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作者及其局限性

曹雪芹(1715-1763年?)的生活和创作时期主要是在18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清康熙朝的末期经雍正一朝，至乾隆朝的早期，正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是在封建末世，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充满着矛盾的时期。曹雪芹是满州正白旗包衣人。所谓包衣人，就是皇帝的家奴。他的祖上累代袭官。从曾祖到父辈，曹家任江宁织造达六十余年。曹家全盛于康熙年间。随着雍正上台，曹家作为康熙的亲信被牵入宫廷斗争，经过两次抄家，也就彻底地败落了。曹雪芹的家庭和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通。江宁织造品位不高，但是颇有权势。它同皇帝(康熙)保持密切的联系。从目前留存下来的史料看，它除了担负经济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向皇帝“密折”报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以及风俗、市价、气象等各种情况。它是皇帝直接派驻江南的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它来往于地主阶级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地主阶级的最高决策活动。这种状况保证了曹雪芹有自小涉猎古代文化的机会，而且使他可以充分地了解地主阶级是怎样在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农民阶级的基础上过着腐朽寄生的生活，地主阶级内部又是怎样到处充满了不和和争斗。曹家的起伏始终是反映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枚晴雨表。它的兴衰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着衰败中的封建制度的某些根本特点。晚年生活的困顿，同下层农民及手工业者的交往又使得曹雪芹关于地主阶级衰败命运的丰富的感性知识，能够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处在这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经历了家世的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生活领域有所扩大，使他看到了那个社会的种种矛盾，看到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趋势。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变化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熏陶着曹雪芹，他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又使他的创作置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这一切社会矛盾，就是曹雪芹世界观的矛盾的基础，并且在《红楼梦》里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的作者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的现实描绘了精确的图画。曹雪芹以锋利的笔触，暴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对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和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对封建皇权、地主政权、封建科举制度、封建婚姻制度及其它封建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及封建宗法伦理道德的腐朽性、虚伪性，都“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他的揭露是相当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封建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比较广泛的揭露。他的描写是这样的精确，使我们甚至从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如乌庄头那张“交租单”)所认识到的东西比从当时官方的所谓历史学家那里了解到的东西还要具体、真实。他的揭露是这样的深刻，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秘密:以“礼”吃人、以“势”吃人、以“理”吃人。他对封建统治者是极为憎恶的，而对“大观园”中的奴隶们则表现了同情和关怀。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可以知道，曹雪芹在他的家世衰败后，不仅讨厌与“阔人”“纨裤者”周旋，也曾较广泛地接触过下层人民。在自己生活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还资助过盲人、瘸子和孤苦伶仃的老妇人。他批判旧世界的精神是这样的勇敢，竟使他的朋友都为之惊叹:“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然而，我们也看到，处在李自成--太平天国两次农民起义运动高潮中间的曹雪芹，并不想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摧毁旧世界，去发现新世界。骂那个旧世界，并非要打倒它，倒是要它好。曹雪芹是想补封建制度这个“天”的。曹雪芹的批判精神，同农民革命运动的批判精神，在阶级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他在揭露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时，就常常表现出同情的、悲凉的、婉惜的情绪。在暴露封建社会大量吃人的现象时，又给它蒙上一层“天命论”、“宿命论”的迷雾。《红楼梦》中那些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也正是作者对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方式还割舍不断，甚至还有所留恋、追忆的反映。在“飞鸟各投林”这支曲子里，虽然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但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浓厚的宿命论和颓废的伤感情调。所有这一切，表明作者在政治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背叛贵族地主阶级，并没有割断同旧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上这些矛盾，较明显地反映在他所着力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在塑造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正面典型时，虽然主要地表现了作者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却又不时地散发出那令人作呕的封建意识。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总要表现作者的政治立场，反映作者的社会理想。就曹雪芹而言，他的社会理想，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宝、黛这两个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如贾宝玉鄙弃封建等级制、同情奴婢的命运，对“男尊女卑”的抨击，以及他发出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叹，幻想人与人的关系能“得自然之趣”，平等相处，这些都寄寓了作者的“平等”思想。宝、黛对功名利禄、科举考试的反对，不走“忠臣”、“孝女”的道路，不愿受封建礼教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也体现了作者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民主思想。宝、黛反对“金玉良缘”，要求在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共同基础上结合。这些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思想与封建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在这两个正面典型人物身上，却也暴露了对剥削阶级寄生生活的严重的依赖性，对“三纲五常”的明显的妥协性，以至没落贵族公子小姐所特有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悲观颓废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情调，等等。这一切正是作者头脑中旧思想的反映。事实上，曹雪芹不可能使他的正面典型人物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作更彻底的背叛和决裂;他所描绘的社会理想也必然显得软弱无力、朦胧不清。

