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70年庐山会议，标志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林彪集团的矛盾开始激化。林彪集团的根本错误是打击异己、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天才论问题或者设立不设立国家主席这样的政策分歧——那些都是表面现象。林彪走向不归路，在于没有摆脱狭隘家族主义倾向浓厚的剥削阶级性质的封建思想——孔孟之道。所以，毛主席认为，批林也要批孔，归根结底是要打击人的头脑中的封建主义。

　　某公众号里面的文章说：“说到天才这个事儿，称老人家是天才，或是拥护老人家当国家主席，明确表态的大人物中，有陈伯达，黄吴叶李邱，汪东兴，李雪峰，陈毅。实际上，这些都是表忠心嘛！况且以前也称老人家是天才，老人家也没反对过呀！结果这次，老人家就反对了。”“回到林总这里，我个人仍旧认为，林总自己没多大野心，他的儿子老婆还有黄总长，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林总的不检讨与不反对：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林总为何是这个态度？》）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林彪成了“委屈”的“小白兔”，毛主席成了“没事找事”的“黑老大”。这是作者“王铭苇”对历史的歪曲。他这里还把庐山会议的次数搞错了。1970年庐山会议是第三次庐山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则是1961年庐山会议。笔者写本文，并不是专门为了驳斥这篇文章作者，而是在批判此文基础上讲一讲如何分析1970年庐山会议以及毛主席和林彪集团的根本矛盾。

　　这里要回答两个问题。1970年庐山会议中林彪集团很多人物的发言、表态和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有什么不同？主席为什么在1970年对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等人严厉批驳，并逐渐将矛头直指林彪本人？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林彪事件就说清楚了。笔者的结论就是：孔孟之道、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林彪集团问题的根源。

　　（1）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1966年5月，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四位领导同志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其他四位领导同志已经受到了惩罚，党的集体已经多数通过了对其他四位领导同志的处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林彪的讲话站在了党内多数人的一边，并表态支持毛主席的防修反修，没有表示要制造党内分裂，仅仅展现了一些认识问题。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周恩来传（4）》：《七十、批判极左思潮》）注意，没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的展现，这就是林彪当时的讲话和1970年庐山会议时期林彪集团成员们搞小团体的发言非常重要的不同。

　　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讲话实际上只讲了三个问题。实事求是地看，他讲的前两个问题有一定道理，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要一分为二的看。第一，他讲了保卫政权安全的问题：“我们过去十几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二，他对毛主席预防旧思想腐蚀的方针表示了支持：“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三，他虽然一点没讲发动群众的运动的重要性，但是讲了要对毛主席坚决拥护，而他的讲话和群众对毛主席的评价是一致的，但也都存在一定的认识问题，这就引起了主席的重视。

　　对于第三个问题相关论述，也要具体分析。比如“天才”、“天赋”确实存在。马克思讲“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讲：“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毛主席在后来也讲过：“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岁。）关于第三个问题的论述，如果非要说站不住脚的，就是“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句话是有片面性的。

　　但是，中央领导集体多数通过了林彪的讲话，按照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就必须下发。所以，毛主席讲，“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给江青的信》）。可见，这并不是林彪个人的意见，这是当时中央多数干部的意见。主席讲：“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文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他自己就坚决这样做。但是，毛主席就是比党内多数领导同志更彻底的掌握了唯物辩证法，他精准看出了林彪讲话中存在的片面性，所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八册）》：《给江青的信》）。说主席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可见，第一，主席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如果组织纪律失效，组织就崩坏了。第二，在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前提下，主席也表示有一些提法“不妥当”，并第一时间直接指出和纠正林彪的认识问题。这和列宁关于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建议起初没有被党内多数通过，所以他只能“迫上梁山”，遵守多数的决定、在之后逐渐说服多数同志是一个道理。孙皓晖污蔑毛泽东时代“以疯狂的人治方式……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但是，从毛主席批准下发林彪的讲话来看，主席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何来“人治”一说？如果真的是“人治”，主席就有权力搞独断专行、拒绝下发林彪的讲话。历史事实证明了孙皓晖的论断完全错误。

