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纪事】十七，二闯棒槌岛，大闹市政府

十七，二闯棒槌岛，大闹市政府

1，二闯棒槌岛

早在“文化大×命”初期，大连铁道学院便以其格外好斗的“校风”名声在外，两派“革命组织”甚至还闹到北京，逼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几次亲自出面调停他们之间的争斗。后来各地武斗激烈，大连也不例外，铁道学院的造反派更是臭名远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副院长胡起死亡事件。他本是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革命，也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铁路，竟被造反派扔下大楼活活摔死——那事发生在1967年5月14日，是大连铁道学院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后来，随着各届学生陆续毕业离校，校园暂时沉寂。直到工农兵学员入校以后，那种靠拳头棍棒说话的“光荣传统”又死灰复燃，重新得以“发扬光大”。

伟大领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校园不是“广阔天地”，除了抗震救灾或是下乡搞运动，很少有“战天斗地”的机会，所以，我们主要是“与人奋斗”。要么是对上斗，以“反潮流”的精神搞得各级领导头痛心烦;要么是对外斗，无论是“同一战壕”的工人阶级还是社会上寻衅滋事的小流氓，都是摩擦不断;要么是对内斗，不仅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也时常引起规模不等的暴力冲突。

回想在大连铁道学院的那三年，真是“战火纷飞的难忘岁月”。即便是最“温良恭俭让”、最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人，也经常会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各种纷争之中，难以自拔。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1974年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两派学生由于政治观点的对立而擅闯棒槌岛、二是因为有同学在过马路的时候影响戒严被拘留招致全校学员大闹市府，与后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相比，都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首先要说的，是“二闯棒槌岛”。

事情的起因，是铁道学院与相邻的罐头厂因为一块地皮的归属权而引发的矛盾。这场争执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由于领导相对软弱，“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又已离校，铁道学院显得势单力薄;而罐头厂的“工人阶级”底气壮腰杆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硬是强行占地要盖房。无奈之中，学校只有诉诸市里，但市领导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一味要求“双方克制”。如此拖了一年多，罐头厂的“工人阶级”终于忍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悍然组织大批人力突击强建。

可是，“工人阶级”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的铁道学院，已经不是前几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状态了，而是聚集了足有上千名工农兵学员的强大实体，两强相遇，就看谁的能耐更大了。

老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就是那“流水的兵”，三年一过，各自走人，与学校的地皮问题没有丝毫关系。可工农兵学员不是普通的学生，而是肩负“上管改”历史重任的新型“革命小将”，有责任有权力有义务全面参与学校的任何事情。我们的校领导虽然软弱无能，搞政治还是有点路数的，在求助上级无果的情况下，只得向学生会透露消息，以图调动工农兵学员的力量。

学生会的头头们得知情况，自然相当愤慨。学校里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较大的事件，显得相对寂寞了一些，作为政治高手，他们认为这场“对外战斗”正是充分展示铁道学院工农兵学员雄厚实力的好机会。于是，经过精心策划，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行动。

我的日记里有简单的记载。

1975年5月10日，星期六。

在前往棒槌岛“请愿”几乎恰是一年以后的今天，居然又重新前往，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事因是如此：院里有一块计划盖车库的地皮，几年未盖，罐头厂看中了，在那里盖起了厂房，双方为此打了近一年官司。近几天该厂突然组织大量人马，加速修建，想造成“既成事实”。而院党委束手无措，无计可施。于是今天学生会出面，调动汽车，第一批上百余人，前往棒槌岛。就这样我又一次重返旧地。

那里正在召开市里的党组工作会议，这一下铁院可就名声在外了。4辆卡车来往拉人，几乎全院的学生都去了。许多人四处游逛，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目瞪口呆。

中午，市里杨国喜、崔荣汉前来解决问题，几乎遭到“围攻”。派代表谈判了两个小时，市里只同意拆，不同意由我们拆。但下午4点多乘市里特派的及学校自己的汽车(一共10辆，倒也浩浩荡荡)回到学校后，一拥而上，把罐头厂辛辛苦苦奋斗几天竖起来的墙推了个精光。顺便还同二建工人打了一架，双方各伤一名。

真是多事之春。

与一年前少数班级自发形成的“首闯棒槌岛”不同，这次行动由校学生会全面组织领导，全校大部分工农兵学员直接参与。同时，校方领导暗中给予积极支持，派出汽车，负责运送人员——当时学校只有4辆卡车，全部投入行动。有趣的是，据说市里已经得到铁道学院学生打算闹事的消息，特地指示警卫部队严加防范，居然还是被我们“闯关”成功，得以进入禁区。

