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8教学四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28教学四

10.“毛主席逝世”与“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人们都沉默了。儿子曾问我：“听说那时你们都哭了，是真的吗?”

孩子他们这样问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会哭而感到奇怪，会问问这是真还是假，为什么会哭，这是他们对我们这一代的不理解。

对于我呢?我也感到奇怪，和我只差一代，他们竟这样不了解过去，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与感情!

难怪孩子说：“你退休了，写写回忆录吧!从中我们也好多了解一点过去的时代。”这就是促成我写下去的原因，没别的。

我承认我哭了，在学校哭的也不止是我一个人。

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确实使很多人冤死，使很多人致残。但是他的本意是要让这些普普通通的一般群众都互相武斗吗?是使这么多的普通革命战士也挨整吗?恐怕没人相信。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结果大大的损伤了群众，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停滞不前[ 这一点现在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但之前主流媒体一直是这样说的。]，这是事实，但恐怕也不是他原来的出发点。他要“抓革命，促生产”，但造成后来的混乱局面，促成扩大化的发生，责任显然更不是毛主席一人的。林彪、“四人帮”等起先可能毛主席是信任的，这些人在发动运动上举旗冲锋。可后来呢?这些人所盼望的目的和毛主席的是否一样?

他们和毛主席的目的无人相信是一样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对这些人就没有好印象，而不是在他们被打倒以后。

我看过毛主席的回忆录[ 毛主席没有写过回忆录。这是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主席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访谈。“文革”初期爸爸是很积极的，曾经专门把主席的少年生活介绍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来给群众看。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过爸爸的油印的相关材料。]，他出身地主小康家庭，要不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不是为了给中国找一个出路，是可以过一辈子安康日子的，何苦来的苦苦地奔波一生呢?他一生并没有享受过皇帝那样的奢侈生活，这你总该信吧?!

“造反有理”在他的回忆中提到，是他八岁时因为父亲要打他，他要跳河淹死，他父亲从此不敢打他了。从此他知道了“造反有理”。后来他才用在了要“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上。看来，毛主席是不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应该是真的。

他想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生活，自己也没搞过特殊化。他奋斗一生，尤其是在解放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这就使人民真的感念他。

读过毛选四卷的人都知道，三大战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辽沈战役，他真的好像能掐会算似的指挥自如。如果没有毛主席，结果会怎样是很难说的。

作为一个小平民百姓，就自己知道的这些也值得一哭了。至于更多的细情内幕，我不了解，也没影响我哭。

在那个年代，主席的威望是空前的。现在主席去了，我们当时除了担心国家会不会内乱，没有更多的感情。

11.被抽调下乡

毛主席去世后，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谁来接主席的班?不会再因夺权而乱吧?当听说华国锋当了主席，大家的心放宽了些，终于有了主席，国家没有乱。

至于华国锋，大家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当时只知道毛主席是信任他的，因为毛主席有“你办事，我放心”的话，还有对毛主席对他的嘱咐：“别招[ 是招不是着，之前我改成着了，爸爸读到后又让改回来了。]儿急，要慢慢来!”

关心政治的老师们，当时很关心华国锋的一切。当报纸上有登载他过去经历的文章时，大家都争着看，想加深对新主席的了解。

华国锋执政期间，旗里于1977年到1978年曾组织抽调中小学主任、副校长一级干部到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了一年，我也被抽调了。现在回忆这事，可能主要是为了稳定大局，防止出乱子。

关于我被抽调当旗工作队一事还有一段插曲。按理我是不该被抽调的，因为学校工作实在离不开我，时校长也不同意我走。当初学校还正在公社特派员于谦的带领下办一个案子，我还是办案人员，正在夜以继日地上班工作。另外，家中四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不到1岁，妻子一人很难离开我。

可一个多月过去了，旗里还是催促我动身。我到了公社向党委反映了我不能走的理由，公社书记说：“这回不走恐怕不行，旗里说再不走停止你的工作。”我还笑着说：“停职不停薪更好!”话虽说得轻松，但看来不去实在搪塞不过去了。

