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平地说，徐克版的《射雕》，在各个版本的《射雕》影视剧中，还算比较好的，视觉效果不错，服化道也堪称精致。

　　影片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主要是从剧本“胎里”带来的。

　　什么问题呢？简言之，就是幻想“兔子拉火车”。

　　“射雕”的时代背景是南宋初年。此时，北宋已灭，蒙古崛起，金也趋于鼎盛。三国争雄的格局下，站在“正统”却最弱的南宋立场上，要救亡图存，光复旧山河，则对内，须刷新政治，励精图治，对外，须励兵秣马，誓师北伐。

　　然而，在编导看来，这样未免太麻烦，有一个郭靖这样的人物就够了：一方面，他有绝世武功，精通九阴真经，又会降龙十八掌，能够在成吉思汗即将于百万军中被人取走首级之时，挺身而出，击败西毒欧阳锋；另一方面，他与成吉思汗情同父子，成吉思汗把他养大，他又救了成吉思汗，所以可以单凭口舌，说动一代天骄撤兵回营。

　　于是，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的大时代，在蒙古、金、南宋之间，无须耗费子女金帛，车马粮草，更无须动员一兵一卒，就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郭靖主导下的和平”，这是何等便宜之事？

　　为了使这种意淫显得可信，影片不得不做各种不合情理的扭曲，所以有网友搞笑称：本片讲述了民族英雄欧阳锋凭一己之力击溃来犯的蒙古大军，即将获胜之时却被蒙古金刀卧底郭靖所杀；南宋官兵欲乘蒙军混乱惊慌之机大举反攻，却因主将被乔装改扮为百姓的黄蓉绑架而功败垂成。

　　也许有人会说，贺岁片难道不能魔幻吗？

　　魔幻当然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徐克为影片选定的风格又似乎是一种历史正剧，这一点，从成吉思汗、蒙古贵族，乃至郭靖本人都讲蒙古语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剧的基调，与魔幻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裂隙，这个裂隙，徐克没有跨过去。

　　说到底，打上金庸标示的武侠小说，反映的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又脱离现实斗争的港台文人，试图通过对历史的意淫，来满足自己建立“不世功勋”的臆想，庶几相当于白日梦。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部影片中，成吉思汗及蒙古贵族、蒙军将领的形象都相当正面，他们坚毅沉稳，英勇善战，亦不滥杀无辜；金军俨然是侵略者的形象，南宋将领则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蒙古人讲蒙语，金人和宋人则都讲普通话。男主郭靖虽是汉人，但却是在蒙古大营中长大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是蒙古化的汉人。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固然也列为华夏正统，但后世国人，在面对南宋抗金、抗元这段历史时，情感还是在南宋，在岳飞、辛弃疾、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等一干民族英雄一边，影片这样的设置，令人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难道是要颠倒已经融化到血液里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情感吗？

　　02

　　随着金庸小说的流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说法，也开始流行起来。

　　不过，这句话有点浮夸。

　　侠之特点，在于武艺高强。

　　武艺，说到底是一种技艺，即便在冷兵器时代，充其量只能在阵前发挥一点战术性作用，侠客要完成“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缺少一个必要的支点。

　　悖论在于，侠是一个古代的传说式的存在，“为国为民”，则是一个近现代的口号或理念，把这两者强行放在一起，不难体会到金庸先生的机心，却无法避免割裂感。

　　进度条，百分之65

　　不错，古人也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治国、平天下”包含了一些“为国为民”的意思，但“修齐治平”主要是对“士”的要求，而不是对“侠”的要求，并且“治国平天下”主要靠政治、政策，而非武艺。

　　比如，秦末农民起义军攻入咸阳，张良向刘邦建议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约法三章”公布后，大得人心，奠定了刘邦在此后的楚汉相争中战胜项羽的政治基础。

　　有意思的是，张良也曾迷信侠客，散尽家财收买大力士刺杀秦始皇，失败之后才改弦易辙。

　　元末，朱元璋崛起，学士朱升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后，遂在群雄逐鹿中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奄有天下。

　　这些涉及到政治、政策方面建议，非侠之所长，也不是侠所能做到的。郭靖就没有向成吉思汗提出过任何政治、政策性建议，他只能对成吉思汗动之以情，并押上自己的性命，通过唤起成吉思汗的怜悯心来“止战”。

　　事实上，对一位侠客来说，能做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士为知己者死”、“一诺千金”等等，已是至高境界了。

　　影片中，徐克把侠客精神提炼为“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这是对金庸的一种纠正，也是一种拯救，使大而化之的“为国为民”落了地。只是郭靖把这样的道理，对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去说，未免太可笑了，因为后者的志向是“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单从这句话来看，《射雕》把成吉思汗塑造成威严、仁慈的“父亲”形象，恐怕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去甚远。

　　那么，把这句话说给中国传统的明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行不行呢？

　　也不行。因为他们的志向，是要一统天下，在他们看来，统一才能天下太平。既要统一，就必须“南征北伐”。

　　张艺谋的《英雄》中，一心刺秦的侠客无名在秦始皇的耳提面命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放弃了刺杀，并甘愿让秦始皇把自己射成一只刺猬。

　　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这样的话，侠客说给自己是可以的，说给帝王则文不对题。

　　侠客的精神，当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理念，当革命风起云涌时，作为侠客精神支柱的“江湖义气”，往往是一种腐蚀性的力量。

　　但在承平年代，侠客精神经过现代性转化，仍然有存在空间，尤其是在社会原子化的今天，侠肝义胆式的人物，仍然是遇到危难的草根百姓所渴望、所需要的，“拔刀相助”当然不为法治社会所允许，但“出手相助”谁又能拒绝呢？

　　简言之，侠客精神为底层百姓的互助提供超越了直接利害的心理支持，被助者固然实际受益，助人者也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扶危济困的侠客而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这样的心理需要，为武侠电影的继续存在，预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