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他创立的理论大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能引起人们争论的理论之一。不过就像19世纪的各国君主政府和共和政府都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势力一样，在马克思去世后并不漫长的一段时间后，马克思的理论就已经被各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至于这些党派后来是如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本文不打算超越列宁的论断）。马克思的理论如果只是一种宗派，那么绝不可能在各个工人阶级的党派中引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响应。就像马克思本人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中国台湾的一位学者曾经在他写作的《〈资本论〉的读法》一书的引言中，描述他生活的地区如何敌视马克思的学说：“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将马克思和《资本论》视为‘大毒草’，绝对不许碰、不能读的台湾社会。”（杨照，《〈资本论〉的读法》，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在了解这位学者如何解读《资本论》，我也了解到了他生活的地区是如何从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经济史观”“阶级斗争”……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进行“批评”的。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但遗憾的是，整个中文互联网上煞有其事的批评既没有尊重马克思的原本，也不尊重马克思的原意。这种批评与其说是批评者们想象中的“直击要害”，不如说这是坐井观天。自信有能力批判马克思博士的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的意见会像飞石一样打起一片水花，但事实却总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比这些批判者们意见的寿命至少要更长。一些对于马克思的批评绝对不是毫无代表性的，笔者接下来将对这些自认为有能力批判马克思的批判进行批判。

（一）论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这种观点背后的动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把阶级斗争理解为马克思对政治观点的全部，一种是力图把马克思解读成一个偏激而鼓吹暴力的阴谋家。事实上，马克思不主张他对阶级斗争的专利权：在马克思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所力图证明的，不过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事实上，马克思的反对者们比马克思更善于使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对付人民群众。认为阶级斗争在历史上毫无根据、阶级斗争不具有必然性的说法恰恰才是毫无根据的。从西方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到中国和德国的农民战争，再到砸毁资产阶级生产机器的卢德运动和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1848年六月起义与巴黎公社革命——难道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身不能说明阶级斗争的存在吗？难道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都像阴谋论者鼓吹的那样，背后站着马克思博士的幽灵吗？恐怕今天的地球上，只有个别生活在桃花源中，既不知道什么是私有制也不知道什么是奴役的部落才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由于人类社会中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因此人类社会才分化为对立的两个集团：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个集团的对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是奴隶的所有者和奴隶的对立、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对立，在近代是资本家和工人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一部分把马克思和阶级斗争绑定的人似乎忘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地主阶级以及与地主阶级利益十分接近的大资产阶级都曾是革命派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的专政对象，他们用断头台、刺刀和限价法案打击一切胆敢阻挠革命的阶级，可见阶级斗争曾经也是资产阶级所认可的。但是，几乎每次资产阶级联合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结束后，资产阶级总是要面对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就连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动力也趋于消失了。这一点在历史上的德国和俄国尤为明显，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面对本国工人的斗争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曾经反对的专制国家乞求帮助。

（二）论对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批评

如果人们认为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变更像等待生物进化依赖于自然规律那样依赖于社会环境，那么简直是大错特错，这一点不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只要阅读一般的世界历史著作就可以做到了：美国从脱离英国统治再到废除南方的奴隶制，都是依靠暴力手段实现的。如果认为马克思本人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缺乏依据”“不符合事实”，那么批评者至少应该知道马克思经历和了解过哪些社会：在马克思出生的时代，德国土地贵族的权势仍然不可一世，在马克思流亡于英国后，他接触了当时地球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马克思就经历了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社会中的生活。从马克思早年所受到的教育和他的写作来看，至少在学生时代马克思就了解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也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马克思当然也能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在他的中年和晚年，他又对东方的中国、印度、俄国的社会历史进行了考察。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当然也不是他个人的成果，这一点从他所摘录的古代社会史笔记等材料就能看出。几乎一切历史著作也都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变革——谁能够说罗马帝国和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样的国家呢？谁能够说神圣罗马帝国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奥地利帝国或奥匈帝国是一样的国家呢？

如果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有什么不满意，大概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所有对于马克思的攻击根本上不过是因为马克思敢于否定资本主义，并且他的理论真的震撼了资本主义而已。

（三）论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批评者们自己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自己一会儿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试图以暴力变革一切社会制度的学说，是一种主观理论；一会儿认为“唯物史观是经济史观”，是不相信人的意志、迷信经济和制度的。

“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列宁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道。

但是，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观性”的批评，是被更加“客观”的理论和方法取代了呢？还是被一种非科学因素比唯物史观多出几倍的理论所取代了呢？答案是都没有。任何试图推翻和超越马克思学说的尝试，最终都滑向了马克思本人致力于反对的社会制度和它所产生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中的范畴：阶级、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哪一个不是现实中存在于各个国家中的呢？难道对于人类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分析的理论，居然不比哪些将历史视为为英雄人物主导的历程，将某种统治阶级施舍的善心当作历史进步根源的学说，将人们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只是认为由抽象的人性所支配的学说更加进步、更加科学吗？有些人在穷人“过剩”和穷人中的危险因素威胁到自己生活时就公开地宣扬马尔萨斯那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的人口论，又在可支配的劳动力肉眼可见不足时假惺惺地鼓吹人们去为了生育而结合。在他们看来，拒绝为雇佣劳动和特权提供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劳动力，比雇佣劳动和特权更加罪恶。

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史观的人更是庸俗地把人看作必然性和规律的奴隶。这个观点和论调同米海洛夫斯基基本别无二致，米海洛夫斯基不过认为活动家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当然，这种片面切割马克思学说的行为页导致米海洛夫斯基和他的精神后裔无法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认为群众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时也并不反对英雄和领袖的重要作用。“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页)