于是，在全旗教育系统抽调的中小学一百多名校长、主任都已经下乡工作一个多月后，我是最后一个报到走的。

我被分配到了哈日根吐公社宁营子搞“基本路线教育”。这是一个纯蒙古族的大村子，有一千六百口人，是旗里三五个大村之一。社员们一句汉语不会说，干部也是半懂不懂汉语的。我在工作队只是个配搭，除了下地同大家一起劳动，没起什么大作用。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妻子累得病倒了，几个孩子也病在了炕上，她连起床给孩子看病都做不到，一家人几乎散了架。

工作队长这才知道我是真的有困难，特批我回了一次家照料，那段日子刚下文件说一个也不准请假回家，家里就来了“妻子重病，速回”的电话。

由于华国锋执政时间短，在这期间人民生活与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对于教育这行，那段时间还有个“学海龙县办学经验”一事，我校还讲了一学期的海龙教材。从教材上看，主要是要培养懂工农业生产知识的人，强调在实践中培养人才[ 我少年时读过爸爸留存的海龙教材，其实海龙教材很不错的。比如物理讲内燃机就不只有抽象模型，而是系统地介绍了柴油机的几个系统(曲柄连杆系统、配气系统、柴油供给系统、润滑冷却系统)及四个冲程的作用并附有相对相对详细的图纸。现在技术学校教材也难达到海龙教材的理论联系实际深度。]。

好像1977年还学过一个《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可能是在某篇《社论》上，华国锋讲到“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这段话的原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总体印象是，在他执政期间还是按以前的路线走的。

12.终于圆了大学梦

1978年7月的一天，我刚领三弟从沈阳看病回来。突然听到了吉林函授学院在招生，第二天就要在保康考试的消息。我急忙在刘老师那借了一套高中数学教材，从家中的镜框上弄下一张旧照片，借了一辆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卧虎屯火车站[ 卧虎屯距巴彦塔拉的距离为四十余华里，而布和浩沁距离巴彦塔拉为十二华里，所以实际距离应为五十余华里。]。

在等车过程中和在火车上我翻了翻书本，复习了一下已经是十二年以前学过的高中知识，当然了，只能看看公式。下车到了进修学校时已经快半夜一点了，大多数人已经入睡了。考试前我匆匆交上了登记表，这时我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报上名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了解到了报考数学系的共七十二名教师，这些人当时几乎都是教过或正在教高中数学的。我想这下完了，我根本没教过高中数学，高中知识都扔了十几年了，我这次准白来了。

当时我为什么报数学呢?我在上班后教过几年语文，报中文系不是更保险些吗?我是有苦衷的，我校来报名的还有四位同志，他们先到的，他们中有三人报了中文，在校也是教语文的。我想他们要是考上了，将来学校会缺数学人才。而我是分管教学的，总不能让同志们又学语文又教数学吧?只有我改行，将来分担任课才能方便。

整理人按：老爸的这一段我不太相信，从我多次听他的介绍来看，我更倾向于他报数学，是因为报数学的人比较少，而报中文的是非常多的。他能在后来考上，我想和报考数学系的人少有很大关系吧?[ 爸爸看到打印草稿中我上边的话后，在旁边写到：一派胡言!]

不过说句实话，以老爸的能力，他完全可以上正规大学而不是函授大学。为什么他没有上正规大学呢?因为他舍不得他那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那是我们一家六口维生的本钱。可以这样说，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家所累的[ 某年，姐姐们因为爸爸的错误对爸爸大加批判，我为爸爸辩护说，如果他真是自私的人，当年恢复高考时就能够上正规大学进大城市了，可是如果那样，我们都将成为《孽债》中的孩子。]。

当然，为了他能毕业，我们全家也付出了太多了。

特别是妈妈，我现在仍然可以记得在秋收后，我们家没有钱雇玉米脱粒机，只能在屋子中将多达十余石的玉米用手一点点搓下玉米粒，而当时爸爸正在炕上呼呼大睡的情景。当时极为繁重的农活使得我们姐弟都落下了毛病。我最小还好一些，姐姐们原来累得胳膊都不能抬起来，现在胳膊还有经常疼的。