原来，那段时间棒槌岛正要对宾馆的建筑进行修葺，我们的第一批人员抵达大门的时候，警卫战士看到几辆卡车上的人大都穿着工作服，长幼不等、口音混杂，根本不像上级要求重点提防的“大学生”，还以为是前来施工的建筑工人，一时大意，挥手放行，结果铸成大错。4辆卡车卸下作为先头部队的一百多人，立即返校，迅速运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除了少数自由散漫没有得到消息的人，在校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享受了一次参观棒槌岛的机会。

对于正在棒槌岛参加会议的市领导来说，这无异于一次突然袭击，难免手忙脚乱。直到中午，主管教育工作的杨国喜、崔荣汉才接见铁道学院的“代表”们，双方举行了会谈。

其实，参加会谈的只有学生会的那些领袖人物。棒槌岛原是神秘的政治禁地，往日都是开会或疗养的高级干部才能进入，普通百姓绝对无法涉足。眼下突然得以毫无约束地自由游览，所有同学欢呼雀跃，像放出牢笼的兔子一般漫山遍野胡跑乱蹿去了。这可把那些警卫人员吓坏了，急疯了!要想把数百名满怀好奇四处游逛的男男女女重新聚拢，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后来不得不出动大批人员用喇叭到处喊叫，宣布市里将派车送返的消息，才总算有了一些效果，许多人都是因为担心误车才主动回来的。

庞大的返校车队招摇过市，造成很大影响，足以满足我们那些学生领袖的虚荣心。但是，也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前去凑热闹的人员太多，超出了棒槌岛的接待能力，大家居然未能像上次那样享受一顿免费的丰盛午餐，难免让人扫兴。倒是学校食堂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迎接我们的凯旋归来，所以，车队没有驶进校园，而是直奔食堂而去。

我们的学生食堂在学校的东墙外面，与主校区的校园隔着一条小马路，马路尽头，就是那块有争议的地皮。大批饿着肚子的同学跳下汽车的时候，看到罐头厂建了一半的车间围墙，不禁怒火中烧，索性一拥而上合力推墙。罐头厂和参加修墙的建筑部门“工人阶级”还想负隅顽抗，却根本不是对手，很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出了一口恶气的同学们这才涌进食堂，迫不及待去享用自己的那顿大饼子加烂菜汤了。

校领导借助农兵学员的力量，使这场“战斗”大获全胜，自然相当得意;但是，市里的领导被整得极其被动，自然相当恼怒。相比之下，校领导毕竟是小领导，市里领导才是大领导，小领导跟大领导斗智斗勇，永远没有好果子吃。仅仅几个月后，真正的胜负便得见分晓。

2，七二级毕业

打打闹闹之间，日常的学习与生活还在继续。这学期已经时间过半，许多同学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大学生涯也基本过去了一半。而对于七二级的工农兵学员来说，毕业离校迫在眉睫，他们已经开始人心惶惶了。

按理说，关于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的去向问题，早已有所规定，就是“哪来哪去”。尤其是我们辽宁省朝阳农学院所创造的“朝农经验”，正在全国得到推广，核心的内容就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所以，大部分人的命运在入校的那一天便已经确定了，没什么必要人心惶惶。不过，最近有消息说，“哪来哪去”的对象是来自厂矿企业的工农兵学员;那些来自农村或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则需要重新分配工作，面对毕业，他们难免焦虑。

另外，相比其他高校，铁道学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1975年元旦刚过，四届人大便决定重新恢复铁道部;3月初的时候，中央下发了1975年9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

我们铁道学院早先是隶属于铁道部的，只是在前几年被暂时并入交通部。现在铁道部得以恢复，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划归其麾下呢?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都算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的铁路职工了，那么当初许多来自交通部企业的同学又将何去何从呢?

所以，面临这种情况的同学，也难免为此焦虑。

6月中旬，我们学校领导层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当时我们正在外地“开门办学”呢。我在日记里写道：“回校后发现形势大变。市委工作组于16日进校，原来的军工宣队全部撤离，党委班子停职学习，一切工作由工作组领导，似乎看来要好起来了。”

这次的整顿措施力度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居然把军宣队和工宣队全部撤走了，连党委成员也被全部停职，铁道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变成了市委工作组，那架势和“文革”初期有几分相似。不知这样的巨变是否与铁道部的体制改革有关，也不知是否与上个月冲击棒槌岛的事情有关，难免让人惴惴不安。

不管去向如何，毕业离校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七二级的人们已经开始忙碌着打点行李了。要么抓紧时间四处游览，以留下最后的深刻印象;要么忙于采购，想方设法买些海参蜇头海带紫菜之类的当地特产带回家去。他们运气好，正赶上市里的商场处理“爱国虾”，大家倾囊所尽疯狂抢购，我也买了整整十斤!

