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是客观真实的劳动人民和进步性人群的历史。本文以新范式客观真实全面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27年的历史本来，概述了它创立一个比较强大的早期传统形式的工农大众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并出现人民公社、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三大创举的主要历史进程。对于其具体历史评价则留待长历史实践和后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改造  农村人民公社  中苏论战  文化大革命  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  工农大众的主人公地位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27年即红色中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早期或传统形式，是此前中国国情变迁——相当落后的农业大国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时代条件—— “一球两制”和苏联援中的世界大势的使然。

　　红色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早期形态建立七年，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和伟大创举及其转变二十年等两大阶段。红色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或明线就是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建设，就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建立建设及其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时候的社会运行重点）和阶级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矛盾）的运动发展。红色中国2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社会现代化和民族独立自强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和伟大成就的历史阶段。

　　红色中国即新中国头七年的社会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并且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小阶段。前三年主要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恢复和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后四年主要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红色中国的开始。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并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以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国家运行初期的宪法性章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进一步组成民主联合政府。随后，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统一。在新解放区，先实行军管，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到1950年6月除西藏、台湾和沿海个别岛屿外，全国解放，解放战争结束。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对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布置，重点是创造条件，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如旧政权与战乱时期遗留的反革命和土匪势力还相当严重，新政府运用包括抽调的解放军主力部队等多种力量开展清匪和镇反运动，到1951年秋该运动先后基本结束。1951年5月达成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到1951年在全国形成了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署）、市、县（旗）和区、乡、行政村等多级政权体系。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召开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宪法和选举法两个起草委员会。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从53年开始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点名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多部法律，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由其组成的国家元首、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政体，建立了国家机构，选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任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1954年宪法，规定了新国家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政体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任务等，它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体现人民民主的宪法。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回归作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与人民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和建议的关系。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具体规定了政协组织的性质、地位和职能等，选举了新一届政协组织领导人，毛泽东由原任政协主席转任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新任政协主席。同时，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规定，逐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如自治政府）。1950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加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如建立国防体制，精简整编军队军兵种，注重军队科教及其组织建设，实行军官薪金制、军衔制和义务兵役制，1955年授予元帅和大将等军衔，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1955年3月，中国**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它是一次总结过去和开创未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它确定了新社会基本建立和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等）。另外，自建国起，还对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进行了改造，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政治现代化步入全新轨道，社会主义的“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基本形成，政治现代化有着良好起步，并且其中国特色明显，如**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等。

　　经济发展方面，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首先是迅速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它主要是从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入手的。如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规定，先完整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改革。另外，还通过管制、代管、征购等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到1950年初国营经济的迅速建立，让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有占国土2/3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从1950年冬季开始，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先划分阶级，然后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到1952年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在土地改革的同时，从1950年起，各国营厂矿在建立党、团、工会组织的基础上陆续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等旧制度，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通过企业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了各种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企业制度，到1952年底，全国国营企业中进行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特别重视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如1949年6月和11月中共先后开展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从而稳定了市场。1950年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召开，决定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经济工作等作出进一步强调和部署。到1952年底，通货持续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的历史宣告结束，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并由此开始形成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随后，积极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合理调整和促进各类工商业发展。1951年10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两运动都到1952年10月结束。采取多种措施，经过三年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多，年均增长20%左右；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民经济内部的五种经济成分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处于优先增长地位，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1953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提出并开始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1952年7月中财委形成了《1953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第二稿），1952年9 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五”计划，确定了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在会议上还首次提出“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1953年2月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轮廓（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逐步改造，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这样，“一五”计划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就是密切相联和一体的。1953年5月《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项目140多个落定了。到1954年9月“边执行、边完整”的“一五”计划基本定稿（第五稿）。[2]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6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多提前完成，并建设了一大批基础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初步建成了中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它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此同时，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概念及其基本内容，这个总路线确定下来了，1953年9月中央正式公布这个总路线。实践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前大多是发展劳动互助组；其后至1955年夏，初级农业合作社得到广泛发展；1955 年夏到1956年，随着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到1956年底，农村总户数的九成以上加入合作社，其中农村总户数八成以上加入高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获得成功。伴随农业改造的进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相应的展开了，从供销合作入手，由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由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手工业改造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其他个体劳动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经过了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到1955年夏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1955年秋到1956年底是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到1956年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基本消灭。[3]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1956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居绝对统治地位，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现代化步入全新轨道，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经济现代化如工业化等基础骨架真正奠定。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发展方面，随着新中国成立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出现由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经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文化就是人们的精神创生及成果，包括人文和科技等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而意识形态问题就是文化的方向性质问题。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新中国前七年的文化转型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三大任务：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或一般资本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意识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三大任务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是旧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发展方向和性质的改造。建国初期，在意识形态改造和文化转型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动，它集中表现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改造旧的思想文化，重建新的思想文化即“除旧立新”，主要的路径和形式有：一、实施群众性的学习宣传与有组织性理论性的教育形式，如出版马列毛经典著作，建立各级党校，在高校开设马列主义性质的学科课程。二、开展思想批判活动，如对电影《武训传》，对梁漱溟、胡适、胡风等人的思想批判。三、各文化行业的建制立法，即对由旧中国而来的各种文化事业进行改制，规范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管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等上升到法律高度，如文化事业发展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四、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如1951—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4][5][6][7]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改造转型活动取得伟大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得到初步确立，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当然，这方面的欠缺还是很多很重的，如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共八大报告并没有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其大量成员的小资产阶级等阶级属性的区分和改造任务就远未完成。[8][9]与此同时，旧中国文化教育极其落后，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于是，大力发展各种文化事业，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科技知识和文化水平，就是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扫盲、小学和中学教育，强调工农子弟入学，借鉴苏联经验，调整高等院校院系，扩大其发展和招生，从而使建国初期各类各级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旧中国科技事业薄弱，建国后，为适应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等需要，加速了科技发展，如重建科技组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注重科学普及，加强学科和人才培养等，在科技发展上了取得重大成绩，仅科技人员就由建国前不足5万人发展到1955年底的40余万人。[10]在卫生及其防御方面，旧中国卫生条件极差，人口死亡率很高，新中国大力发展卫生防御事业，制定“面向工农，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政策，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卫生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艺和新闻出版等其他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归结起来，建国初期，中国文化现代化有了明显的进步。

