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拿巴时代”，重读《雾月十八日》

如果说21世纪二十年代有什么共识，那大概是：曾经被当作“历史终点形态”的西方代议制民主，越来越不像那么回事了。选举还在照常举行，宪法和程序也并未废弃，但西方世界大量普通人觉得自己不再被“代表”。传统政党衰老僵化，社会撕裂却愈演愈烈，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强人政治”借助媒体表演与情绪动员卷土重来——从美国的特朗普，到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再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阿根廷总统米莱，类似风格的政治人物接踵而至：一方面自称“从体制外而来”、代表“真正的人民”，另一方面又擅长与既有权力结构达成某种暧昧交易。在这样的“波拿巴时代”，重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借助这部经典，看清代议制民主失灵背后的社会结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变化。

一、从代议制失灵到“波拿巴时代”

表面上看，今天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仍然正常运行：定期选举、多党竞争、权力分立、独立司法，这些经典元素都还在。但在许多国家，主流左右政党在经济治理上的差异不断收窄，围绕市场化、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形成一种跨党派的长期共识，却都难以有效化解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拉大、福利削减等挑战。对很多被挤出中产阶层的人来说，无论选谁上台，生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这种失望首先表现为对“政党政治”的厌倦。职业化的政党机器更像一个封闭的政治行业，候选人越来越相似，话语越来越专业，却越来越听不懂。与此同时，媒体与社交网络改变了政治沟通方式：政策细节被压缩成口号和情绪包，政治人物的可见度和“表演能力”往往比政策能力更重要。

在这样的土壤上，右翼民粹主义得以生长。它一方面诉诸“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承诺替被遗忘的人出气；另一方面又不断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简化为少数敌人的阴谋。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之所以能赢，不仅因为他“会骂人”“会表演”，更因为传统代议制已经难以把社会矛盾吸纳进可持续的制度博弈。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分析的，正是一种类似的局面：当旧的阶级妥协破裂、各派资产阶级互相拆台，又无法整合下层要求时，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就有可能借助国家机器与舆论表演，扮演“历史英雄”。这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历史逻辑。

二、雾月政变的故事

1848年，巴黎爆发二月革命，七月王朝垮台，法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普选制首次在全国实施，许多人认为，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新政治时代已经到来。然而，革命几乎立刻被六月镇压所改写：为了压制工人起义，资产阶级各派暂时联合起来，用血腥方式终结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登场。

此后，掌握议会的“秩序党”——由大地主、金融寡头和保皇派组成——试图在共和国的形式里引入高度保守的内容：维护财产秩序、限制工人组织、压缩民主空间。但这些上层力量之间并不团结：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分别怀念不同的王朝，各自打着君主制的算盘;共和派又想守住共和体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害怕工人“过于激进”，又不满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这种多重分裂的局面下，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进入视野：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他曾经流亡、失败、并不以才能闻名，真正的政治资产只有一个“拿破仑”的姓氏。但这个姓氏在农民和部分城市下层眼中，意味着“秩序、荣耀和强有力的政府”。对许多厌倦党派争吵的人来说，这种模糊而强烈的象征，比任何具体纲领更有吸引力。

1848年总统选举中，各派资产阶级都以为可以把波拿巴当成一张牌：他既不像激进共和派那样危险，又不像老王朝那样“过时”，似乎可以在维持秩序与安抚下层之间取得平衡。结果，这张“牌”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波拿巴得到广大农民、小业主和城市底层的支持，也得到部分厌恶旧派系争斗的中产阶层的选票。

随后三年，是总统与议会之间你来我往的斗争。议会中的秩序党试图控制总统，把他当作执行本阶级意志的工具;波拿巴则利用全国巡回、媒体宣传和象征政治，不断塑造自己“高于党派”的形象。他在巴黎下层组织起“十二月十日会”这样的私人武装团体，在军队和警察系统中安插亲信，同时借宪法漏洞试探自己的权力边界。

