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玩闹！来自巡捕房的吐槽

2026-05-12 新闻

十里洋场上海滩，1948年，(美)伯恩斯摄

1930年5月的一天，中午12点钟左右，武昌兰陵街(今解放路南段)，湖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门前，彩旗招展，人山人海。

镁光灯闪烁之间，在各路嘉宾注目中，长袍马褂的讲演员，神采奕奕，走上高台。“兄弟”俩字刚出口，人群中突然窜出个学生装的年轻人，一跃而上，一把推开，面向观众，大声呐喊：“今天，武汉反帝大同盟与青年反帝大同盟合并，选举李守宪为青年部长。现在，我们的群众大会开始。”

要知道，民教馆的对面，就是国民党的武昌公安局和宪兵营，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但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灯下黑。时年23岁的地下党员李守宪，根据党的指示，策划了这场飞行集会，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

抢购大米的群众。上海，1948年，(美)伯恩斯摄

地下党近在咫尺，讲演员却目瞪口呆，等李守宪揭露完国民党叛变革命，蒋介石卖国求荣，屠杀人民的种种罪恶，洒下一把把红红绿绿的传单，从容跳下台去，遁入人群，才醒过神来。

台上大喊“抓共党”，李守宪早就换上长衫，戴上礼帽，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拐入小巷，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现场效果极好，群众纷纷表示，国民党不是吹嘘把**彻底消灭了吗?怎么春风吹又生，而且动静这么大，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发案”?

不过，不是每一次飞行集会都那么幸运，每一次成功都必然引起敌人的关注和反扑，使得下一次行动的危险性更大。

在苏州度假的公共租界巡捕房外籍警察。

即便是李守宪同志的这次成功，不久也因为大闹民教馆，被那个讲演员死盯上，差点就被他带着特务堵住。要不是敌人人手不足，李守宪环境熟悉，善于体育，跑得快，跳得高，跑到房顶上走脱掉，结果不堪设想。

问题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武汉待不住，李守宪调到上海沪中区委，1932年的“十月革命节”，又是“大日子”，组织上要求飞行集会，尽管策划周密，还是被英租界巡捕房抓了，判了五年，关在提篮桥，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俗称西牢。

得亏李守宪同志斗争经验丰富，又有担当，被捕前就准备好供词，编了个化名，看一同被捕的工人要“撂”，赶紧截住话头，间接承认自己是负责人，否认是行动总指挥，讲究斗争策略，才避免进一步牵连其他同志，保住了组织的安全。

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

这里要跟大家普及个概念，所谓“飞行集会”，简单说就是革命“快闪”，即我党在特点时间段内，快进快出搞的街头宣传活动。具体办法，就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时间、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做出具体规定。届时参加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间，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摔酒瓶为号，与会者立即集合，有人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

王明曾有诗为赞：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

彼时，从莫斯科回国、缺少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对飞行集会，非常热衷。在控制江苏省委和中央后，他要求所有的节日和纪念日必须举行飞行集会。甚至要求所有的党团员，包括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文化战线上的同志，都必须参加，拿此当作考核“忠诚”的重要参数。

上海街头的华洋巡捕。

从渊源上来说，飞行集会属于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从1890年代开始，列宁和斯大林都搞过，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动员革命群众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问题是中国不是苏联，某些人从苏联学了些皮毛，就以为胜券在握，可以完美复刻苏联的革命道路，我老师能行，我为啥不行?

说到底，还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合，缺乏探索中国革命之路的勇气和担当。不愿意做长期的艰苦的基础工作，不愿意跟最底层的工农打成一片。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必然造成大量的无谓牺牲，增加暴露风险，属于是替敌人刷业绩!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当天浙江北路街景。

大多数，尤其是上海的飞行集会，基本上这样的模式——

“那时我们在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是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人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用手卡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到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留着发辫，被捕时给包打探一手拉住两个辫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然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来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

巡捕房内的办公室。

这是一位飞行集会参与者的晚年回忆，在他看来，就是典型的“左”倾盲动主义，可笑可悲!

无独有偶，少奇同志就吐槽说，飞行集会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照例要开，哪怕撞得头破血流，难以计算的损失，也要热热闹闹，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是我们同志的独角戏。

今天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呢?

深层次来看，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内容空洞与群众利益无关，群众不想参加，加以几乎每次都带来损失，都有人被捕甚至牺牲，群众也越来越不愿意参加，只有党团员参加。结果是：这类活动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教育或鼓舞群众的作用，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暴露、被捕。

华人巡捕。

长此以往，必然带来群众、我们的党团员，包括同情者的反感。鲁迅先生就委婉地批评过“左联”的飞行集会，结果他也被扣帽子，搞得很无语。

我们自己的同志，对飞行集会稍有部门，人家轻则批评你：“工人都要拿起枪杆子直接行动搞暴动了，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重则把你开除出党，最冤的就是蒋光赤烈士了。

说到这里我严重推荐他的长诗《哀中国》，如果今年七一，您那里组织活动，这首诗特别适合朗诵，百年中国巨变，全在这首诗中，推荐指数：满星!