　　外交和国际关系发展方面，新中国外交首先是由新中国建立时候的国情及其外部国际条件环境而决定的。新中国建立时候最主要的国情是：它由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而来，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所处的国际条件环境是：“一球两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两极”（苏美两大阵营）的世界“冷战”形势形成，邻国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强国。这些是决定新中国初期外交发展的客观前提。新中国是由中国**迎得的，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决议了对外政策的相关问题，这可作为新中国外交的起源点。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外交方针。其中，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11]可见，“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是涉及外交路线的性质（立场和方向）问题。“一边倒”并不等于倒向一国或一种国家。但新中国初期结盟苏联，走斯大林模式之路，确是客观情势和历史的必然。建国时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和稍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对新中国初期外交原则与政策给予了初步规范。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结盟并获得苏联广泛和大力援助，[12]由此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2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该条约规定的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成为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则。建国初期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各种特权，这件事从解放战争后期各地军管会宣布开始，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规定》，三年中完成了此类工作。1950年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后者到1951年6月将战线稳定在朝鲜三八线附近。建国初期的这几件外交大事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特征。[13]1953年夏中美之间关于援朝关系的相对缓和，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由此奠定了中美双方对抗时的应对基调，也成为新中国初期和平性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机。当然，新中国的和平性外交早就开始了，它的第一年不仅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多国建立外交关系，还与瑞典、芬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与英国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与印度等亚洲其他多个民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是新中国外交一开始就具有的和平性、开放性的结晶。1954年夏关于解决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的瑞士日内瓦会议举行，新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并倡导和努力实现和平外交方针，促使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前后，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关于和平共处外交的五项原则（它由前述中苏交往中明定的三个重要原则与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等构成）。同时，在建国初，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1950年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1954年夏中共再次决定解放台湾，是年底《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到1955年初仅解放大陈岛及其外围岛屿，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与中国冷战的东亚链条形成，这又说明了和平外交的有限性。[14][15]和平是人类的一般性要求，我们应着力争取。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只有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坚持和平外交，倡导求同存异精神，促使会议取得成功，中国的朋友也增多了。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共部分地参与其中相关问题处理，比较成功地实践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再次扩大了中共在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总之，新中国初期创建了一种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和平的二重性外交格局，它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16]奠定了红色中国外交的基本构架，新中国初期外交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飞跃，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和初步的开放外交，并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

　　社会主体的生产、构成及其生存生活（包括其城乡环境）发展方面，在新中国初期都有了历史性的质的进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等，社会主义新社会及其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体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剩下的基本构成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包含国家社会公务人员）。[17] 改造了旧的人口生产如婚姻家庭等制度，人口发展形式变化了（但传统的手工劳动、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条件决定劳动力增加，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生产的基本规律未变）。城乡社会关系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关系结束了，扫除了旧社会的娼、毒、赌等各种恶习，社会风尚除旧布新。也就是说，社会主体或人口生产生存的社会性质、条件环境和主体构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的，人口和城镇化都有了较快较好的发展。当然，在形式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到1956年，全国总人口6.2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发展到14.6%。[18] [19]所谓城市或城镇，就是产业（非农业）和人口的聚居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中心形式和势能聚集地，它主要是由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所决定的。新中国初期的经济等发展为新中国初期及由此形成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社会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初步的解放，明显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20]