终于在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国民议会、逮捕反对派议员、恢复普选并通过公民投票为政变背书。一年后，法国正式宣布进入“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三世。短短几年，第二共和国在内部撕裂与外部表演的共同作用下，滑向了个人独裁。

三、马克思的分析：阶级斗争、国家自主性与“被想象的政治”

《雾月十八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不是单纯的“伟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讲结构、抹去行动者的抽象分析。马克思在书中同时抓住了三个层次：深层的阶级结构、特定历史阶段的“局势”，以及关键政治人物的具体行动。结构、局势与行动者被压缩在同一事件中，这是这本小册子至今仍富有解释力的原因。

在阶级结构层面，马克思勾勒出一幅“阶级下行图”：从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到秩序党，最后是军队和总统办公室。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党派，总是先利用身后的更下层力量去打击前一位竞争者，然后又在新的斗争中被抛弃。革命看似在前进，实际上沿着阶级革命性的递减路径向后倒退——最终落到一个既不代表任何稳定阶级、又能凭借象征力量攫取国家机器的个人手中。

在局势层面，马克思特别强调几个条件：资本主义仍不够发达，资产阶级各派高度分裂，没有哪个派别有能力在宪法框架内稳定统治;农民人口占多数、政治上分散，却保留着对“强国家”的想象;工人阶级在六月惨败后被血腥镇压，失去公开政治发言的空间。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让政变成为可能的局势”，而非任何人的个人意志就能随意创造的舞台。

在行动者层面，马克思既不把波拿巴神化为“历史英雄”，也不把他视作完全可有可无的齿轮。恰恰相反，他把这位政变主角写成一个滑稽而危险的角色：既笨拙又狡猾，既缺乏远见又善于利用别人的恐惧。他看上去像一个“流氓无产者的首领”：没有稳定产业、靠投机和寄生过活，却异常敏感于各个阶级之间的缝隙。正是这种“无固定立场”的特点，使他得以在不同阶级之间游走、拆解旧的联盟，并借国家机器攫取超出自己社会基础的权力。

更深一层的洞见，在于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的“想象性”的分析。议会中的各个党派，看似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但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却经常出现“立宪派反对宪法、革命派维护立宪”的荒诞景象。政党所宣称的理念与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系统性的错位：共和派打着自由旗号实施残酷的经济政策;保皇党在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巩固自己的特权;山岳党一边高喊人民主权，一边在关键时刻退缩。议会政治呈现出来的，不是各阶级利益直截了当的对峙，而是一系列经过想象性重组、不断变形的“政治立场”。

这种“被想象的政治”，正好为波拿巴这样的角色腾出空间。他并不真正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党派，却能用模糊的“人民”“秩序”“祖国”之类的符号，把彼此分裂的群体拼接成一个新的支持联盟;他一方面依赖大资本和官僚机器，一方面又不断假装站在“体制外”，以此掩盖资本逻辑在背后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四、我们身处怎样的“波拿巴时代”？

将19世纪的法国与21世纪的美国或欧洲简单对号入座，当然是危险的。但《雾月十八日》的几个关键洞见，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民主困局。

第一，民主危机的实质是代议机制内部的代表关系被掏空，难以把真实的社会矛盾转译成可谈判的政治协调机制。从形式上看，第二共和国有宪法、有普选、有议会，甚至还有相当自由的报刊;今天的许多国家也一样，制度程序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中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重组，而原有政党和代表机制不仅跟不上这种变化，反而在许多关键维度上与之发生了结构性错位。法国资产阶级内部分裂严重、无法形成稳定的统治联盟;农民被分散在乡村、缺乏组织，却被某个姓氏轻易动员;工人阶级在镇压后退回工厂与贫民区，只能以零碎的方式表达不满。

今天，我们同样看到类似现象：传统工人阶级被去工业化和外包撕裂，转向零工和不稳定就业;以城市专业中产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卖点的“左翼”政党，越来越缺乏与底层的日常联系；许多被抛出主流市场的群体，则在社交网络和阴谋论叙事中寻找“被承认的感觉”。在这种代表关系严重错位的情形下，一个“体制外强人”就有机会宣称：我一个人，才真正代表了被羞辱的多数。

