命。国民党右派掌握国民党主导权并背叛革命后，逐渐蜕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放、发动民众，所谓“建设的民众运动”本质上是在不改变民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前提下的一种控制手段。因此，国民党才会采取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策略。

　　正因为脱离民众，站在民众对立面，与民众存在根本性阻隔，对广大民众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怀疑，国民党组织的抗日民众运动徒具形式。尽管国民党不断向各地发出组建民众团体的号召，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县级以下层面，诸如县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等民众团体虽已纷纷挂牌成立，实则大多仅具形式而无实质运作，形同空壳。此外，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亦十分薄弱，难以承担推动民众运动的重任。

　　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民族矛盾而忽视阶级矛盾。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被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但并没有消失。国民党未能充分顾及民众自身的合理诉求，亦未能有效保障民众利益。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遇到的困境，是阶级矛盾的重要体现。

　　这一状况深刻暴露了国民党在阶级性质上的根本问题，注定了其民众政策的失败命运。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消极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只依靠政府和军队，以至于在抗战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愈加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制造多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却在抗日战场上一溃千里。

　　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既利用又控制的策略，中国**早已洞若观火。193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指出：“在全国性抗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在民众救亡运动方面，表现了它的动摇。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但同时它又惧怕救亡运动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围，所以它采取一切方法，对运动实行‘统制’与‘包办’（实际上是包而不办）政策，使运动不能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

　　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的民众运动，不仅在国统区难以调动民众抗战积极性，在广大沦陷区也没有掀起多少波澜。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众救亡运动不以国民党的意志为转移，在中国**的领导下，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众运动充分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所蕴含的磅礴力量，彰显了中国**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迸发出的深厚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