　　1956—1976年新中国社会发展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文化大革命发动为界限而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具有明显区别的两个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和出现特殊领域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20年里，先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60年夏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3至64年的中苏（直接）论战，1966年的“三五”计划实施和文化大革命开始，1971年的“四五”计划实施，1972年的美国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1976年的毛泽东逝世、“十月事件”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等。20年里，只是在1957年夏至1958年初反右派斗争时候，1966年5月至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候，1976年“十月事件”时候，阶级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斗争和矛盾）才成为社会实践运行中的重点和中心。20年里，中苏关系走向对立、紧张甚至军事冲突，美国与中国冷战的东亚链条加强，强化到中国南边越南，苏美两霸围困中国，中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处于险恶状态，70年代初才稍有缓和，这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十分艰难，特别是在相当落后的中国。当然，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等日益高涨，这又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构成相互支持。

　　首先，从政治发展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反共反斯大林逆流，出现东欧波匈事件，阶级斗争态势突显。国内方面，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如全国出现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有的甚至达近千人；一些地方发生农民退社、闹事事件，甚至还比较严重等。为此，中共作出了相应地调适，并于1957年4月发起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实行开门整风。伴随开门整风和社会民主化的大鸣大放等方式的发展，到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些人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月，**开始了反右派斗争。随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公开发表，该文基本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1958年春夏之际反右派斗争结束。反右派斗争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第一场阶级斗争，反右派斗争后期出现了部分扩大化错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报告中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还将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划入剥削阶级范畴。[21]此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等。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也同时召开。在此前后，进行了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或庐山会议）召开，因出现一种否定党的决策——“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势力（如彭德怀在中央会议召开时指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党集团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相关决议。[22]因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等带来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夏经济调整开始，大跃进结束。但调整中出现了部分社会倒退的现象或倾向，如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安徽等省较大面积的出现。为总结经验，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会”召开，在经验总结中，中央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其中，过于悲伤的总结，如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对后来的工作有利，也有弊，它与后来毛泽东被进一步退居“二线”，经济、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政策等各方面调整中“短视策”和蜕化现象的盛行有很大的关联，后方面的右倾表现由历史事实和异己者的论述告之。[23]其实，整个会议分歧的根本点是国内修正主义的出现问题。[24]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全会决议，一方面，当前迫切任务是经济社会的继续调整和发展；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等进行批判。不久，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1964年12月至次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等，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也同时召开。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如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到1964年9月后升级，到1965年1月，又形成“社教”文件“二十三条”，社教”运动转入一个新阶段。“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修正主义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和严重，并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括，[25]它们都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并且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教”问题的分歧出现了明显对立。[26]旧中国相当落后，新社会刚刚建立，这些情况的出现和存在都是客观的正常的。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处于中央领导的“二线”等，[27] “两条路线”的矛盾难以正常解决（“纠右”更艰难）。另外，到1965年国防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积极防御方针发展到以“三线建设”为基础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是“社教”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继续革命。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范围等。随后是群众运动兴起和派工作组等。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该文件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如该文件的第一条关于本次革命目的和内容的规定就界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内涵。随后，是红卫兵突起和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运动广泛发展，官僚软罢工，到12月中共中央关于工农业战线大革命文件规定，群众运动不深入工农业生产内部，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上海造反派形成“一月夺权”风暴，由此推及全国。同时，在是年1月中央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其后又采取多项措施，以稳定社会大局和秩序。提出实现革命派大联合的方针。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出现保守派和造反派等派别分裂和斗争，官僚、军队和当权派也出现不同的分裂和斗争，并与群众组织之间构成复杂关系，以致酿成武斗。其中，江青、张春桥等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代表，即文革派。造反派受到压制和削弱，如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但主流是革命路线主导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成，到1968年9月各省革委会成立。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总结两年半的大革命，布置新任务等。社会发展从此转入正常轨道。由此，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为界限，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实际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10月以前是大革命而非常规的群众运动阶段，1968年10月至1976年“十月事件”是一般而比较正常的调批改阶段。同时，以1972年底批林问题的定性或1973年初中共中央新领导人安排事件为标志，后一个阶段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可独立为一个时期）。后一个阶段历史发展主要特点是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路线的全面贯彻（后一方面另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九大”召开，整党建党，“第一个号令”下达，“一打三反”，干部走“五·七”道路，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清查“五·一六分子”，《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文教卫改革，“九一三”事件，周恩来加快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批林整风等。第二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官僚格局复旧，军方势力较大，毛与林之间矛盾加剧。第三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有：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小平复出，“十大”召开，1973年底“反右倾”和邓小平升职，批林批孔，“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十届二中全会、四届人大和新宪法，邓小平的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华国锋任代总理和《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中央4号文件）， “天安门事件”和批邓，毛主席逝世，“十月事件”等。第三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官僚格局进一步复旧，毛与周并转毛与邓之间矛盾加剧，理论发展深入。[28][29][30]总之，“社教”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和“两面派”，包含他们的文化代理人），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是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和劳动人民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和伟大创举，其意义不亚于巴黎公社革命。另外，本阶段又有几个民族自治区先后建立。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国内外各方面条件环境并不宽松宽裕，政治现代化一般进程成果较少，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上层建筑领域的周期性保卫战重要形式（继续革命形式）初步开创。