从《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曹雪芹的世界观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他对封建制度-“天”的态度上。曹雪芹是想“补天”的。但他在开篇就借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发出了“无才可去补苍天”的叹息。想“补天”而又“无才去补”，主观愿望同封建末世这个客观形势不符，这也加深了曹雪芹世界观中的矛盾：一方面，曹雪芹看到这个“天”要坍塌了，却又怕它坍塌;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斗争又使他意识到“补天”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实地集中全力去描写它坍塌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他借秦可卿的幽灵叮嘱王熙凤早思“退步”，为尚未破败的贵族之家“筹画”“常远保全”，流露了对自己出身的那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同情;另一方面，亲自经历过的那封建末世的衰败局面，又促使他只能对这些贵族们的腐朽、没落进行辛辣的嘲讽，无情的鞭挞。一方面，他虚构了由女神主宰的“太虚幻境”，而这个“幻境”的“警幻仙姑”却叮嘱贾宝玉须“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成为“补天”之才;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斗争却使他只能全力去描绘贾宝玉的“痴顽”、“乖张” “不可挽回”。.....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的，曹雪芹打破了文艺创作中“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把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如实地反映出来。他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对自己的创作便作了这样的介绍:“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是《红楼梦》的最大成就，因而也很充分地反映了曹雪芹世界观的矛盾。这个矛盾归根到底是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在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在当时思想政治战线的斗争中，作者是站在进步这一边的。正因如此，他才能创作出《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当然，曹雪芹毕竟还是封建阶级的文艺家，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可能超脱时代和阶级所给予他的限制。有两种批判:一种是剥削阶级的一些思想家、文艺家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种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和旧世界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不能混为一谈。前一种批判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批判;一种则是某一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文艺家对本阶级的批判。《红楼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曹雪芹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和上层建筑(主要是封建的正统思想的各个方面)作了十分深刻的批判。但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他是采取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形式曲折地表达出来的。

曹雪芹并没有完成他的不朽巨著，现存脂砚斋评80回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原著，80回以后，他也写了一部分，但不幸当时就“迷失”了，现存《红楼梦》的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高鹗的续书在完成贾宝玉、林黛玉的悲剧结局上是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由于高鹗的续书使一部辗转传抄的《石头记》80回稿本，成为一部首尾完全的120回的《红楼梦》，并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以活字版排印出书，从而结束了此书的抄本流传阶段，这对于扩大《红楼梦》的流传，和保持此书前八十回的基本面貌，免受更多的封建卫道者和不负责的抄手的歪曲删减和破坏都是有好处的。当然，续作者对前80回也作了某些删改，在后40回里又在某些问题上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硬要给贾家以一个“家道中兴”、 “兰桂齐芳”的结局，贾宝玉出家了，不但被封为“文妙真人”，而且居然披着个大红猩猩毡来向贾政拜别，这种腐朽的封建正统观念和拙劣之笔和曹雪芹的原意刚好是南辕北辙。如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而终于看出了封建制度的天已经不可补了的话，那么高鹗恰恰相反，他是尽力想去补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封建制度的“天”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作者的世界观的差异和对封建统治阶级不同的态度。