在大连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福利”，就是不时会有“爱国物资”积存，需要发动全民分担压力。当时我国经济落后，只能用大量的农副产品和鲜活海鲜偿还“苏修”的债务。据说“苏修”经常刁难中国，借口质量问题拒收整船的物资。大连作为国际码头，是被迫卸货的主要地方。由于缺乏冷藏设备，那些物资必须尽快处理，于是就有了“爱国鱼”、“爱国肉”、“爱国虾”……听上去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其实有时也未必那么幸福。一方面那些“爱国”物资不是白给的，另一方面许多东西不是自己可以决定买还是不买。比如居民们经常被半强制地一下子买回来成百斤“爱国萝卜”、“爱国白菜”之类，吃多了反胃，不吃就烂了，也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

至于对虾之类的高档物资，本来是轮不到普通百姓“爱国”的，“特供部门”早就包圆了。但这年被退回来的对虾数量太多、时间太集中，一时难以处理，才让穷人沾了光。那次的对虾都是足有巴掌长的精品，才6角5分钱一斤，实在太便宜了!问题是它不能久搁，只要一化冻，半天时间就会变质。还是上海的同学点子多，买回来以后，立刻用电炉子煮熟，然后晾成虾干。上海人把虾干叫做“开洋”，其实说的是那种可怜巴巴的小虾米，大概还没人见过我们这么大的“开洋”呢!

“上海经验”立即在全校得到广泛推广。连着几天，宿舍的楼道里都洋溢着浓郁的海鲜味儿。操场上摆满了从宿舍房间里卸下来的纱窗，上面都是摊开来晾晒的对虾，搞得整个宿舍区像是大型水产品加工厂，景象十分壮观。

我们宿舍在晾制虾干之前预留了一些鲜虾，煮了一大锅，大家也痛快地享受一把。我足足吃了一斤多鲜美之极的大对虾，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过瘾的一次。

那些天我很受一些毕业班同学的欢迎，因为我有照相机，许多同学自己买了胶卷，让我当“专职摄影师”。有免费的胶卷练手，也是难得的机会，我当然很乐于为他们服务。有位女同学邀我去劳动公园，整整拍了半天时间。有人还以为我俩有点“特殊关系”呢，其实纯属误会。那是个特别爱“臭美”的姑娘，带了一书包花花绿绿的衣服裙子，摆拍了许多“艺术造型”;大概是因为怕被学校里的人说“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才特地邀我外出单独为她拍照。

我那台破旧的德国相机，本是当年父亲从军时的“战利品”，想必我的许多同学至今还留有用它所拍摄的纪念照呢。其中有些照片，应当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那年七月，劳动公园里面的“五一塔”被拆除了，我在那里给他们所拍的照片，就此成为绝版。我小时候经常去“五一塔”玩，却不知道它原是日本鬼子为在日俄战争中阵亡者修筑的“忠灵塔”。其实像这样的建筑本应作为历史见证保留下来，可惜那时的人们还没有这种意识。好在旅顺的白玉山上还有一座性质相同的“表忠塔”没有拆除，可以教育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耻辱的往事。

这台德国Balda公司的Baldix相机，是我父亲早年从军时的战利品。本来是使用120胶卷的，能拍12张至16张照片;他用铁皮自制了一个卡板，可以使用135的胶卷拍36张照片。他在我10岁时便开始用它教我摄影了。相机虽然破旧，却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

忙碌之中，终于等来了公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

1975年8月30日，星期六。

近几日七二级就要毕业了，半月前就开始毕业教育，那时真弄得他们人心惶惶，施加了很大压力，很迟才出了个机车的安丰，报名到西藏去。倒是七三级出了两条“好汉”，机车的周秀杨，铸造的倪丙武，报名明年去西藏。但是分配方案一揭晓，竟令人喜出望外：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几大城市都有名额，而且几乎所有的名额都是在大城市。当然对于某些北方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南方名额太多，南方人太少，就需要北方人去凑数了。这颇使七三级某些南方人羡慕得馋涎欲滴。但明年又是一本新皇历，谁知命运如何?