　　经济发展方面，1957—1965年的主要经济活动有，“一五”计划到“二五”计划，“三面红旗”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自然灾害与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引进西方国家技术设备等。1957 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取得辉煌成果。“二五”计划（1958—1962年）继续以重工业为重点，初始目标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其前半期主要是围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目标拔高了；后半期随着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和国民经济调整而变化，结果计划没有完成，实践中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所谓大跃进，主要是指发生在1958年夏至1960年夏工农业方面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建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犯有部分左倾错误但它又较早并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纠左，特别是执政中的纠左艰难，它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31]大跃进对三年经济困难负有第一但占半数左右的责任；大跃进有失也有得，如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2/3以上是在大跃进中开工兴建的，这几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化基础；但大跃进的失大于得（它主要表现在短期内），它基本上是失败了，是属于探索中的一种重大失误。[32][33][34]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于1958年8月，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整政策大都较早（1958年11月至次年3月之间）明确和开始实施，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政策，其早期实践中的不足和积极作用是并存的，如它对农民农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可否定。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农村（粮食、水利、公有制—大农经济、政治稳定、文教卫风貌、社会保障等）存在和发展的有效形式（虽然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有效形式，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世界上现代化未完成之前农村的城乡一体化前模式，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过关时期的一种有效的过渡时性创举。[35][36]当社会发展了，它必须转换。但解散其集体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那是一种倒退。1960年6月的经济调整，是从计划指标的较大幅度降低开始的全面调整，1962年2月“西楼会议”开始的包括后来几年的一些调整或“伤筋动骨”的调整就具有二重性。它既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要发展，又具有“短视性”和蜕化等不足的一面，如偏重于“吃穿用”方面。若后一种倾向长延续，就不利于国家“工业化过关”。另外，“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它就是公有制企业管理制度的一种创新。经济调整和发展中，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还是一项重大进步。