所谓“红学”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发生如此广泛、深远而又复杂的社会影响，遭遇到来自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派系和各个方面的纷繁歧异的理解与评价，而且形成了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思潮和派别的分歧、争吵和论战，归根到底是社会阶级斗争的或明或暗的表现。几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评论，形成了一个思想斗争的大战场。一部《红楼梦》 研究史，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一个侧面的阶级斗争史。一部文艺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首先取决于它的主题思想。主题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和本质。因此，肯定、否定或歪曲一部作品，都离不开对于它的主题的认识与评价。 两个世纪来关于《红楼梦》的大辩论，始终是围绕着它的主题思想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这是红学史上斗争的焦点所在。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端把自己的小说和当时文坛上泛滥成灾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做了对照，发出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意味深长的感慨，但是，他也并不能真正懂得这部沤心沥血之作。贯穿在《红楼梦》形象体系中间的作家对于《红楼梦》主题的许多提示和解释，始终没有超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精神羁绊，致使全书笼罩上一层悲观主义的烟雾。曹雪芹的密友，我们至今还不能详其为人的“脂砚斋”， 可以说是《红楼梦》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对于《红楼梦》的成书是有功劳的，但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看法却是完全错误的。“脂砚斋”从没落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说什么“红楼，梦也”,把“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消极颓废思想作为“一部之总纲”;同时还把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素材等同起来，开了“梦幻”说、“自传”说的先河。

《红楼梦》广泛流传以后，一方面，引起了封建贵族中间具有叛逆思想或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些人物的强烈共鸣，受到了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封建卫道者却对这部杰出小说所包含的反封建内容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咒骂《红楼梦》“弃礼灭义”、“宣淫纵欲”,利用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将《红楼梦》打入禁书之列，毁版、烧书，严禁印刷和发行，妄图以血和火的收段把《红楼梦》从社会上铲除尽净。但是，反动派的武力征讨是彻底失败了!它的“卑劣的凶暴”只落得个“徒唤奈何”的下场。于是，他们又变换手法，采用种种似褒实贬的伎俩，倾泻出一大堆乌七八糟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垃圾来阉割《红楼梦》的进步内容，以磨灭它的思想锋芒，挖空心思地歪曲和糟踏这部不朽杰作的社会政治主题。

曹雪芹本来最怕后人把它的作品庸俗化为“情诗艳赋”，但他真是不幸而言中了。大批的封建文人“喜其书之缠绵悱恻”,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楼梦》的连篇累牍的“百美吟”、“百美诗”、“十二钗咏”之类，则是以诗词的形式，在赞美的幌子下把《红楼梦》歪曲成了“言情”之作。这些对于《红楼梦》的所谓“品评”是“爱情主题”说的早期表现形式。另外一些封建文人，他们似乎反对把《红楼梦》视为“淫书”或“情书”，但却从封建卫道者的立场把它“推崇”为“祖‘大学’而宗‘中庸’”的“演性理之书”, 或说什么“《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他们仿佛是把这部小说抬得很高，实质上却是居心险恶地将它的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内容一笔勾销，把一部具有明显的反儒倾向的政治小说纳入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规范。这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最卑怯、最恶毒的诬蔑。

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作为旧红学代表的，是所谓“索隐”派。他们同样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索隐”、“抉微”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把小说故事情节和封建皇帝的宫闱秘闻或贵族、官僚的风流艳史扯在一起。或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主奇女”;或认为是写康熙时宰相明珠的家事，还有人说是写乾隆时宰相“和坤之秽史”，完全曲解和抹杀了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反封建政治内容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典型意义。在这段期间出现的有关《红楼梦》的大量续书，则集各种封建思想糟粕之大成，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糟踏和污蔑。他们有的标榜续作是为了“归美君亲，存心忠孝”;有的则把《红楼梦》所表现的严肃、深刻的社会悲剧篡改为庸俗无聊的闹剧，“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睛雯左右辅弼”，并引以为荣地说什么“前书事事缺陷，此书事事园满”;还有的甚至公然声称“续貂”是为了使人们“俯览观，亦堪喷饭”，“博诸公一抚掌”。这正是地主阶级把小说当成“闲书”看待的传统的反动观点。以上事实说明，地主阶级的红学家们，由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的，所以总是要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曲解、纂改和诋毁，根本不可能对这部政治历史小说做出任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