上海永安公司门口的骚乱和火灾。

上海的党员，不少都有公开职业，没有这个为掩护，我们这个穷“穷党”，又没有几块钱经费，大家不得饿死啊?很多同志甚至是知名作家，大中学老师等“体面”工作，这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非要逼着大家搞这种形式主义，不去就开除党籍相威胁。大家要参加，又不能换衣服，因为你换了衣服，出门就得被邻居、同事怀疑，更危险。只好西装革履、洋裙子，高跟鞋，拎着坤包就去了。

蒋光赤经验足，带着一位漂亮的女粉丝到了现场，发着传单，忽然看到巡捕房的马队来了，闪身就进了道旁的咖啡馆。事后有人批评他，说你是参加革命活动，还是来泡妞的?不久就被上纲上线，开除出党。

即便被开除出党，蒋光赤同志仍然坚持以笔为战斗，笔耕不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贫病交加，身处逆境，遭敌追捕，书被查禁，而且又不为党组织和同志们理解，内心极度苦闷，但仍不断关心江西中央苏区工农红军的斗争。在临终的前一天，蒋光赤躺在医院的病榻上，还向探视者询问有无红军胜利的消息。

正在训练的新华捕。

左联的同志们，踏踏实实写东西，不是贡献更大吗?

鲁迅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苦口婆心劝说，可没人听，还给他不断批发帽子。

一次，南京路上又搞飞行集会，夏衍所在的闸北区委布置一二百人，准备快速占领南京路山东路口的一个慈善机构，用来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不料，事先就出了叛徒告密，二十多人多人被捕。夏衍侥幸逃脱，跑到外滩，遇到同样逃散的李求实同志。也就是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左联五烈士”里的那位“李伟森”。

龙华二十四烈士，其中就包括左联五烈士。

(对李求实(李伟森)烈士和左联五烈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我的微博和党人碑公众号搜寻相关文章，我写过很多。)

同时天涯沦落人，惊魂未定的李求实，对这种费力不讨好，给敌人平白送功劳的行动，非常不理解，对夏衍说：“这样不是等于主动送自己的同志进巡捕房嘛?!”

夏衍同感，也非常无语，因为田汉和蒋光赤都因为吐槽飞行集会遭到批评。

这种飞行集会，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掩护，都得参加，有的是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的，也得参加，不然就说你是对党不忠诚……

印度巡捕。

茅盾夫人孔德沚同志，与夏衍同在左联一个小组，茅盾就听夫人说起，他们所在的左联小组，应该是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晚上到三角地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因为天黑路滑，孔德沚跌了一跤，弄得浑身上下一塌糊涂，幸亏夏衍同志是大好人，负责把孔同志一路护送回家。

一回家，孔德沚就跟茅盾发牢骚：“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

顺便说夏衍是跑得了今朝，跑不了明日，后来出卖夏衍的也是个名人，这就是袁殊。

送人头送得太多了，不但茅盾同志吐槽飞行集会，甚至送得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籍巡捕，都看不下去了。

租界里的一处案发现场。

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黄药眠，参加某次飞行集会，为了完成上级指标，逢人就塞传单，有位路过的老太太，黄药眠也塞给她两张。老太太也是个倔脾气，说啥不要，并且出手阻挡。

说时迟，那时快，上来两个巡捕，就捉了黄药眠的左右手，使他无法脱逃，随后就被抓进了巡捕房看守所。

看守看到黄药眠，就开始不断吐槽，直接一通长篇大论。

华洋高级警察。

“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拿个小旗子就能把帝国主义打倒啦?当年，李鸿章的军队好不厉害，还有义和团作战也很勇敢，但都被洋人打垮啦!打倒帝国主义有那么容易?人家是傻瓜?你喊喊口号人家就吓跑了?这真是头脑发昏!真是享福享到人都傻了!这一次明白了些吗?发发传单，呼呼口号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就被送到这里来啦。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上山打游击去吧?可你们又不去，待在上海，穿着西服皮鞋，享洋福，你那一套衣服，我两三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你还能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待在这洋场里，口里叫着不三不四的口号，简直好像粪池里的红头苍蝇，嗡嗡乱叫。这不是糟蹋了这个英雄材料吗?你们待在这里喊口号，那不是废话吗?帝国主义如果怕你们，早就溜走了，还敢在中国搞租界?”

大名鼎鼎的“西牢”提篮桥

这些话，现在的编剧是想不出来的，可如果您熟悉党史，熟悉中国革命史，您就会发现这家伙，作为社会经验极其丰富的老油条，其实说得非常中肯，甚至可以说是直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害。

此外，不要以为人家是我们的人，虽然我们在华捕里面有地下党，但这位真的不是。他只是单纯觉得我们被捕同志中，有些是读过洋书，会讲几国洋话，上过洋学堂，甚至留过洋，家里又是“体面人”，跟着我们党走“歪路”，实在浪费人才。

按他的“正路”，你们应该规规矩矩地吃好洋人饭，将来把身边的“密斯(‌Miss‌)”娶过来做老婆，娇娇滴滴、舒舒服服过日子，享福一辈子。

提篮桥内景，注意印度巡捕，这个话题我也写过

不过，有个方面，这个巡捕真没看错，这就是不管是李立三，还是王明，包括我不想点名的其他同志，那时候患的可不就是“上海病”?

总是幻想依赖苏联经验，不费劲就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他们幻想中的苏维埃，而不是“山沟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人民政府。更别说不愿意离开上海的花花世界，到吃盐都成大问题的苏区了。

说到这里，陈士榘同志讲过“苏维埃”和“工农兵政府”的区别，“苏维埃”这个名字老百姓听不懂。1929年我们打下长汀时，敌军的一个姓郭的师长都不懂，他以为苏维埃是个人名字。一个国民党的军阀都不懂这个名字，可见群众更听不懂。“工农兵政府”这个政权名称，是教员同志在井冈山就提出来的，群众一听就明白。问题是不够高大上，不够“洋气”啊，所以还得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