　　1966年—1976年的经济发展，可主要围绕“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实践，包括对外经济的初步开放而梳理。这十年的前中期，中国连续面临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与中印边界争端的挑战等，导致经济建设不得不考虑战备的需要。1965年制定的“三五”计划（1966—1970年）就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粮食农业成为重点。这个计划的实施除去1967和1968两年受到大革命高潮中部分运动影响，出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标为负数等，整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取得重大成就。[37]其实，这个计划的重点即“三线”建设在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其具体部署。1970年制定的“四五”计划（1971—1975年）基本沿续“三五”计划路向。后来，中苏关系一定的缓解和美国总统访华，国家战备活动走向缓和，1973年中央对“四五”计划进行了修改，降低了一些指标，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等。“四五”期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有2579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700 多个。1973年对外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即“四三方案”，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开放有了重要发展。由此，“四五”计划的实践也取得了重大成就。[38]总之，“三五”“四五”计划完成了，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比以往都有较大增加，四个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而且没有出现类似“大跃进 ”的重大挫折，经济波动性发展是正常的。1965到1976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工业产值占GDP的近五成，处于第一位；1967年到1976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6、8％；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7、1％；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4、9％。按传统看法, 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即算工业化，而到1975年, 我国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1.5%。可见，这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并且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本完成阶段，是我国工业化基本过关即传统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期。[39][40]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评价就很容易得出符合历史实践和逻辑的结论，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等人的结论或自相矛盾的结论。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这里，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认定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实现的标志，把1953—1976年的工业化时期认定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之际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慢，也不可能走“东亚四小”的发展道路。[41][42]同时，中国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形式（似斯大林模式）也有所改良，它并不是完全的高度集中集权的经济体制，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两次经济分权等经济体制变动。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发展方面，首先必须明确，文化是经济、政治、外交等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甚至转化为社会存在。文化可以从其构成的两个方面去认识：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方面（它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政策发展上）和文化实业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水平方面；并且，思想理论是文化实业发展的灵魂（方向性质或政策取向），文化实业是思想理论发展的载体。1956年底至1966年5月的文化发展，根据其文化发展的一定态势，可以说，它经历了:1957年前后社会条件环境新变化与文化建设新起步，反右派斗争与文化发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50年代末开始的文化政策调整和文化发展，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政策再调整和文化发展等过程。这可以从一些带倾向性的相关教材和研究文献提及的历史事实中得到确认。[43] [44]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建立了类似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到1957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继续着比较繁荣的发展，同时随着社会形势的新发展，也出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新布局。如前所述，1956年下半年和1957 年上半年，国外苏联东欧和国内政治形势等出现了新变化，阶级斗争态势明显化，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文献。这些文献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重新规划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如正确界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实指社会客体发展上的基本矛盾），界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两类矛盾（实指从社会主体的敌友我关系及其矛盾形式、程度和化解上确定的基本矛盾，其中又内在的包含并区分了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和相互对立的阶级矛盾的两类阶级性质不同的矛盾），但都没有界定社会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属于基本矛盾的范畴，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随着同一事物或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等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给出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是长期性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决定了开始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是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但这些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问题与文化建设、文化革命之间又是有一定分隔的；[45]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等。1957年的整风和“社教”运动同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一般的思想教育运动。反右派斗争同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重大阶级斗争，它重点是通过整肃知识分子队伍和批判活动而影响文化发展。1958年的文化革命是一次包括教育、科技、文艺、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多内容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并开出了多样的文化（教育）发展新模式。[46]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点也部分地表现出来，它体现在“红与专大辩论”、“拔白旗”与“插红旗”等运动中。文化革命中的大跃进也表现出明显地不足，于是有了1958年底开始的文化政策的纠“左”和调整。如1958年底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会议 ，会议对文化工作＂左＂的错误、＂拔白旗＂运动提出批评。1958年底到59年初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知识分子政策等调整开始，稍后进一步扩大调整。1959年3月《教育部党组关于1959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等文件出台，教育政策调整开始。文化工作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论争和发展方面，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表现在“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文件的制定及其带来的发展。但随着各项文化政策的日益宽松甚至过头，如那些无原则的“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由此又带来了旧社会旧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领域不良现象广泛滋生，文化领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工农大众的文化方向性质等面临着新挑战。这些新问题在“社教”运动文件等那里都有所反映。文化发展的再调整也就应然而生。如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注重阶级斗争问题以后，1963年3月，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1963年底和1964年夏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两个批示”传达，文艺界整风和文艺批判开展。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出现。[47] 再次兴起教育革命等。[48]1964年7月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4年9月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同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在高等院校文科生中普遍存在，有很深的影响，于是就有了对文科师生进行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锻炼，一大批教研人员和知识青年“下放”，参与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新斗争火苗。1966年初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问题的《二月提纲》出台，4月中共中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此时文化领域出现了“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的局面。总之，这十年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波折，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如其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思想），文化实业有了很大的发展。[49]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的文化发展，根据其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定态势，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界，可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66—1971年是前期，即“破旧立新”阶段，亦即破“封资修”的旧文化，立“继续革命论”等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1971—1976年“十月事件”是后期，即调整深究阶段，亦即调整文化发展，深究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如前所述，1965到1966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条路线斗争”和矛盾，它表现在文化领域已经尖锐化了，“文革”正是以文化领域为突破口而发动的。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文件是“文革”时期文化发展开端的标志性文献。它们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括，如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革政治和思想战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在后一个文件的第一条中具体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内容和内涵等。随后，发生的对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有：“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组）和学习《毛主席语录》，“两报一刊”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问题的报告，中共“九大”报告，“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共“ 十大 ”报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邓，《毛主席重要指示》，1973和76年上海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50] [51] 其中，毛主席在70年代中期的一些重要谈话和指示就是某种深刻的总结和远见，由此可引伸出：阶级斗争或阶级性的阶层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一根红线或底线（这由后来的国际共运实践所证明）。与这两阶段的意识形态发展主流或政治意识形态发展基本一致或相补充相配合的是，批判修正主义、服务工农大众方向性质和国家（经济、政治）建设大局的各类文化实业的具体改革与发展。在教育发展方面，开出了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如依据“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等开展教育革命，确定了教育发展的工农大众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虽然对智育的发展重视不足但并没有忽视智育发展（还是可以加强的）。[52] [53]只是“文革”前期高等教育发展损失严重（几年里基本没有发展），但后五年的招生和在校生等也逐渐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其他中小学教育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小学教育则达到普及，这在一个人口特多国家是非常难得的。[54] [55]总的说来，“文革”时期的教育是有大的发展的。在科技发展方面，形成了科技发展的新模式，如坚持科研工作的“两方向”即科研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等。虽然在“文革”的前几年带来了科技发展的重大损失，但因为对有问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采取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处理，并给出路，保存了科技人才，加上实施重点科技保护，调整科技发展政策等，所以“文革”时期的科技还是有了明显发展和突破。如在国防尖端科技（如“两弹一星”）、农业科技，在核能、太空、电子、生物技术等方面成绩显著，获得突破 。[56]在文艺发展方面，形成了文艺发展的新模式，如以“根本任务”论和“ 三突出”原则为指导的文艺方针，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其文学发展以1971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样板戏为代表，后期小说占主导，诗歌贯彻始终。整个文艺发展虽不丰富但主流鲜明。[57] 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发展也大体如此。在卫生发展方面，坚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58]总之，“文革”时期的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其方向性质是鲜明的先进的，只是在一小段时间（三五年的大革命期间）带来了高层科技教育发展的部分重大损失，“文革”时期整体上的科教文化发展还是有明显进步和突破的。

