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

　　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

　　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话说在毛泽东“728谈话”结束之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谢富治说：

　　“已经9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据韩爱晶提供的资料说：我们5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

　　“不用了，就在这里一起吃吧。”

　　饭后，谢富治说：

　　“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3点到8点半，谈了5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

　　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又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5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谢富治说：

　　“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7月30日，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5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马列）代表团时说：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一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作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韦国清，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副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7军政委；霍成忠，55军第一副军长；安平生，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韦世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队服务员，“联指”派“红色工人”负责人；林福文，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舶修理厂工人，原“422”派“航运工总”负责人；毛凤鸾，女，24岁，凤山县谋屯公社民兵班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联指”派；廖炜雄，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联指”负责人；龙智铭，25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秘书，原“422”派“火种”负责人；颜景堂，24岁，广西大学学生，“联指”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负责人，“联指”总指挥；曾春生，22岁，广西医学院学生，原“422”派负责人。

　　其他常委：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刘重桂，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伍晋南，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赵茂勋，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萧寒，原中共南宁市委书记；

　　邓成汉，南宁橡胶厂工人；邓文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工人，“联指”派负责人；蒋莲英，女，27岁，南宁化工厂助理技术员；萧桂荣，女，21岁，兴安县漠山公社大队妇女主任；农其新，25岁，德保县燕洞公社生产队长；何作然，22岁，广西大学学生，原“422”派“南宁831”负责人；潘玉臣，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监委秘书；李家海，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联指”派负责人

　　此前，广西两大派为“联指”派与“422”派。“联指”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422”原称“南宁422革命行动火线指挥部”，后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422指挥部”。作为“422”派代表进入革委会的林、龙、曾、何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422”派视作已受韦国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撤销常委职务，但他们自称“老422”，此后“422”派为与他们划清界限则称“新422”。“新422”在7、8月被军区与“联指”派联合武装镇压后彻底瓦解，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无代表。“老422”的这几个代表在革委会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在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起草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不少重要内容，他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毛泽东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中的主要内容是：

　　1、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选调工人。2、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选调工人。3、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4、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宣传队，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5、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6、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这一天，西藏革命委员会和新疆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历时1年零8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9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宣告：

　　“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9月7日这一天，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写道：

　　“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9月12日，毛泽东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道：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9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旁批示道：

　　“‘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汇报》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所谓的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没有被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从而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防治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便在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行医。

　　毛泽东看了这篇报道，自然是欣喜异常，立即提笔作了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工作小组在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方面，已经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3个：

　　第一个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杨剑雄反省》材料。杨剑雄是在解放后被关押期间写出了这份反省。杨剑雄交代说：1925年12月16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回到长沙接儿子，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和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关于杨剑雄被枪毙一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说的：“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第二个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来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董锄平所亲笔写的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刘少奇大约系1926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往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强迫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

　　第三个材料是1927年担任刘少奇秘书的成柱周写了一份供词，全文是：

　　“刘少奇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准备：6月20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副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6月26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草拟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事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缴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6月29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少奇在缴枪后的言行：6月29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讨论上述材料的会议上，总负责人周恩来说：

　　“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正当江青和专案组成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查阅时，有关人员拿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孟用潜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就成为专案组搜集到的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的第4个重要材料。

　　孟用潜即孟坚，原来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众揪出以后，写下了这份供词。

　　江青看过孟用潜的供词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只见孟用潜在供词中写道：

　　“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3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区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案审讯，而作为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对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1930年3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4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看这份供词时，特别注意到孟用潜是在“1967年12月28日”写的，就是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前写的，而不是专案组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他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放心，他又问道：

　　“还有其它旁证材料吗？”

　　专案小组工作人员马上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还有在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过之后，气愤地说：

　　“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

　　江青说：

　　“这里还有刘少奇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12条，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罪证材料。”

　　周恩来说：

　　“一并上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把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动的有关当事人写的供词，整理成16开74页的材料，定名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准备提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和林彪等主要领导人。

　　9月16日，江青在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她写道：

　　“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隐蔽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

　　毛泽东在审改这篇社论的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他还删掉了这样一些话：“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9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报告上批示道：

　　“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拟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他将其中的第11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划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恩来安排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据毛远新回忆说：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300个名额。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由我带队。代表团到京后，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毛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来。周总理还说，他已经安排辽宁来的100名工人代表住到警卫部队一中队了，还有20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我随后来到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一中队，工人代表围住我诉说他们的激动心情。一个煤矿工人代表说，自己挖了一辈子煤，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一个鞍钢的工人代表说，我13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感到无上光荣。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

　　当晚，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我说：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

　　“还有吗？”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

　　“还有吗？”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摇摇头。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

　　“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表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

　　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我感到委屈，辩解说：

　　“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他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而你，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了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主席接着说：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是干什么的？**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

　　“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

　　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

　　“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

　　他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他说：“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说道：

　　“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

　　“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请读者好好地读一读吧！这远比国粉一类政治骗子们的一打纲领都实在，也都更重要！他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下来。”抚今追昔，重温这些暖人肺腑的话语，岂不叫人顿生切肤之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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