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某些“体面人”的。但这一次，南京博物院的事情，却还是让我在这寒冬腊月里，生生沁出一身冷汗来。

我原本以为，在这个连麻雀飞过都要留下影子的年代，最不容易丢的东西，大约是“国家的东西”。你想，它们锁在重重深宫，钤着朱红的大印，贴着森严的封条，前后左右皆是“制度”与“规矩”。只要那红墙不倒，这东西便该如泰山般稳固。

后来我发现，我到底还是太年轻，太书生志气了。

这世上最容易丢的，恰恰就是这些被冠以“公共财产”、“国家记忆”、“民族瑰宝”之名的物件。因为它们一旦进了某些“自己人”的口袋，便再也不是公共的了。它们成了一笔账，一桩买卖，甚至是一张通往锦绣前程的投名状。

鲁迅先生当年在《谈所谓“大内档案”》里写过一句冷得发亮、直戳脊梁骨的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这话，竟像是专为了今天的南京博物院“量身定做”的。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烟云，先生的冷眼依然如手术刀般，精准地切开了那层名为“文博事业”的脓疮。

国家文物局为何突然介入南京博物院？

这并非因为哪位鉴定师打了个盹，偶然漏掉了一件流向地摊的宝贝;也不是因为哪个保安忘了关窗，让雅贼有了可乘之机。而是因为两条沉甸甸的线索，像两根生锈却锋利的铁钉，彻底钉穿了那个早已腐烂的木箱，让里面的秽物流了一地。

第一条线索，是庞莱臣家族捐赠文物的“幽灵复活”。那是先辈倾尽家产、为了民族文脉不至于断绝而献出的心血，如今却在某些人的妙手下，玩起了“借尸还魂”。

第二条线索，是退休职工郭礼典的实名举报。那是一声积压了数十年的怒吼，是一个在系统内浸淫一辈子的老兵，对这片他曾热爱的土地投下的最后一枚燃烧弹。

这不是什么捕风捉影，这是几十年的积尘被人猛然抖落在烈日下。

诸位，请闭上眼，随我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那是1933年，那是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那是为了躲避侵略者的铁蹄，无数前辈在炮火中护住的命脉。那上面的封条，是抗战时期的浆糊，带着那个时代的血泪。

可就在这歌舞升平的年月里，在未经任何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有人悄悄撕开了那些封条。他们的动作想必是极轻柔的，像剥开一个熟透的桃子。然后，真品被一纸鉴定书判定为“赝品”，成了废纸，成了“依规处理”的垃圾。

转瞬之间，这些“垃圾”洗净铅华，出现在顶级拍卖行的聚光灯下，身价翻上万倍。如果这是小说，编辑会嗤之以鼻：太夸张，不合逻辑。如果这是电影，观众会愤而离场：太狗血，纯属臆造。

可偏偏，这是文博系统内部人亲笔写下的举报材料。现实，往往比最荒诞的讽刺作品还要荒谬。因为它不需要逻辑，它只需要权力与贪欲的默契配合。

在南京博物院过往的回应中，“伪作”二字出现的频率高得令人心惊。《江南春》是伪作，《双马图》是伪作;凡是那些被他们处置掉的，统统都是伪作。捐赠者捐来时，说是旷世真迹;可一入库房，过了几十年的“冷宫”生活，竟就此“变异”成了赝品。

可笑的是，当这些“伪作”流转到市场上，却能拍出八千多万的天价。

同志们，这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难道不觉得荒唐透顶吗?在博物馆里，它是“一文不值的垃圾”;在市场上，它是“流传有序的国宝”。

到底是谁在说谎？

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些被掩盖的细节：捐赠方六十六年未被告知文物的去向;处置过程没有像样的鉴定报告;流转记录被视为“内部机密”拒不公开。而那些能把活人说死、把真金说成黄土的签字文件，却偏偏办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

这早已不是什么管理水平高低的问题。这说到底，是一个“谁掌握了对文物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文物的命运”的问题。在他们手里，鉴定结论不是科学，而是收割利益的铡刀。