　　归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和文化现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阶段，文化实业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跃进，大多数国民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社会思想道德风尚良好。[59]

　　建设时期的外交（包括与国际共运关系）发展方面，受到国外条件环境变化的重要影响，但它更是其内政（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延伸，它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开拓进取的发展过程。建设时期外交的第一件大事，是参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联事变”及其与东欧“波匈事件”、“普拉演讲”的相关问题的处理，并给予其总结。此刻，巧遇新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刚刚完整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和似斯大林模式奠基之时。这件大事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中的总结性文献——《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独立地基，也是共运史上国际关系处理方面的里程碑式文献。[60]1958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纪念马克思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点名批判南斯拉夫。当然，中苏关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最重要关系。1957年各国**、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共向苏共提供了有关分歧的另一份文件——《关于和平共处问题意见提纲》，最后代表会议协商通过了《莫斯科宣言》。莫斯科会议后，苏联对中国等推行霸权主义。1958年苏联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4月中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纪念列宁的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共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观点。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煽动其他国家的**等在会上围攻中共。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撕毁中苏多项相关合同等，给中国建设造成极大损失。1960年11月各国**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代表会议，各方经激烈交锋和妥协让步通过了《莫斯科宣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在“三和”路线基础上提出“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观点。此后，中共认为苏联变修，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更加恶化。1962年底至1963年初《人民日报》等发表了七篇关于国际共运分歧的答辩文章。1963年7月苏共中央《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中共（回复性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二十五条”）的建议，为此，中共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答辩。1965年3月苏联举行各国**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中共等七国**拒绝参加。苏联在中苏边境派驻重兵。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珍宝流血岛事件，是年9月两国政府首脑会见，稍微缓合了两国关系。中苏关系等历史表明，“中苏论战”，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并具有普遍意义。本来意义的“中苏论战”，主要是指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或层次（涉及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一场有组织的批判与辩论运动，是其国家间关系和政党间关系分裂对抗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如前所述，以1963年7月为界可得，1960年4月—1963年是中苏之间的间接论战或国际范围的多党论战，1963—1964年7月是中苏之间的直接论战。论战中，苏方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中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论战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论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与分歧，论战的实质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社会建设等现实和时代要求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否的关系。[61] [62] [63]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构件是可以确定不移的（以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制度的对立面和马列文献为凭证），如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普遍或主要道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根支柱和客观标识——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治），否则，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一笔糊涂账；也就是说，对“中苏论战”还是可以有基本的识别依据的。依此可得，论战中中方的观点虽然相对保守，但其大多和主要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中苏论战”是国际上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一场重大阶级斗争和伟大创举。[64] “中苏论战”中中方取得了重大胜利，如斗垮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延慢了苏联复辟进程，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65]与中国内政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中共后来的“三个世界”战略又引起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误会。[66]

