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理论范畴的定位，而在于逻辑起点的重置。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作为理论根基，古典经济学则只是对财富、商品等抽象概念的表层解读。

其中的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学术路径分歧，而是源于哲学理念的不同认知，他们的哲学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理解马克思的世界观，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

一、哲学根基的分野：从抽象人到实践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一脉相承，尤其离不开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启发与扬弃。古典哲学完成的“人本转向”，打破了抽象形而上学的局限，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中提出“实践的人”——人的本质并非孤立的抽象存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具象化。

古典经济学的根基都是抽象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亚当·斯密以“普遍丰裕的理想世界”为假设，将人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然倾向;大卫·李嘉图虽将阶级对立纳入研究，却将这种对立视为“自然规律”，而非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他们都剥离了人的社会属性与历史属性，将经济主体简化为追逐利益的孤立个体，理论起点从根本上偏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

二、理论起点的革命：从概念预设到实践生成

古典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是将经济活动中的次生概念作为理论原点。斯密以“分工”为起点构建财富理论，李嘉图以“价值”为核心阐释经济规律，他们共同的缺陷是，将财富、商品、价值等在实践中生成的范畴，当作先天固定的逻辑前提，既不考察产生的历史条件，也不探究背后的人与人关系。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理论的片面性。比如，红色这个概念从开始就是主客体互动的感知结果，却往往被当作脱离人的纯客观存在，反而将感知主体的人置于被动地位。商品、经济、价值等经济领域的核心范畴，同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古典经济学却陷入了类似的认知误区。

马克思的革命性突破，在于将理论起点回归人的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商品绝非先天存在的“物”，而是劳动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直接同一，人们为满足自身需求而生产，劳动产品仅具有使用价值;只有当劳动产品出现富余，人与人之间产生交换需求时，商品才得以生成。这意味着商品的本质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对象化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与人交换关系的承载者。从“实践生成”而非“概念预设”出发，马克思彻底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困局，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本质。

三、研究对象的深化：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始终围绕“物”展开，斯密关注财富的增长，李嘉图聚焦价值的决定，他们分析的核心是商品的数量关系与交换比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斯密在《国富论》中虽提及工人、资本家与地主的角色，却将他们的关系简化为“讨价还价”的市场关系，刻意回避了阶级剥削的现实;李嘉图虽承认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却将其归因于资源稀缺，而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平等。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研究，使其无法触及经济活动的本质。

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他将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并非要割裂与其他关系的联系，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商品交换表面是物的交换，实质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表面是物的属性，实质是“社会劳动的历史形式”。这种“透过物看关系”的研究方法，使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分析，成为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工具。

四、辩证逻辑的贯穿：从静态平衡到动态矛盾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静态平衡的假设上，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李嘉图虽承认矛盾却将其固化为自然规律。马克思则以辩证法为工具，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动态矛盾运动，这种矛盾的核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的经济联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上层建筑则由生产关系决定并反作用于它，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商品经济出现前，生产力低下导致生产与消费直接同一，矛盾处于潜在状态;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交换与分配环节，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逐渐显现。当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激化，交换与分配的失调便会导致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结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永恒化、自然化，必然成为符合旧形而上学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则将经济范畴置于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揭示了商品、资本、价值的历史暂时性，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更高级社会形态取代的规律。从“抽象人”到“实践人”，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从“静态平衡”到“动态矛盾”，这种理论革命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更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正是其跨越时代的思想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