谁知等通知书下来，他们没有考上，我竟然考上了。造化弄人，我终于圆上了大学梦。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进一步知道，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抓得那么紧，学的知识是扎实的。吉林函授学院是“文革”前全国九所业余大学之一，“文革”后首次在这里招生[ 当时哲里木盟(现通辽市)归吉林省管辖，后来又划到了内蒙古的。]，我会在这里进一步充实自己的。

入学前计划三年毕业，学制一推再推，一直延长到了六年才读完毕业。这六年，知识眼界开阔了，但对于我来讲，学校工作、家庭负担无疑更重了。有很多同志都没能坚持读完，我挺过来了。

13.一次特殊的代课

1978年3月，我结束了旗宣队工作后又回到了学校。这时，一道难题摆在了我面前。两年制的初中毕业班，数学课只讲完了一册半，还有两册半的课没学，学生过三个多月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怎么办?

为什么会促成这种局面呢?

原来“海龙教材”白学了，误了一册书。另外误的原因很简单，学校名声在外，稍好一点的教师总留不住，不是被上面中学调走，就是本人高飞。这里毕竟是农村学校，也怪不得同志们，人往高处走么。学校这几年已经调出去八九个人了，我们培养一个，没过几年就又走了，走马灯一样，任课老师总换人。而我外调旗宣队这一年，里外就一个时校长，教数学的上半年调走了，没有正经代课的人，只勉强讲了半册书。就这样，数学课的进度落下了。

派个人马马虎虎地讲吧，学生升学率低了对不起社员们。认认真真地讲吧，派谁呢?即使有能行的，也要考虑到这样的担子太重了，恐怕令人难以接受。

我最终决定只能由我来接这个班的数学课。虽然我没教过，但我教初中数学课还是满行的，老时也认为只有我来带放心。

我屈指一算，距升学统考还有一百零三天。我把三册书同时找齐，认真做了教学计划。

十九章的内容必须在一百天内讲完。此外怎么也要挤出几节总复习的时间。我安排了课程表，每天两节数学，把三节课的内容压缩到两节里来讲。同时做到一章一考，考试在自习课进行，同学们是都跟上了，可讲完后还差两天就要进考场了，我只有四节总复习时间。于是我叫学生干听，带领他们完成了“总复习”。

考试成绩公布了，我校的毕业生三十八人中只有一名没考上高中!而且这名同学是智力障碍者，他毕业成绩都没过关。我最关心的数学成绩竟然还稍高于各校的总平均成绩。这一年的招收人数是初中总基数的百分之八十，差的学校只有一半能升学，我的汗水没有白流，三个村的社员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和我及老师们一样高兴。

这时期还有一个故事，有个在初中班学习，后来考上高中的，我曾经教过的大龄高中生。她当时正在复习，准备报考高中中专[ 周桂英，是桂珠姑姑的妹妹。那年她真的考上了，毕业后分配到旗五金供销社当会计，现在做什么不知道了。]时，听到我讲课进度快，准备回母校复习一下初中知识。

我说：“课讲快又不是总复习课，不适合你这个高中复习生听，还是别听了。”她坚持要听一节看看[ 她刚插班时这段没学太好，想补补课。]，我只好同意了。我想，我既不能改变本班进度，也还要叫她多少有点收获。在将要下课前学生课堂练习时，我讲了利用“勾股定理”来判别一组数是否是勾股数的另一种特殊方法。下课后到办公室我问她这个内容，她没答上来，原来她在做课后练习，没注意听。她以为课已经讲完了。

我说：“这两分钟的课我是单给你讲的。”她过意不过去，非叫我再给她讲一遍，于是我在办公桌前给她补讲了这个内容。这成了我们以后见面提起的一个笑谈。

我与毕业班的老师们尽管困难重重，但大家又一次为学校争了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