　　在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美国对中国仍然抱公开敌视的态度，并插手中国台湾问题，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政策。1958年8月中共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并打击了蒋介石势力和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1965年开始援越抗美的反侵略斗争。50年代末，中印之间的矛盾加剧，出现领土纠纷，最终导致1962年的边境战争，之后是两国关系冷淡和印、苏结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并与多国建交。1962年11月中日双方签订民间贸易备忘录，1964年互设贸易代表机构。1964年中法建交。1964年底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对美国不满意的资本主义国家。”1964 年，他又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67]于此，1960年前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带来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其中建交的大部分是亚非拉国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加重了外交的革命性，随后稍作调整，回归常态。1971年中美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由此，1956年底至1971年新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就是：“反帝反修”和“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的形成和实施。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如苏美的世界争霸出现“苏攻美守”态势，美国自己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大量军事部署形成了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甚至出现武装冲突。这表明，中美两国都有缓和二者之间关系的需要。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美方初步认定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等，同时中美双方发表了会谈形成的相关公告，震惊世界。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联合公报》，这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并发展双方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中美关系又有改善。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改善等，70年代初新中国迎来第三次建交高潮，如到1973年底，中国与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毛泽东形成了新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的国际统一战线构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继而又提出“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即针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68]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战略的核心内涵是从国家性质和国家实力等综合意义上概括当时世界历史发展格局的科学结晶，由此确定了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所处所从。[69] [70]这些实践和理论表明：1971年至1976年的新中国外交发展到又一个新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三个世界”和“一大片”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这个阶段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和平的二重性外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71] [72]到1976年10月，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至此，新中国外交及其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社会由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构成，只有同时明确社会主体的发展，才能明白社会发展的归属和究竟。前述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设时期二十年社会客体各方面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而其社会主体方面的发展及其分享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和进步。首先，其社会主体——人口增长较快较多。原因之一是经济相对落后条件下人口快速增长的人口生产的基本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根据相关统计，全国总人口，由1956年的6.28亿发展到1976年的9.37亿。[73]其次，城镇化率由1956年的14.62%发展到1976年的17.44%。[74]城乡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和发展，“以农支工，城乡并重”，同时又存在限制性城市化，城乡分隔、城乡差别，但却是城乡均质化（无城乡对立和剥削关系）的新城乡关系和城乡社会的形成。它是由中国落后条件下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经济建设路径、农民人口数量太多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大因素决定的。[75] [76]再次，在社会主体的构成发展上，因其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未变，城乡社会总体外貌仍然表现为一种传统式农业社会，50年代后期形成的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包含国家社会公务人员）的基本结构和国民总体之间互为劳动者关系都基本保持，但又出现了各种身份制度对阶级状况的明显影响，如存在政治身份（包括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反革命分子等区分）、城乡身份、干部与工人、农民的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系统，不同身份在资源获取、职业机会、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当然，因其总体上私有制被消灭，绝大多数人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还是形成了大局上比较均质化的社会阶级结构。 [77] [78]同时，在各社会主体改造特别是在干部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上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甚至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苗头（见前面），这还可以从那些带倾向性的文献提及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说明。[79] [80] [81]更次，在主体的社会成果分享上，初步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等，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基本或完全解决，但却是国民大局上的均等化分享。[82] [83]总之，从社会主体的发展上深究后可知：1956—1976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国民总体大局上的均质均等化社会，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众（工农大众等）为主人公的社会（当然还是它们初级形式）。

　　社会历史发展是社会客体决定制约与社会主体能动作用的共同结果。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可体现和决定人的历史演变的类形态方面，生产关系发展可体现和决定人的历史演变的质形态方面，所以社会历史发展也可以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二重性过程的有机统一，并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就是其原创性表现）。由此，社会进步的尺度既包括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又包括社会类形态发展过程尺度（或物化过程尺度，表现为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实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如现代化一般进程尺度，和社会质形态发展过程尺度（或人化过程尺度，表现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人们生活性质质量的优劣），如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尺度。对红色中国的历史评价，应当以此为据，从新中国的历史过往及其与世界多国（可比）的比较中得出客观的结论。也可以此为据，推导出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之后的新出路：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一般进程如大商品经济新形式（市场计划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更高级的相互贯通、相互改造。这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成败过关的关口。当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不是直线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2月第1版第164页。

　　[2]  曲培栋：《“一五 ” 计划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6月。

　　[3]  王霞：《社会主义改造若干问题再研究》，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5月。

　　[4]  夏小凤：《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12月。

　　[5]  朱继东：《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举措及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6]  汪圆圆：《建国初期中国**的文化改造及基本经验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7]  张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化建设研究》，长春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019年11月。

　　[8]  董长鑫：《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论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

　　[9]  楚雅楠：《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政策演变（1949—1956）》，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5月。

　　[10] 《中国**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2月第1版第16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12]  宋微：《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援助研究（1949—1953）》，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3月。

　　[13]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  刘俊民：《建国初期的对美政策及中美关系探析》，《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15]  刘建平：《“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国际论坛》2000年第2期。

　　[16]  张艳君：《建国初期我党对外政策浅析》，《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7]  李强：《中国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四个试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3013年第2期。

　　[18]  付春：《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进程、原因及特点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19]  苟颖萍 曹海滑 朱晶松：《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关系的变迁与思考》，《商业时代》2010年第26期。

