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毛主席，一个是著作等身的文坛巨匠，一个是人民永远的导师。两人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堪称知己和同志。他们两人离世之后，都遭到了肆无忌惮的造谣式污蔑，郭沫若直接被流言塑造成了一个好色的、谄媚权力的无耻文人。说到底，诋毁郭沫若，为的还是抹黑毛主席。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郭沫若与毛主席那非同一般的情谊。

郭沫若是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过程中，经过认真思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在文坛已经享有盛誉的他，自此一生坚定不移。正是因为共同的追求，郭沫若与瞿秋白成为至交，在瞿的推荐下，1926年，郭沫若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日，郭沫若到林伯渠家里拜访，没见到林，却与毛主席不期而遇。

郭沫若对这初次碰面记忆犹新：“太史公对于留候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主席(毛泽东)亦然。人字行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这期间，毛主席主持广州农讲所的工作，曾多次邀请郭沫若讲课。毛主席是党内最早意识到蒋介石反动性，并提出较为正确主张的少数人之一。北伐节节胜利之际，两人再次相会于武昌。

备受蒋介石青睐的郭沫若很快察觉到问题，写下那篇著名的讨蒋檄文，紧接着就是四一二。郭沫若参与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毛主席则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了新的道路。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毅然回国。在文艺战线上、在宣传方面，郭沫若用他那过人的才华和巨大的影响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郭沫若的父亲去世，毛主席送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生，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可谓悼父赞子。

为鼓舞民众抗日，郭沫若创作了《虎符》《棠棣之死》《屈原》等历史剧，还将《虎符》托人带给毛主席。毛主席回信：“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引发文艺界的广泛讨论。郭沫若对此高度评价，说“凡事有经有权”。据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

更为难得的是，郭沫若把《讲话》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说：“一切为了人民。这个观点虽然比较容易获得，但要使这观念形象化，使自己的认识移诸实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很知道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就呼喊着人民文艺的创造，但积习难除，一拿起笔来，总是要忸怩作态的”。

1943年，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认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这篇文章搞的就是影射史学。郭沫若则写出《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有力回击。“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这一问题摆到人们面前。毛主席对“三百年祭”击节赞赏，给郭沫若写信：“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对“三百年祭“的重视，这和毛主席后来提到的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一脉相承;我们还可以看到毛主席对郭沫若的那种惺惺相惜之感。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在机场看到毛主席没有手表，不太方便，就把自己戴着的欧米茄表摘下来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欣然接受。毛主席格外珍视这块手表，经过多次修理，一直戴到自己离世。《沁园春·雪》发表后，轰动山城，那些御用文人，对毛主席肆意污蔑，郭沫若则撰文《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进行驳斥，盛赞《沁园春·雪》“气度雍容格调高”，并填写两首和词。其中一首和词有这么一段：“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灵力尽雕。堪笑甚，学狙jū公茅赋，四暮三朝。”这真是投向文坛的利剑啊!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与毛主席的诗词唱和就更频繁了。1957年，郭沫若写《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分别唱和毛主席的《念奴娇·昆仑》《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1959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先后写下《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并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提出自己修改意见之后，毛主席又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两人的唱和，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了。

此外，1957年到1968年之间，郭沫若共写了20余篇赏析毛主席诗词的文章，还回复了许多就毛主席诗词进行请教的读者信件，为毛主席诗词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值得一说的是，毛主席虽然爱读《十批判书》，但并不太赞同其中的观点，1968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3年8月，毛主席作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即便是批评，地位超然的他，依然是“呈”，依然是“郭老”，诗中用词，“劝君”，语气和缓，“要商量”，更不以势压人。两人之情谊可见一斑。1976年，毛主席离世，郭沫若悲情赋诗：“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旰食霄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

两年后，一代文豪郭沫若也离开了我们。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对两人的肆意诋毁，各种流言开始浮出水面。通观毛主席与郭沫若的交往过程，两人堪称战友、同志、知己。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对毛主席恨之入骨的小人们，自然也不会放过郭沫若，抹黑郭沫若正为了抹黑毛主席。这正是那些卑鄙小人的险恶用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