第二，强人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现存秩序内部矛盾的产物。波拿巴的上台，不是法国人“集体发疯”，而是在各派资产阶级互相消耗、国家机器与议会分裂、社会基层被原子化之后，一种“不得不有个强人”的结果。他一开始甚至不过是上层派系推出来的一个折衷人选，是秩序党用来压制民主派和工人的工具。只是在斗争过程中，工具变成了主人。

这一点提醒我们：观察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时，比起对个人品格的道德谴责，更重要的是追问：是什么让既有统治阶层失去整合社会的能力？是什么让大量民众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冒险家身上，也不再相信制度性的渐进改革？如果不触及这些结构性问题，仅仅寄望于“下次选一个更好的人”，往往只能一次次把舞台让给新的“波拿巴”。

第三，“反精英”的名义可以遮蔽社会的真实裂缝。在波拿巴的宣传中，“人民”似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农民、小业主、城市贫民、甚至部分工人，都被想象成反对“腐败议会”和“无能精英”的一方。然而在社会现实中，这些群体彼此之间在生活条件、利益诉求乃至文化价值上，差异巨大，甚至互有冲突。所谓“人民”，只是一种通过符号与情绪临时拼接起来的政治主体。

当代很多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往往意味着某种特定身份的组合——某种肤色、性别、地域、生活方式——而排除了移民、城市少数群体、福利依赖者等“非人民”。这种把社会复杂性压扁成道德二元对立的政治方式，极大削弱了社会自我组织和谈判的能力，使得公共政策不得不服从短期情绪。

第四，当国家以“超然中立”的面目出现时，往往意味着行政权力的膨胀。在《雾月十八日》中，波拿巴不断宣称自己“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服从任何派系”，他只代表“法国整体的利益”。但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这种“超然”，实际上是官僚机器、军队和警察系统空前集中的表现——国家从社会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统治的力量，而非公共事务的组织者。

今天，即便在形式民主之下，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趋势：安全理由下的紧急状态、技术官僚机构的扩张、算法和专家委员会对公共决策的日益主导。公民在投票之外对政治的实际影响缩小了，政治越来越像少数专业人士与行政精英的事情。这正是“波拿巴主义”反复出现的社会土壤。

结语

今天看“西方民主危机”，很容易只看到几个抢眼的“强人”。《雾月十八日》提醒我们，理解代议制民主的问题，不能停在这种行动者的层面上。一个强人之所以可以当选、可以挟民意与国家机器自重，背后必然有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社会分化、阶级断裂、代表机制失效，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拉大。

因此，与其聚焦于某几个政治人物，不如学会从社会与阶级的角度去读懂这些政治现象：哪些群体在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传统政党为何再也整合不起分散的利益?国家为何在安全与监管上日益强势，却在就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显得无力?只有把“强人政治”还原到这样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中，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当下的“波拿巴时代”。

最后碎碎念两句。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将《雾月十八日》当作理解现代政治的一部“原理书”，将其理解为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并置的“政治学批判”。因此，今天我们重读这本书，绝不应该仅仅是从中寻章摘句去佐证某些“唯物史观一般原理”，而应该深入理解其政治分析的独到方法，以及对理解今天资本主义政治的深刻洞见。缺少问题意识的经典阐释，最终会把《雾月十八日》变成一部可以安全援引的“理论范本”，而不是一部迫使我们在当下矛盾面前重新发问、重新思考政治的文本。

参考文献：

Riley, D. (2017). American Brumaire?New Left Review, 103, 21–32.

夏莹,邢冰.被想象的“政治”与被革命化的“社会”——当代视域下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再阐释[J].天津社会科学,2021,(03):26-33.

应星.事件社会学脉络下的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释[J].社会学研究,2017,32(0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