对于我来说，连想也不要想，因为今年工厂来的一律不参加分配，分配只限于农村来的。因此我是注定要回陕西，那个生活过近5年的地方。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

1975年9月7日，星期日。

开车的铃声响过，列车长鸣一声，徐徐开动起来，一阵高亢而富有深情的歌声从大喇叭里播送出来，压倒了人们伤心的告别声：“……离别三十年……”广播员真能选唱片，在这告别的时候，挑了这么一张、这么一句。

今天到车站去送一部分七二级的同学，又体会了一次离别之情，居然也有几个女同学热泪交流。想到一年以后我们也将如此奔赴四方，心中不知是什么感情。

两年以前的今天，我正接到领工区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到段上去领取入学通知书。记得很清楚，那是个下雨天，我们正在工区里劈木楔……

一年以后，我就要回到陕西了。不知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倒真希望能回工务段，再到老同事们中间去。

大家相处了两年，许多人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尽管我只是送行的人，而不是离去的人，但分手时的伤感情绪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过了好多天，仍沉浸在惆怅之中。

1975年9月5日，大连铁道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全体成员，欢送72级工农兵学员毕业。可惜时隔多年，其中许多人已经不记得名字了。但他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前排左一李大伟，前二排左二李小平、左三李新心;美工组的成员：后排左一李学、左二王宁，后二排左二是我，左三李松林、左四陈光;后二排右二是我们班的梁明科。

1975年9月27日，星期六。

今天是我26岁生日。也就是说，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过整整25年了。25年!真不算短。按乐观的算法，我的一生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回首以往，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管是苦是乐，是幸运是倒霉，我都经历过。总的来说是丰富多彩的。即使是最大的不幸，终究已成为过去的事，回味起来也能从苦中品出一丝甘甜的味道。

今天开始就是我的第26年了。

“在生活中，还有事情在等着我!可到底是什么呢?要是我能了解就好了，要是我能知道就好了……”

3，一个小插曲

七二级的“毕业分配”，有一点相当明确，那就是“工厂来的一律不参加分配，分配只限于农村来的”。如此皆大欢喜：“工厂来的”仍是“哪来哪去”，原先许多人担心一旦归属铁道部以后会影响分配去向，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农村来的”更是“喜出望外”，因为他们竟没有“哪来哪去”地重新回归农民队伍，而是全部安排到各地的工厂企业工作，从此彻底改变了“成份”;还有来自建设兵团等非工厂企业的人，也同样重新安排了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这实属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呢!

不管去哪儿，总该是上学的时候来一个，毕业的时候走一个才对。七二级毕业生却出了一件稀奇事：上学的时候来的是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走的时候却发展成了一家三口人──不过，多出来的两个“编外人员”属于“校外家属”，与学校没有关系。

这位创造“奇迹”的男生，来自南方某个大城市的某大型企业，据说原先还是厂革委会的成员呢，应算工农兵学员中的佼佼者。临近毕业的时候，突然有女人找上门来，说是已经有了他的孩子，要来讨个“说法”，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

这故事听似惊人，倒也并不复杂。那时老虎滩一带有许多当地人偷偷倒卖海参，也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粮票换。尽管“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多年，对“投机倒把”的打击也日益严厉，但各种民间的地下交易仍是蓬勃发展。我们这位男生居然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海参西施”，继而演变为悄悄同居，最后甚至还有了“爱情结晶”。

我没见过那位女子，据说是个典型的大连姑娘，长得挺漂亮;而我们那位男生个子矮小貌不出众，不知是如何得手的。

按理说这应当是一件不折不扣的丑闻，那小子毕业返厂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让大家关心的倒是那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要是就这样被“陈世美”无端抛弃，让人何等愤愤!不过，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到毕业各奔前程，难得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命运。

几十年后，我与一位同学相聚，他恰好是那男生的同事，聊起往事，才得知了后续的故事。

让人大出意料的是，那小子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而是很负责任地把那母子带回自家，正式成婚。

那年月，结婚容易，迁户口难，没正式户口没粮食关系是很难在城市里生存的，更被说找工作的事儿了。没想到那女子能够不顾面子拉下脸来就在厂子门口卖茶叶蛋，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仅“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收入还超过丈夫，成了家庭经济的“顶梁柱”。

