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试图在当代语境下激活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理论努力，都必须首先重返其最根本的哲学地基，对其中已被庸俗化的核心范畴进行彻底的清洗与重构。

在《何谓辩证唯物主义?》中，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即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绝非任何意义上的实体性表象，既不是原子分子，也不是静态的客观实在。将物质看作如此实体性的理解，实际上是前康德独断论披着唯物主义名字的再生，它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科学实在论，从而致使其无法与精致的观念论或是后现代抗衡。

而真正的“物质”，应当是一种“法则中运动的必然然性”。它回答的不是“世界由什么构成”(What)，而是“世界如何并以何种必然性运动”(How)。它并非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万事万物——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得以存在和变化的那个客观强制性。在《何谓辩证唯物主义?》第四章的论述中，价值规律驱动着商品的运动与资本的增殖，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贯穿于历史的变迁，这些都不是实体，却是比任何实体都更为坚硬和客观的现实，因为它们是支配着一切实体性表象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逻辑。

在此，为了接下来的论证，必须做一个关键的区分，就像区分本体论与一般本体论预设那样，区分“物质”与“物质性”。

物质，是驱动性的、作为矛盾运动内核的必然性法则本身。例如，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而物质性则是这一必然性法则在某一具体场域或实体之上，所呈现出的、可被感知和经验的客观效应、属性与力量。

物质就像“看不见的手”，而物质性是这只手在现实世界中留下的“抓痕”。不理解这一区分，就会将价格的波动误认为经济活动的本质，或将工厂纪律误认为生产关系的全部，从而停留在表象的描述上。

因此，我们便能抛弃对意识形态的纯粹观念性理解。不得不说，阿尔都塞的洞见在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并不存在于飘忽不定的抽象“观念”中，而是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实践及其“唤问”机制之中。

学校、教堂、家庭、媒体等机构并非简单地传播观念，它们自身就是一整套仪式化的、重复性的物质实践。上学、祷告、家庭聚餐、消费广告，这些实践以其物质的强制性，将个体“唤问”为一个特定的、服从于现存秩序的主体。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恰恰就在于保障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通过将个体塑造成适应这套关系的自觉参与者，来维持剥削与统治结构的延续。因此，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就在于其依附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然性，表现为各种机构的仪式化实践及其塑造主体的强制力。

那么，沿着这一路径，我们同样需要论证，各种焦虑、抑郁、倦怠或欲望等心理学现象同样具有深刻的物质性。但这种物质性不在于它们是纯然私人的心理事件，而在于它们依附于“集体性情动”的客观必然性。

传统心理学范畴(如情感、情绪)已被严重个体化和内在化，难以承担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身体体验的理论任务。情感(emotion) 通常被视为一种已经形成的、被个体意识到的、并往往归属于某个主体的心理状态。而情动(affect)，在我们改造后的定义中，指的是前个人的、在身体间流动和交换的力量流。它是一种“社会身体的潜在生命力”，是身体与世界相遇时，其生成能力增强或减弱的原初强度。它不是“我的”悲伤或“你的”快乐，而是一种先于“我”与“你”之区分的、弥漫性的一种力量场。就是这种前个人性与身体间性，使其能够成为社会权力直接作用的界面，而个体心理学现象则可被视为这种社会性情动在具体身体上的“实现形式”或“定在”。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情动的这种“前个人”与“身体间”特性，绝非一个非历史的、生物学或本体论的前提。恰恰相反，这个看似最直接、最前反思的感性领域，本身正是被深厚的社会历史实践所中介和构成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需求，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微观的权力技术，系统地组织和调节着情动的流动与强度。因此，情动的物质性，在根源上与生产力所表现的物质性同一，它们共同归属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法则，只不过，生产力表现为驱动社会形态变革的创造性潜能之法则，而情动则是这一潜能(及其与特定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无数感性身体上的直接实现与承受。它既是社会权力运作的界面，也是宏观历史矛盾在微观生活中的感性显影。

情动(作为物质)，即上述的前个人生命流，它是驱动性的、未被规定的潜能。集体性情动(情动的稳定形态)，即当某种情动(如因经济危机产生的普遍不安全感)在社会身体中持续循环、共振并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凝结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动氛围”。例如，一个时代的“集体焦虑”或一个社群的“革命热情”。它就像是一种客观的“气候”，强制性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身体。而心理学现象(作为物质性的显现)，即个体的心理学现象(情绪、情感、症状)，恰恰是这股集体性情动在穿越每一个单个身体时，所激发出的、独特的“浪花”和“涡旋”，它是普遍性力量在特殊性中的物化。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人看到花枯谢而感到悲伤，这难道不是纯粹私人和偶然的反应吗?