　　[20]  朱高林 郭学勤：《1949—1956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21]  刘少奇：《中国**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 日。

　　[22]  张书志：《庐山会议中的彭德怀》（下），《档案时空》2014年第7期。

　　[23]  谢昌余 丁岩松：《“1962 年的右倾”：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理论分歧》，《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4]  萧竹：《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分水岭》，《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

　　[25]  杜家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演变》，《现代哲学》2022年第2期。

　　[26]  张利杰：《近十年“四清”运动研究综述》，《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27]  彭厚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28]  周承友：《真实的文革及其历史地位——文革研究的新视域》，《乌有之乡网刊》（历史视野）2009年4月16日。

　　[29]  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

　　[30]  何旗 郭文亮：《学术之争还是政治之争———“文革”评价争议原因管窥》，《学术界》2017年第6期。

　　[31]  吴鸣：《“大跃进”时期党中央“纠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

　　[32]  陈东林：《“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33]  燕凌斯：《再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乌有之乡网刊》（历史视野）2022年11月28日。

　　[34]  李庆刚：《十年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5]  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6]  刘景华 王美玲：《略论欧洲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7]  冯其予 齐慧：《国民经济 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日报》/2011年/6 月/28日/第006版。

　　[38]  万建民：《国民经济 第四个五年计划》，《经济日报》/2011 年/7 月/1 日/第 009 版。

　　[39]  陈东林：《“三五”“四五”计划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见《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第三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是201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该论坛的集结论文，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15年9月出版。

　　[40]  胡新民：《新中国是怎样实施前四个五年计划的》，《党史博采》2023年第4期。

　　[41]  高宝柱：《中国工业形成独立完整体系的制度根基》，《党史文汇》2006年第8期。

　　[42]  李怀印：《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43]  王铁钢：《建国十七年中国**的文化政策及其演变研究（1949—1965）》，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5月。

　　[44]  吴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45]  王承就 范碧鸿：《试论“文革”前我党的“文化革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1期。

　　[46]  刘莎：《简评1958年文化革命运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12月。

　　[47]  吕宏伟：《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研究综述》，《党史文苑》2017年第6期。

　　[48]  杨凤城：《评“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教育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9]  史衍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硏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9月。

　　[50]  周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历史命运考察》，《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

　　[51]  吴志军：《林彪事件后的“斗、批、改”思想研究》，《北京党史》2014年第4期。

　　[52]  北京三中党支部：《〈五·七指示〉放光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4期（4月）

　　[53]  四平师院：《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四平师院》1974年第4期（4月）。

　　[54]  吴江林：《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历史比较》，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5月。

　　[55]  王慧 梁雯娟：《“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认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56]  薛建明：《中国**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

　　[57]  黄擎：《国家权力话语的回音壁——“文革” 时期凸显意识形态功能的核心批评理 念》，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会议时间2010年5月，载于《文化转型与百年文学中国形象塑造》吴秀明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58]  曾斌 赵绍成：《从新中国前三十年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体会毛泽东的“以人为本”民生发展理念》，《青春岁月》2012年第11期。

　　[59]  罗兰容：《毛泽东晚年的十大思想建树》，《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60]  沈志华：《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61]  李明斌：《如何认识中苏大论战的实质》，《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62]  叶政：《近年来国内中苏论战相关问题研究述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63]  王一格：《中苏论战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争论及当代启示》，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64]  《正确评价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座谈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3期。

　　[65]  王可卿：《中国**政党外交政策演变研究（1949—1978）》，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66]  吴志生：《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攻击看阿党关于世界划分的主要论点》，《南洋问题研究》1978年第3期。

　　[67]  刘志华 胥静：《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演变》，《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

　　[68]  肖利江：《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69]  洪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对外交理论创新的杰出贡献》，《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上期。

　　[70] 〔日〕村上敏明：《三个世界的划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6期。

　　[71]  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50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2]  娄新红：《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演变探析》，《才智》2014年第11期。

　　[73]  尹德挺 孙萍 张锋：《新中国七十年我国人口规模变迁》，《人口与健康》2019年第6期。

　　[74]  吴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历程、变迁与反思》，《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6期。

　　[75]  刘应杰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76]  曹俊杰：《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研究综述》，《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77]  张艳秋 刘江东：《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78]  李全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党政干部学刊》2010年第6期。

　　[79]  欧阳雪梅：《毛泽东“又红又专”思想的提出及影响》，《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4期。

　　[80]  曹军：《新中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启示》，西南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6月。

　　[81]  丁俊萍 穆睿：《百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82]  朱高林：《1949—1978年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历史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3]  陈宗胜 张杰：《新中国前30年中国居民收入差别估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202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