有些人似乎认为马克思否认道德、科技、脑力（也就是人）的作用，但他们甚至不懂得科技和科技的应用本身也在生产力的生产工具范畴中。而且马克思不光比一切社会历史学者都能够把握生产力的作用，还看到了不应该抽象地寄希望于生产力的发展能解决一切问题——生产力是否发展和生产力是否为人民所有是同样重要的。

（四）论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批评

“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请不要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格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经济学家们指责马克思忽略了资产者的投资风险、基础建设、行政管理的贡献（！！！）这样似乎就能把马克思从一个批判者变成仇富者。资产阶级能够理解对古代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批判，但确实不能够理解对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批判。

撇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撇开恩格斯事实上就曾经是一个以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撇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哪些从事他们著作出版和翻译的人和知识分子们（这些人难道也是无产者吗？），将这两位家门几乎来者不拒的人扭曲为偏激的仇富者也不能说明——自己的财富除了符合资产阶级的人性以外还符合哪一条规律。甚至《圣经》也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要困难。而现在，神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传媒学、文学等一切理论都是在想办法美化富人，为富人上天堂作辩护！马克思本人也指出，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孕育在旧的社会形态之中，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忽略了土地所有者的投资风险（比如土地肥力退化或是被农民暴动杀死）、基础建设（比如水渠和磨坊）和行政管理（比如凭借某个神权或王权承认的废纸去合法抢劫农民和市民），那么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如果没有更进步的阶级对以往社会中文明（物质和精神生产的进步）的继承和对“不文明”（某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所有制以及这个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局限，比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和殉葬，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的克服——这种克服往往表现为暴力变革某个社会制度，那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更何况资产阶级从事这些活动也不是为了什么社会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就像资产阶级曾经嘲笑无产阶级生活环境的恶劣，但当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瘟疫蔓延到资产阶级中间去时，他们也不得不开始关心无产阶级的卫生问题。公共危机至少在这一点上多少还是一视同仁的。

历史证明最符合社会利益的事情就是让不劳而获的一切阶级以及他们造成的祸害彻底消失。

不过，难道资本家的破产是由于工人不体谅雇主为利润进行的“投资风险”、为更有效剥夺劳动者从事的“行政管理”、为更有效交换掠夺成果建设的“基础设施”吗？连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斯密都承认，投资者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资本家竞争失败不过是“自然淘汰”的结果。

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比资本家承认工人向自己出卖的劳动力负担着更大的风险。工人只是在工资议题上就受到着资本家绝对的支配——因为工人没有土地，没有资本，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工人由于经济发展获得的收益很快就会被资本家以物价和房租的形式再次收回。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赢利而苦恼。不是资本家给了工人被雇佣即被剥削的机会，是只有让个体劳动者变成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才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工人阶级每时每刻都受到着生活条件降低、丧失谋生手段、失去出卖劳动力资格的风险。因此，比资本家更容易破产的、自己负担劳动但又不剥削别人的小私有者去应和资本家卖惨的声浪是愚蠢的。

包括监督和指挥在内的资本家的管理，并非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存在并且都始终不可代替。资本所有权和资本使用权进的分离已经让资本家成为了单纯的食利者，成为了生产之外多余的人。就算是监管和组织生产，大多数也是经理和监工的功劳。与其说这种管理功能是资本家的付出，不如说是资本增值必然的要求。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不过是执行自己本质的意志，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资本家队伍。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特别是研究如何支配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对立的时代，资本家辩称自己也有劳动付出的行为只是让工人明确找到了发泄对象而已。

马克思特别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的形成，精神能力和科学逐渐和劳动分离开来，成为资本家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和劳动者互相对立了。物质生产过程所需的精神能力成为支配劳动者的能力，和劳动者相对立了。可是，有人却将资本家劫夺来的“精神能力”、“科学”所转化的资本说成是资本家也在从事“间接劳动”，而且和工人的“直接劳动”一样，还说什么“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家这种“经营管理作用将愈益重要”!把工资看成资本家对工人的预付。把利润看成“风险”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荒谬观点。

人有杀人和掠夺的能力，但杀人和掠夺能力的应用以及这种能力应用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不能被视为劳动。因此，一切从事非法或合法（归根结底由财产关系决定的法）掠夺的群体当然也不是劳动者。

勤劳能够致富吗？或者说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雇佣劳动创造的不是工人的财富，而是资本即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只有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劳动才成为财富的源泉。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分裂为占有者和生产者两个阶级。因此撇开所有制问题讨论劳动是否能够致富没有任何意义。

哥达纲领避开劳动的物质条件和占有形式，空谈“劳动”，这等于说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单凭自己的劳动就可以创造出财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说法，因为它抹煞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给劳动加上超自然的创造力，就掩盖了资本家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事实。正是由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才使得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剥削阶级社会中都不得不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做奴隶。

（五）结语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哲学，只要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仍然是有效的，而当它们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还没有被超越时，它们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他接着说道，马克思主义所表现的那些历史因素直到目前尚未被超越，因此，现在企图超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是根本办不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不过是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陈腐思想上去；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只可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重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或者是重复马克思早已阐述过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特别要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逻辑、方法、立场，而不是满足于背诵一些现成的结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教条主义不光会导致左倾的冒进主义，也会导致考茨基式的修正主义——因为考茨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上，这种拘束于具体言论的立场很快让考茨基从一个颇负盛名的领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物，让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都成了被革命甩在后面的存在。至于裁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从中找出为自己卑劣目的辩护的个别词句而忽略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能够带来多么恶劣的后果，这一点是伯恩施坦向后人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