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正是“情动回路”的绝佳例证。这个人之所以会对“凋谢”如此敏感，产生远超事件本身的悲伤，正是因为他早已身处一个由特定文化(如物哀美学)、社会节奏(如内卷下的耗竭感)所塑造的“集体性脆弱情动”之中。这股情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背景，是他的悲伤得以可能的规定性场域。而这一私人事件作为触发器，“花枯谢”这个事件本身是偶然的，但它却偶然地拨动了早已绷紧的“集体情动”的弦。私人事件本身并不产生这些情感能量，它只是激活了早已潜伏在背景中的、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集体性情动。

如果他将这种悲伤外在化(写诗、倾诉、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他的个人“情动”就会因为外在化又汇入并强化了那股集体的脆弱性情动。此时，他的私人体验就完成了从“被集体情动塑造”到“参与塑造集体情动”的完整回路。

因此，不存在真正“私人”的心理学现象。所有心理学现象，要么是被集体性情动所召唤和塑造，要么其因外在化而潜在汇入并影响集体性情动。它是永远处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的“情动回路”之中的。心理学现象的真实性，不在于主观的“内心体验”，而在于其客观效应，也就是说它是否真实地驱动了特定行为(如拼命工作、疯狂购物)，是否真实地损耗了身心(如导致失眠、疾病)，它是社会权力在集体性情动上运作后所留下的具体的感性实现。

那么，为了精确分析上述物质性如何贯穿从宏观结构到微观心理的全部过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必须能够同时处理权力的宏观架构与微观运作，以及欲望的生产与引导，它由两条交织的线索构成：

第一，宏观召唤与微观形塑的辩证统一。统治的维持依赖于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物质性链条。宏观的意识形态召唤通过国家机器将个体安置在符号性位置上(如“你是一名学生”)，而微观的个体形塑机制则通过时间表、空间规划、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定等各种权力技术将这种宏观召唤刻写进个体身体，塑造其姿态、习惯与本能。召唤提供身份，形塑则使身份变得血肉丰满。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没有宏观召唤，微观形塑就失去方向;没有微观形塑，宏观召唤就停留在空洞的符号层面。

第二，欲望的构因与导引系统的运作机制。权力操作要真正生效，就必须深入欲望的动力学领域。在这里，符号性架构为欲望提供基本坐标和叙事，其定义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而欲望的构因对象则驱动主体在这一坐标中永不满足、持续追寻。而这一切运作的质料，恰恰是那个前个人的、充满生机的集体性情动，即身体与世界相遇时那种原初的、创造与毁灭的力量。统治的技艺就在于其通过符号性架构系统性地捕获、引导和定向这股混沌的情动，将其纳入再生产所需的轨道。

这一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分析的二元对立，即要么陷入宏观决定论，将个体视为结构的被动承受者;要么陷入微观经验论，无法将个体体验与更大的社会力量连接。它表明，宏观力量必须通过微观实践才能“实现”，而微观体验总是已经被宏观结构所“中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避免结构主义的僵化，又避免现象学的浅薄。

二

但是，在确立了心理学现象的物质性根植于“集体性情动”之后，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新的且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集体性情动本身是如何被系统地生产和维持的?

统治的首要任务是将宏观的意识形态召唤，刻写进活生生的、感性的身体之中。这个过程不一定必须是通过粗暴的压制完成，在普遍情况下，是通过一套弥散性的微观形塑机制，对个体的身体进行持续地塑造与改造。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持续性的可见性格局。在学校、工厂乃至社交媒体中，个体是被置于一种无形的凝视之下的，这种凝视不是总是来自一个具体的监视者，而更多是一种被内化的、关于“可能被观看”的持续性压力。事实上，就是这种可见性在社会竞争中制造出持续的紧张感，并迫使个体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与调整。

与此同时，一套常态化的划界实践也一样在不断运行，通过考核、评分、排名等技术，系统持续地区分着“正常/不正常”、“优秀/落后”。这不仅仅是对行为的规范，更是对情动本身的定向，将进取心、竞争力塑造为可欲的“健康”的情动，而将倦怠、疏离标记为需要矫正的“病态”症状。这套实践规定着情动这一力量的方向，将混沌的情动导航向对社会秩序(对他们而言的)有用的方向。但更为基础的是检视与档案化的操作，从体检报告到信用评分，从学习成绩到消费记录，个体的生命痕迹被不断转化为可计量、可比较的数据。这个过程其实是实现了双重效果的，因为一方面，它将活生生的人抽象为可知识、可管理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为情动的精准导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数据基础，使得权力能够针对性地调整其导航策略。