　　主席第一时间的、直接的、明确的纠正着林彪的认识问题。在遵守组织纪律的前提下，主席给林彪提出了建议。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记载: “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修改讲话是主席和总理提出的建议，不是林彪本人提出的，但是林彪答应了修改讲话。

　　还要注意的是，林彪当时的认识问题不是所谓的原则问题。唯一的原则是什么？是忠于人民、忠于党。“蒙哥马利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十五章，1960年，六十七岁。）主席和蒙哥马利的对话，特别是主席本人的话，值得我们反复学习！

　　只要没有背叛人民、背叛党，其他一切认识问题，都可以讨论中纠正。这也是毛主席和李立三同志、陈毅同志、邓子恢同志都有过强烈的认识分歧但是从来不主张开除他们党籍、从来没有把和他们的分歧定为敌我矛盾那样的原则问题，而仅仅定义为认识问题的重要原因。

　　8月5日，主席告诉群众：“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很精准的强调，群众的这一认识问题如果不纠正，就会产生对自己的盲目服从。这是当时林彪和群众共同存在的这一认识问题带来的唯一消极影响。毛主席这样做，是在当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条件下，最稳妥、最实事求是的选择。上述内容可见，由于林彪当时的讲话仅仅存在片面的认识问题，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央多数的同意，符合民主集中制，所以和庐山会议时林彪集团成员的讲话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也是毛主席晚年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来没搞所谓的“人治”的铁证！

　　林彪集团后来在庐山会议暴露的根本错误在于利用理论和政策的幌子搞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打击异己，而不仅仅是“天才论”这一理论问题的认识。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毛主席完全就可以像这次一样指出并纠正他们的认识即可。理论问题，认识问题，从来不会也不可能上升到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从理论认识分歧角度看第三次庐山会议，你一万年也看不懂。延安时期刘少奇在给续范亭的信中暴露出了大量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认识问题，都是认识问题，毛主席对他采取的是耐心批评的态度。你把认识问题一概歪曲为“原则”的话，这你咋解释呢？

　　（2）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和林彪集团的分歧，究其根本，不是对“天才论”的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党内的团结和分裂的问题。因为陈伯达等少数人利用“天才论”搞“揪人”的活动，这就是党内分裂行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党的团结、党的利益的问题了。“天才论”只是幌子，如果仅仅是“天才”问题，那就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忠于党还是反党的原则问题了。非要把“理论认识问题”不恰当的歪曲为“原则问题”、过度夸大幌子牌子的作用，实际上是政治幼稚的表现。

　　林彪在毛主席和其他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并不知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了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长篇发言，并强调他坚持认为主席是天才。后来，听了林彪的发言，“陈伯达在讲了‘天才论’后又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发言后，汪东兴发言，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七章，1970年，77岁。）可见，陈伯达明确表示支持林彪之后，利用“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为借口，开始要“揪人”。

　　（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晚来，没有在1970年庐山会议发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而且，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叶群等人和陈伯达一起发声——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错误暴露无遗。“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推翻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七章，1970年，77岁。）

　　这显然是一部分人在闹分裂！可见，林彪、陈伯达、叶群、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利用各种“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分歧为幌子搞宗派主义，借以打倒其他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这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这就不是理论认识问题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出头鸟”陈伯达——已经有严重的组织问题了。

　　所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狠狠的批评陈伯达：“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点意见》，2023年版。）为了党内团结，主席号召大家：“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点意见》，2023年版。）

　　由于林彪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表态要“揪人”，当时主席对他还是采取了团结的态度。所以主席说：“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卷）》：《我的一点意见》，2023年版。）