这故事先是以闹剧开场，后来几成悲剧，悄悄地变成喜剧，最后倒成了励志的正剧，真是奇事一桩。

4，大闹市政府

忙忙碌碌闹闹哄哄的1975年过去了。有件事我倒是坚持了全年，那就是游泳。幸亏有方岩和我互相鼓励，否则几次都要半途而废。方岩是车辆七三(1)班的，我们一直相伴去星海公园游泳，每周三次，打算一直游到冬天的。

说来我俩真不容易，每次要挤一个多钟头的有轨电车去星海公园，车上人太多，下车时必定满身大汗，连热身都不必了。游泳相当消耗体力，我们常带一块早餐结余下来的玉米面大饼子当“点心”，饥肠辘辘的时候，那平时难以下咽的东西也显得格外香甜。

夏天游泳好歹还算一种享受，进入冬季以后就几乎成了特殊的体罚。每次下水都得咬牙攥拳狠下决心，必须一口气扑到海里，稍一迟疑就会犹疑退缩了。

经历过冬泳的人应当都有同样的感受，刚入水时的并不觉得冷，而是像跳到滚烫的开水锅里一般，浑身上下都是强烈的烧灼感。我们也游不了多远，一旦觉得后脑勺冰凉、手脚有些麻木，必须赶紧掉头返回，只怕万一动作慢了四肢会失去控制，那可就麻烦了。

12月初，连续寒流。我们遭遇最冷的一天，是零下13℃，下水的滋味实在可怕。此后不得不停了几天。天气稍有好转，我俩决定再去一次。我在日记里写道：

近来气温骤降，星期六(12月6日)游了最后一次泳，算是今年同大海告别吧。那天最低温度零下8至10度，最高温度零下2至4度，北风4至5级，晴。然而太冷，上岸后游泳裤一换下来就冻硬了，倒也有趣。

那天返校时遇到美工组的陈光，听说我们冬泳，很是羡慕，说：下次去叫上我，给你们照张相留作纪念!我们本来已经决定“今年同大海告别”了，经他一鼓励，又去了一次。那是12月31日，陈光为我和方岩在星海公园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精通摄影的方岩有些不满意，说是应当把镜头稍微偏移一点，拍下后面那些穿着棉大衣看热闹的人们，那样才能形成明显的对比，否则看不出来天儿有多冷，会让人以为是夏天呢。

1975年12月31日，我与方岩(左)在大连星海公园冬泳，陈光拍下了这幅照片。看我俩挺舒坦的模样，没人会想到是冬天拍的。

1975年12月31日，星期三，至1976年1月1日。

现已进入新的一年半个小时了，但这篇日记仍算七五年的吧。

又是一年过去了，多么丰富多彩的一年!多么充满意义的一年!唯一遗憾的是，这一年时间我并未很好地抓紧，许多时间白白地浪费了。

往事过去了，就算过去了吧。

将来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新的一年，又是我命运转折的一年，我将面临毕业分配。但是我有信心，在新的转折点上，仍能前进下去。

今天又与方岩前往星海游泳，这才算今年最后一次，1975年同大海的告别!大海啊，同你相会相处，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写下这篇日记，已经是1976年1月1日的凌晨。再有十几天，将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寒假了。没想到，这个学期的最后几天，还有一次大规模的折腾呢!

1976年元月3日，星期六。

昨晚发生一事。我校七五级三名学生在电车站与售票员冲突，遭毒打后又被架上高台，命喊：“我是铁道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打伤了人!”

今天全校激愤。下午工作组召开大会，企图灭火，不料成了动员大会。伤员被抬上台控诉，又扣留电车公司一人做人质。夜7时许电车公司及建委领导来校。

本来傍晚开会时人心冲动，事情可能闹大。但因缺乏组织领导人才，没能发展。夜里李大伟出来，却担当了宋江角色，使大会没有什么结果便散会了。

这件事情很复杂。关于发生“冲突”的原因，便有许多版本。有的说是那三名同学逃票被逮后还态度恶劣，激怒了对方;有的说是工人民兵仇视铁道学院，有意寻衅滋事。但是，公然将工农兵学员毒打后又架上高台示众，还要借机侮辱我们铁道学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可忍”的结果是过于冲动，不仅把充当校领导的工作组整得灰溜溜的，还将电车公司派来调解的干部扣为“人质”。这次事件，无论怎样上纲上线都不为过，如果由原先那些学生会的头头来处理，非闹得鸡飞狗跳不可，说不定还要直上北京闯一把中南海呢!可惜他们早已毕业离校，继任的李大伟性格温良敦厚，本想冷静处理问题，避免由于过激行为造成被动，却被大家斥为“宋江”，实在窝囊——通过批《水浒》，大家把“宋江”作为“投降派”的代名词，这次终于有了一个“活学活用”的机会。

由于前两晚在学生会摄影组的暗房里熬夜洗照片，我十分疲惫，那天下午没有兴趣参加大会，直到晚饭后听说会议还没结束，才去看了一会儿热闹。回宿舍后在日记里发了一顿感慨，就打算睡觉了。谁知道真正的高潮还没开始呢!