通过这些微观机制的持续运作，宏观的权力结构得以在个体身体上获得其物质性的实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内卷”中的普遍焦虑，并非某个人的性格缺陷，而是绩效评估、竞争性排序等微观形塑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系统性产物。这些机制生产出了具有相似特征的“习惯身体”，它们的集合就构成了我们所体验到的集体性情动。因此，集体性情动首先是由无数微观机制在无数个体身体上的实践所生产出来的、具有相似特征的“身体状态”的集合。

然而，仅仅塑造身体习惯依旧是不够的，统治要真正稳固，必须深入到欲望的动力学领域，对前个人的、充满创造与毁灭潜能的情动进行精准引导。

那该如何深入并引导呢?符号性架构作为一个导航图，给混沌的情动赋予了社会认可的形式和方向。意识形态则提供了一套关于欲望与成功的现成坐标，如“财务自由”、“精致生活”、“个人实现”这些符号，就跟在那张导航图上的标记一样，告诉人们哪里是应许之地，哪些道路是值得追寻的。它们使得原本无名的生命冲动有了名称和目的地。但更为关键的是结构性的剩余快感(或者说剩余享乐)的运作机制。这个系统不断地承诺：只要遵循规则，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最终的满足与完满。但是这个承诺却常常被无限期地延迟兑现，导致每一次的成功都指向下一个更大的目标，每一次的满足都伴随着新的匮乏感。这种永恒的“欠缺”与“追寻”本身，恰恰成为了驱动主体进行再生产的核心动力。我们享受的不是满足本身，而是那种永远在接近满足的期待感与紧张感，这便是系统精心维持的“结构性剩余”。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装置的合法化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管理学学等学科的知识，为这套引导系统提供了“科学”。当痛苦被诊断为“抑郁症”，当倦怠被归因为“自律不足”时，此时原本模糊苦难就被纳入了一种可管理且可治疗的范畴中，而这套知识装置不仅解释了世界，更是规定了什么样的情动表达是“理智”的，什么样的又是“失常”的，从而完成了对生命潜能的最后一道符号所捕获，从而赋予其形式，并将其导向特定的处理回路(如心理咨询)。【科学话语以“真理”等名，将某些情动路径合法化，同时又将其他路径污名化。这是规定了情动回路的可能，使其处于一张网络中，这张网络规定了流动的方向。】而当个体的生命潜能又被成功地引导向消费、竞争与服从时，身体所体验到的那些看似“积极”的心理学现象(如“进取心”、“购物快感”、“成就感”等)，其实就是权力成功运作的物质性证明。

这些体验不是虚假的，它们就是真实的身体感受，但它们的这种真实性却恰恰证明了统治技艺的高超，即它不再简单地压制生命，而是将生命的力量引导向有利于系统再生产的方向。此时的心理学现象是适应性的，因为它是被成功导航的情动在个体身上的感性实现，是系统健康运行的晴雨表。

这个从宏观召唤到微观形塑，再到情动引导的完整闭环，构成了一套高效的统治技术：它不是主要依靠外部的暴力强制，而是通过塑造主体的内在世界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仿佛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那欲望的坐标早就被规定好，原本自以为自由规划的追寻的道路早已被非自己的统治所规划。

但是，任何系统都内含其自身的否定的种子，这个看似完美的闭环实际也一样蕴含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当生命的创造性潜能与引导它的僵化架构之间的张力达到临界点时，危机的种子便开始发芽。但这已是下一章需要探讨的内容了。

三

任何统治架构，无论其表面看来多么稳固，都内在地包含着使其解体的种子。前一章描述的“完美闭环”始终受到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的侵蚀，这种侵蚀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是根植于统治结构自身的构成性缺陷。但是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这个裂缝从何而来?它为何必然会产生?

统治的脆弱性首先体现在其意识形态装置的运作本身之中。阿尔都塞曾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但其实也是揭示了这种物质性何以同时是其脆弱性的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强加的、而非自然的。学校、家庭、媒体等机构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与矛盾，家庭可能宣扬利他，而市场则鼓吹竞争(导致利己);学校强调公平，社会却呈现着巨大的不平等。这些矛盾使得意识形态的“唤问”并不是总能顺畅无阻，换言之，它时常是面临失败又或是产生了“错误”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依赖其物质性实践流程的持续性，一旦这些流程被中断，整个唤问机制便会陷入停滞。比如罢，工，就是最典型的物质性对抗，它直接中止了工厂的生产与再生产仪式;罢课也同样打断了学校这台主体塑造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些斗争形式之所以具有威力，正是因为它们攻击的是意识形态得以运行的物质基础本身，我们说的“裂缝”，首先就从这些实践流程的断裂处开始蔓延。