从清代末年“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具有民主革命或社会改良思想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思想武器的同时，也从具有反封建内容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自己的精神营养。一时研究小说的风气大盛。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红楼梦》评论，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之中有人提出了“吾国之小说， 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看出了“归省一回题日‘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 “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赞扬曹雪芹“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尤伟者也”。这在当时还是比较有眼光的。但是，即使是中国资产阶级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旧民主主义阶段，由于这个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还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在内。它很快就被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败了。他们以资产级人性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且承袭了封建地主阶级红学家的不少陈腐的反动观点。他们对于《红楼梦》 的最高评价也不过是“社会平等书”，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来看待这部政治历史小说。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一书中，虽然从政治上着眼，提出《红楼梦》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但却又完全接受了旧索隐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而且根本不理解文艺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性。他穿凿附会地把《红楼梦》的情节、人物与清王朝初期的一些具体史实和人物等同起来，从而导致了十分荒唐的结论。这就完全曲解和贬低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王国维于1904年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红楼梦评论》，批评了“以考证之眼”读《红楼梦》的错误方法。但这个站在行将灭亡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思想家却只是力图从德国19世纪反动哲学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厌世哲学中为病入膏肓的本阶级寻求药方。他夸大《红楼梦》中“梦幻”、“色空”等消极因素，否定作品的反封建的进步社会内容，认为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这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红学史上的一股反动逆流。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充当革命的同盟者，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这个阶级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因此，在《红楼梦》 研究中，这个阶级再也不能独立拿出什么像样的货色来了。

而由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派”又抛出了《红楼梦考证》，不仅歪曲或掩盖了《红楼梦》的深刻的政治内容和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大肆宣扬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人生观，用以毒害人民，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考证”完全是为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胡适竭力把《红楼梦》歪曲成曹雪芹的“自叙传”，鼓吹什么“全书的‘旨义’”是“闺友闺情”，他的追随者俞平伯则直言不讳地说什么“《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把《红楼梦》的主题概括为“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和“为十二钗作本传”这三个方面，并提出了抹杀作品思想倾向性的“怨而不怒”、“钗黛合一”等反动谬论。胡适还曾扯起“整理国故”的破旗，妄图把人们引入死钻故纸堆、大搞烦琐考证的死胡同，所谓新红学派完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的产物!

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总是采用各种方法歪曲和贬低《红楼梦》，他们连篇累牍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古典文学领域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人性论等黑货，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早在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革命伟大旗手鲁迅就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统治着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的扶持，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得以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统治了将近30年。我们的毛主席十分重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1954年，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胡适派“新红学”开始受到批判和清算，暂时销声匿迹，但是它改变了形式，继续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正当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在我国《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也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派别。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外衣，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他们以“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人道主义” 冒充为社会主义，欺骗和毒害人民。形形色色的新旧红学家们，无一不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通过所谓的批注、索隐等对它大肆歪曲，任意阉割。历史已经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事到今天，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今后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至今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它同孔孟之道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胡适派“新红学”，还是修正主义“红学”派，都充斥着孔孟之道的腐烂气味!

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反对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红楼梦》，以掩盖它的阶级、政治内容，引导人们走入歧途，从而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向死胡同。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在这里昭然若揭。同志们，我们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红楼梦》，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真实内容、客观意义。才能对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文学巨著做出真正革命的科学评价，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只有当代最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