1976年元月4日，星期日。

昨天刚写完日记想睡觉(连洗两夜照片，实在疲劳)，突然走廊里又闹了起来、爬起来看了看，是外班同学还在为开会的事而愤愤不平。

回来刚上床，车辆专业的许振国进来，谈了一下今天的事，认为不能就此罢休，全体学员应当行动。他便去叫人来商量。一会儿许多班的同学闻讯赶来，213宿舍第一次如此拥挤。一会儿李大伟、邢国宁等也被叫来，众口纷纭，一致认为这事关系到当前运动，应当严肃对待。讨论了一下措施，以学生会出头，决定明天大造舆论，派几个班的同学去车站张贴标语，一部分人去市委反映情况。下午视电车公司领导回讯再做决定。

昨夜决定后，便分头行动。我负责印刷传单、筹备纸张，直到凌晨一时。睡了一会儿(这期间，许振国、小吴、陈新民等在起草底稿)，早晨5时，叫醒我去印。印完吃饭，然后又印第二张。这时学校门口已经聚集大量学生，群情激愤，步行出发。我们在5楼看到大队出动，连忙印完，乘电车追赶，到同庆街才看到大队如长龙，高呼口号，齐步前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下车后沿途张贴传单，直到火车站无轨电车站。大队人马开始分头讲演，大造舆论，深得民心。这时已经超越昨天的计划和预料：人数达七八百人，举行了游行。此时又突然决定到市委去，便重新整队，前往市委。途经闹市区，仍大力张贴标语。

到市委后，气氛开始下降。市委派一名代表，含糊表态。由于此时人心冲动，难以控制，李大伟又说了一些和稀泥的话，大家一哄而上，进了礼堂，要求见市委领导。此时由于李大伟步步妥协，竟提出返校，居然被哄下了台，让杨洪兴上台。他提出3点要求：①立即成立调查组，并要有工农兵学员参加;②抓紧时间处理;③严惩打人凶手，必须立即拘留。但由于他也提出应当返校，便没有通过。后来召集班长们开会，一致要求见市委领导。李大伟等人便去交涉了。

时间已过中午。一时左右，电车公司领导来到市委，但上楼后就不见了。

二时许，我因三夜未睡，疲饿已极，便溜出到庞为平家吃了一些东西。回来仍无音信。黄金刚等人回校办饭，也无音信，据说工作组不许送饭。众人只有干等。

3时半许，李大伟同市委的代表又返回来，仍是要回校。李大伟说：“今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以回去了!”“现在汽车已来了，散会返校!”

由于饿累，人心浮散，便散会了。但出门一看，并无汽车。此时若有人振臂一呼，肯定群众会仗怒而起，但可惜并无此人。有的人自己走了。

联系了半天汽车。到5时许，才陆续返校。每人都窝了一肚子火，李大伟由此被称为“宋江”。

这篇日记，大约最能揭示许多同学当时的心态，纯粹是为了闹事而闹事!就我而言，本来没有太大的积极性，闹到后来，已经全无兴趣，甚至溜到离市政府不远的庞为平家里蹭了一顿饭。即便如此，我还品头论足大发议论，实在可笑之极!

这次行动，其实与任何崇高的政治目的毫无关系，只是像许多所谓的“群众运动”一样，不过是无聊的闹剧而已。而李大伟他们，则是被群众所绑架，忍辱负重往返交涉，结果还要挨骂，实在冤枉。

尽管我们铁道学院因为这件“轰动社会的大事”又一次扬名天下，具体后果却很可悲：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从此轻易不敢佩戴校徽上街。上次避的是小流氓，这次避的是工人民兵。后者属于“工人阶级”，要权力有权力，要武力有武力，更是惹不起的角色。

至于为何要避小流氓，就时间顺序而言，是此前的故事，放在后面再说。

2006年我重返大连，看到原先的斯大林广场已经改名为人民广场，但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依然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