但是，这些经验层面的裂缝之所以可能，其更深层的根源在于符号性架构自身的缺陷。任何看似保证社会意义一致性的符号秩序，其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它内部永远是充满了不一致与断裂。意识形态总是试图掩盖一个根本性的“不可能性”，即系统永远无法完全兑现其承诺。这一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化为结构性的剩余快感的机制。系统承诺，遵循规则(努力工作与积极消费)将带来满足与幸福，但是真正的满足是被无限延迟的，我们被允许享受的，只是那种永远在接近满足的“剩余”状态。这个无法被彻底符号化的“剩余”，就是系统内部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是系统自身运作产生的、却又无法消化的创伤性内核。这就是阶级对抗这一社会根本矛盾在欲望结构中的体现，是统治架构中永恒的裂缝源点。

而这种符号秩序的裂缝，最终必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层面找到其最剧烈的表达形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我们曾在《何谓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论述，危机不是偶然的失调，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的强制性解决方式。在这里，生产力表现为“社会化身体”的创造性潜能，它客观上要求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而生产关系则体现为资本私有的僵死架构，它强制地将生产导向利润最大化这一单一目的。当这两种逻辑的冲突达到临界点时，危机就爆发了，因此它不是两种外部力量的碰撞，而是同一个社会躯体因内在分裂而发生的强制性痉挛(肌肉很强烈的收缩，期间肌肉会有颤动，这时人的意志不能控制)。

这种危机导致了两大核心后果。首先是生存惯性的断裂，失业、贫困、失去住房等等这些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恶化，更是成百上千万人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被连根拔起。那种“努力工作就能生存”的基本确定性被彻底粉碎，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意识形态叙事的彻底破产。“勤劳致富”、“市场万能”、“个人奋斗”等等这些支撑着符号性架构的基本叙事，在危机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其虚构本质也就暴露无遗。

此时，系统的符号秩序(“大他者”)，那个被认为能保证秩序和意义的符号性架构，也就显露出了它一直试图掩盖的真相，即它并不存在，或者至少，它无法提供它所承诺的保障。随着旧导航系统的失灵，个体的心理学现象同样经历了一个质的转变。在系统正常运行时，那些被成功导引的生命潜能表现为“进取心”、“消费快感”等适应性的心理现象，它们是系统健康运行的隐性证明;而在危机中，当生命潜能再也无法被导入旧的轨道时，它们便在个体身上表现为弥漫性的焦虑、倦怠、愤怒与绝望。这些就直观或常识性看来也绝不再是“私人性”的心理困扰，而是获得了全新的物质性维度，它们是社会的结构性张力在身体层面的病态的感性实现。

就像一个无法用个人心理解释的发烧是身体内部感染的病状一样，普遍存在的抑郁和焦虑，就是那“被囚禁的‘未来’”，即社会身体的创造性潜能，在资本的牢笼中躁动不安的感性信号(被囚禁的革命性)。这些病状是无法被旧的符号秩序所解读、所导航的，它们是剩余痛苦，它们是被系统生产出来，却又被其排斥在意义系统之外的否定性的残留物。

这病状性的心理学现象标志着统治闭环已经被其从内部打破。它们既是系统失败的证明，也是新可能性开始的征兆，当旧的导航系统失效，那些从既定轨道中溢出的生命潜能将去往何方?它们会沉沦于宇宙悲观主义的消极，还是能汇聚成一股新的、革命性的集体力量?这已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指向实践领域的开放战场。

四

当统治的裂缝显现时，其病态性痛苦弥漫整个社会，问题也随之而现，这些被旧秩序排斥的剩余能量将通往何方?它们会沉沦为悲观的叹息，还是能汇聚成改造世界的洪流?革命从来都不是危机的自动产物，而是其可能性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现实化。因此与其说革命如何发生，不如说革命性情动如何产生。

普遍存在的焦虑、倦怠与愤怒，作为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病状，本身并不直接构成革命的力量。单纯的痛苦更常导致的反而是消极避世而非积极反抗，如魏晋时期士人在政治黑暗中的玄学清谈消极避世等等。对于革命性情动的产生，应当满足双重物质性条件：

首先，是符号性架构的持续崩溃，旧有的意识形态叙事必须在现实的持续冲击下暴露出其根本的虚构性。人们不仅要在物质上受苦，更要在意识层面清醒地认识到，既有的意义系统和成功范式已经失效。但只是有幻灭是远远不够的，这只会导向消极悲观，因此第二个，也是更具决定性的条件，即是生存条件的深刻危机与替代性集体实践通路的可见性同时存在。当旧的生活难以为继时，必须有一种新的、集体性的组织形式(如工会、苏维埃、互助合作社)，能够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另一种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实践通路，给那些无法被旧系统导航的、躁动不安的集体性情动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出口”和方向。