最让我感到一阵阵发冷的，不是那些流失的文物，而是那封写着四十多名职工签名的联名信，在那阴暗的角落里躺了十几年，竟然毫无回响。

这四十多人里，有党员，有民主党派人士，有在文博系统里干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枯灯的老骨干。他们不是那种躲在键盘后面发泄情绪的网民，他们用的是联名信、是内参、是通过最正式、最合规的渠道。

结果呢?结果是死一般的寂静。

这寂静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回答。当一个系统，能让正常的“举报”变成一项长达十几年的体力活、耐力赛、消耗战，那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失职”或“监管不力”。它已经进化出了一层名为“利益共同体”的硬壳。这层壳厚重、黏稠，能吸收所有的冲击，能消解所有的正义，让所有的真相都在漫长的等待中逐渐腐烂发臭。

他们不解决问题，他们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或者干脆熬死提出问题的人。

现在，舆论排山倒海般要求中央级部门介入，为什么？

因为大家心里都透亮：让当事系统自查，无异于让狐狸去盘点鸡舍里的鸡，最后只会剩下一地带血的鸡毛，和一份“狐狸很努力，鸡是自己病死”的结案陈词。

真正让某些人这几天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不是报纸上的文章，也不是网络上的口水，而是那一向被他们束之高阁的几个字：“按原始装箱单，一件一件清点。”

清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清点不讲情面，不讲资历，不讲那些所谓的“历史原因”和“复杂背景”。它只讲一个事实：在，还是不在？

如果那件东西还在，封条是不是当年的?如果不在了，批文在哪里?手续在哪里?如果被判定为“伪作”处理了，那为何它现在又成了拍卖会上的真迹?

这一查，查出的恐怕不只是几幅画，而是一串名字，一堆假账，和一个横跨几十年的巨大利益黑洞。有人急着跳出来说：“这只是个别现象，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抹黑整个文博系统。”

我偏要上这个“纲”。问题如果不上纲，它就永远会在“线”。

南京博物院真的只是孤例吗?“以赝换真”、“内部流转”、“低价报废”，这些词汇在某些圈子里，恐怕早已是半公开的财富密码。

这场风波真正摧毁的，远不止是几件唐宋元明的书画。它摧毁的是中国近百年来建立起的整个社会捐赠体系。试问，从今往后，谁还敢捐？谁还敢把祖辈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战火与动乱留下的传家宝，交给一个“既当鉴定师、又当处置员、还掌握销售渠道”的系统?

当初庞莱臣先生捐赠时，怀揣的是“公诸同好，长留人间”的宏愿。他绝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这份慷慨，竟成了某些蛀虫中饱私囊的盛宴。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彻底的清算，那么“公共”二字，将沦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笑话。

有人说，如果放在过去，这样监守自盗、损毁国本的人，是要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的。

我不说这些狠话。我只想说一句更冷的：一个连先人留下的东西都守不住、不敢清点的系统，凭什么让人相信它能守住文明的底线？

风暴会过去，口号会褪色，可那一张张原始的账目、一份份发黄的清单、一个个文物的去向，是钉在历史账簿上的铁证，谁也逃不掉。

每一次这样的丑闻发生，人们总喜欢翻出鲁迅先生。有人觉得这是文化共鸣，我却只觉得悲哀。

因为这说明，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并没有比先生那个时代聪明多少，也没有比那时候更进步多少。我们依然在重复着那些古老而卑劣的戏码，依然在用“程序”和“制度”作为贪婪的遮羞布。

如果今天的调查，最终仍然止步于成立一个“工作专班”;如果真相，仍然被掩盖在层层叠叠的“流程合规”之下;那么，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几箱文物。那是这个社会，再一次选择了装睡。

而装睡的人，是最怕清点的。但历史的清单，迟早会递到每一个人手里。

诸位，且看这次，那沉睡了几十年的封条，究竟能不能换回一个真正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