　　后来，主席对林彪的宗派主义明显错误做了批评。主席批评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同志那里，是叶群同志当办公室主任。要自己动手，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岁。）这显然是林彪宗派主义的体现。宗派主义，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意识、小团体意识的体现，是极端推崇“家庭”的封建主义孔孟之道的反映。主席对林彪的判断和处理是客观公正的。

　　王铭苇那篇文章竟然说：“不论是国家主席的话题，还是天才的话题，林总个人于情于理没做错。可是，种种动作却在要求林总主动做检讨。而林总如果主动做检讨，那就等于真的犯了大错误。”（《林总的不检讨与不反对：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林总为何是这个态度？》）这显然是荒唐的。设不设国家主席和过分强调“天才”都只不过是林彪集团制造党内分裂、破坏党内团结、搞宗派主义的幌子，并不是当时斗争的重点。林彪发言完，林彪集团很多成员就发言强烈支持并大肆谈分裂党的主张。林彪自身头脑里还有片面观点，也是要检讨的。所以主席批评说：“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岁。）林彪作为他们的领导，要负领导责任、做自身反省。

　　主席看得很清楚——直接暴露出要制造分裂、破坏党内团结的是陈伯达。他这样将个人利益明显置于集体利益、党的利益之上的行为、这样缺乏党性的错误行为，必须受严厉处罚。林彪当时暴露出来的是对宗派主义错误的领导上的责任，也需要做认识上的检讨。主席已经对林彪足够宽大而且坚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了。

　　毛主席说：“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多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四十一章，1941年，48岁。）很少做自我批评、喜欢和主席直接耍犟脾气，这是林彪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缺点。从会理会议前给张闻天写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到反反复复主张在陕南打游击，从反对毛主席“关门打狗，先打锦州”的战略，到1970年庐山会议后把矛盾公开化、故意在1971年五一晚会在天安门公开和毛主席耍脾气，林彪一生都没有改他爱和毛主席吵架而且不爱做自我批评的犟脾气。林彪也不是不做自我批评，三站四平失利，他就主动承担过责任，但是他主要方面是抵触和排斥自我批评的。

　　林彪很少做自我批评而且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典型证据，就是东征战役之时的一件事。据聂荣臻回忆：“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同志打电报来，要我们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拍，说:有的几个兵!我拿过电报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一军团有的连队也不充实有的连应有的班的建制都编不全。我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也有本位主义思想。”（《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在陕北。》）当时，聂荣臻主动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林彪不做。这同样也是林彪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事件。主席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十八章，1971年，78岁。）真的是完全正确！

　　1971年之前，主席身体一直非常好。1969年中共九大的时候，毛主席还因委员会的全面组建、大联合的迅速实现、大量工农群众前所未有的成为了新的干部等一系列成就而非常欣慰。但是，林彪这样一位毛主席亲手栽培出的、深得毛主席军事思想特别是战术思想真传的战功辉煌又善于治军的开国元帅，也终究由于对孔孟之道的坚持而最终走上了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不归路，和毛主席选择的正确道路分道扬镳，这的确让毛主席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客观上旧习惯阻力的极其巨大，所以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愁……

　　小结：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班人培养，才会涉及到路线问题。封建地主们涉及不到根本路线的斗争，因为无论是换成哪个封建主做领导，都是坚持封建主压迫农民的路线。封建地主选“太子”只需要看能力，涉及不到路线。

　　毛主席培养人才的能力，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干部，能力强大、生龙活虎的数不胜数，论能力，多数都是才干超群的。有的人主持一线工作、搞工业化建设，物质成就之多、行政效率之高都是毋庸置疑的；有的人主持军事工作，战功卓著，搞军队政治建设有一套办法，也是显而易见的……

　　主席丝毫不担心他的战友们的能力，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的战友们究竟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立场？究竟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究竟是为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极少数的剥削阶级服务？这是他和数千年一切剥削阶级的领导人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