因此，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主体性层面表现为“被囚禁的‘未来’”与“僵死的‘未来’”之间的斗争。生产力，作为社会身体的创造性潜能，本质是指向一个开放的未来，但就其它自身而言却是处于“半过去”的状况，因而也就是一直处于 现在 中;而生产关系则试图将其囚禁在资本增值这一个僵死的“未来”【对于生产力而言是未来的，但就其总的整体本身来看却是既定好的“过去”】之中。革命性情动就产生于这两种“未来”剧烈碰撞的时刻，并且开放的未来又在现实中找到了它得以展开的集体性身体，即那些能够承载新可能性的组织形式。

不过需要指明的是，暴力革命绝不是阶级斗争唯一的形式，阶级斗争孕育于无数日常的、对情动导航权的争夺之中。这些斗争或许并不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着旧有导航系统的根基。

【日常斗争是在既定“规定性场域”内，对“赋形”结果的争夺。它承认现有的游戏规则，但只是在这个规则下争取更好的条件。例如工人争取福利，消费者争取权益，这些斗争本质上是在资本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讨价还价”。它们确实可能改善特定群体的处境，但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缓解了架构性张力，充当了系统的“安全阀”，成功的日常斗争也就因此往往不是革命的先声，反而可能延缓革命的到来，因为它通过局部的让步修复了系统的部分功能。而革命则是对“规定性场域”本身，即对“赋形权”的争夺，它的目标不是争取游戏分数，而是改写游戏规则，是要推翻价值规律这一根本的“架构性赋形法则”。革命不是日常斗争的量的积累，而是度的转变的决定性尝试，其表现就是质的飞跃，它发生在日常斗争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全面爆发之时，那个“背景引力场”本身开始扭曲和失效时，革命才从一种可能性变为一种现实性】

例如，工人集体争取福利的斗争并成功，就其深层本质而言，远不止是经济利益的博弈，它是一次成功的情动导航权的争夺。在斗争中，原本被资本逻辑导向个人焦虑和原子化竞争的集体性情动【“我(们)是否不够努力?”】，被重新导引向了集体团结与共同抗争的力量感【“我们共同的要求”】。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劳动者从资本的符号性架构中，部分地夺回了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定义权和导引权。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创建替代性生活方式、拒绝内卷、实践互助的尝试，都是这种微观阶级斗争的表现，同样其中是有双重性所在，即一方面，它们可能被系统收编，成为缓解压力的方式;另一方面，它们也在探索新的情动导航模式，为革命性的转化准备着条件。当我们有意识地拒绝将消费作为满足的源泉，当我们探索非功利的人际联结，当我们尝试在资本规定的轨道之外进行创造时，我们都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技术”的实践，即试图从资本手中，夺回我们自身生命潜能的导航权。这些实践就是阶级斗争的立体多方面的体现。

因此，革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一次存在论层面的事件，它不仅仅是破坏，更是建构。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夺取国家机器，而是要推翻资本的价值规律这一“架构性赋形法则”本身，从而为社会的创造性潜能开辟一个全新的、开放的未来。

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具革命的阶级，并不是来源于某种神秘的“阶级意识”的灌输，而是由于其创造性潜能与集体性生存方式的直接同一。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他们最深刻地体验着“社会化身体”与“原子化存在”之间的撕裂。当今“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包括平台零工、临时合同工、服务业非正式雇员等)的普遍化，非但没有削弱这一点，反而以更尖锐的形式展现了这一撕裂，他们同样不占有生产资料，其劳动同样被纳入高度社会化的协作网络(如算法调度、全球供应链)，但其生存状态却因雇佣关系的临时化、保障的缺失与算法的原子化控制而变得极不稳定。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性的不稳定，使他们更直接地掌握着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却更少地被旧的工会组织形式和改良主义幻想所缓冲。因此，在危机中，他们能够最迅速地将那些弥漫的、病态性的个人痛苦，通过自身的集体组织转化为建设新世界的物质力量。

“未来决定过去”，它宣告，不是资本设定的那个僵死的“未来”，而是由自由人联合体所共同筹划的开放未来，将决定我们的创造性潜能(作为“过去”的积淀)以何种形态展开。它是在旧架构瓦解的废墟上，由社会化身体的首要控制者(即无产阶级)亲自执掌架构性赋形权，为所有人的生命潜能，开创那个一直被囚禁、却始终在躁动的真正属于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