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如果你经常逛国内的各大书店，或者打开那些所谓的“精英读物”排行榜，你会发现一个诡异却又长期存在的现象：有一本一百多年前由法国人写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常年霸占着畅销榜的前列。

无数的知识分子、企业高管、乃至于某些端坐在象牙塔与写字楼里的决策者，都将其奉为圭臬，甚至作为案头必备的“人类观察指南”。

这本书，叫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在这本书里，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用一种高傲、蔑视、甚至带着生理性厌恶的笔触，向他的读者灌输着这样一个核心观点：

孤立的个人或许是理性的，但一旦聚集成群体，就会立刻退化为智力低下、冲动、轻信、偏执的野蛮人。群体没有推理能力，缺乏批判精神，他们是一群只配被蛊惑、被驱使、被恐吓的“乌合之众”。

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人读完这本书，顿觉醍醐灌顶。

他们站在写字楼的高层俯瞰着早高峰地铁里如同工蚁般涌动的打工人，或者在网络上看着那些为某些社会不公而群情激愤的网民时，嘴角会不由自主地泛起一丝冷笑：

“看呐，勒庞说得一点都没错，这就是一群毫无理智的乌合之众。”

然而，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去切开这本被精英阶层捧上神坛的著作，去扒一扒勒庞这个人的底裤，再回头看看我们党和老人家在那段最残酷的历史中是如何走向胜利的，我们就会发现：

把群众视为“乌合之众”，不仅是一种极度反动的阶级傲慢，更是一条必定走向覆灭的死路。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英雄，谁又是真正的盲目者。

一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们去评判一种思想、一本书，绝对不能脱离它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更不能脱离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古斯塔夫·勒庞是个什么人?

他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法国，那正是巴黎公社起义、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

面对那些衣衫褴褛、却敢于冲上街头砸碎旧世界锁链的产业工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勒庞，感到了彻骨的恐惧。

他是一个坚定的种族主义者、极端精英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君主制的同情者。

他写《乌合之众》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探索什么客观的心理学真理，而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提供一套“如何驯化、控制和镇压无产阶级”的操作手册。

勒庞在书里直言不讳：群体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劳动，而涉及到普遍利益的决定，只能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决策中心来作出。有群体的地方，就需要有领袖去用幻觉和断言来操纵他们。

在他的逻辑里，人民群众就是一群麻木不仁、未开化的牲口，必须由精英拿着鞭子驱赶着前进;一旦这群牲口想要自己做主，那就是暴乱，就是群氓的狂欢。

你知道历史上谁最喜欢这本书吗?

阿道夫·希特勒在维也纳的地下室里对其爱不释手，并将其核心逻辑完美地融入了《我的奋斗》;贝尼托·墨索里尼更是将其视为法西斯群众运动的《圣经》。

法西斯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封建专制主义，他们虽然在历史形态上千姿百态，但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却出奇的一致：

他们都将无产阶级客体化。

在他们眼中，群众从来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是燃料，是耗材，是需要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般严格管制的危险品。

这就是《乌合之众》的本质——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理论遮羞布。

今天那些把《乌合之众》捧在手心里的所谓“精英”，他们潜意识里认同的，正是这种将自己划归为“牧羊人”、将广大劳动者视为“群羊”的剥削阶级叙事。

二

而在大洋的此岸，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有一个阶级、一个政权，完美地践行着勒庞的路线。

那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蒋介石等人的眼里，中国那四万万面朝黄土背朝天、满身泥垢的农民，以及在工厂里大字不识几个的苦力，绝对就是勒庞笔下最标准的“乌合之众”。

国民党高层认为这些底层百姓愚昧、肮脏、自私，根本不懂什么叫国家大义。

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战略，到了蒋介石手里，被彻底异化为了长期实行法西斯独裁的“训政”。

所谓“训政”，潜台词就是：你们老百姓太蠢了，不具备民主的素质，所以必须由我们这些穿皮鞋的、留过洋的、喝过红酒的精英来“训导”你们、替你们做主。

结果呢?

当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时，国民党的这套“精英路线”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破产。

他们不敢发动群众，不敢武装群众，只能依靠抓壮丁这种极为残酷的奴隶制方式来补充兵源。在正面战场上，他们几万几万地溃败。

而此时，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位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图书管理员，却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震古烁今的时代最强音：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当勒庞和蒋介石们把群众视为需要提防和鞭打的群氓时，老人家却将中国几千年来被踩在脚底的最底层劳苦大众，捧到了历史舞台的绝对C位。

老人家在《论联合政府》中一锤定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夹金山下，在黄土高原，在淮海战役冰天雪地的独轮车阵里，**人没有用勒庞的那套“断言、重复、传染”的传销式洗脑去蛊惑群众。

**人做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扫盲运动，诉苦把思想搞通，让每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知道这支军队是他们自己的队伍。

那些被蒋介石视为“乌合之众”的泥腿子，一旦被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一旦被赋予了政治主体性，爆发出了让整个世界颤抖的创造力与战斗力。

他们发明了地道战、地雷战;他们在敌后战场把日本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用几百万辆小推车，硬生生推出了一个新中国。

正如老人家在《组织起来》中所言：

“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

三

那么，老人家是盲目的民粹主义者吗?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只看到了群众伟大的一面，而否认了群众身上的落后性?

绝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闭着眼睛吹捧群众的浪漫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全面辩证地看待事物。

老人家比任何人都清楚，由于几千年封建压迫的毒害，由于落后的生产力，中国广大的小农和无产阶级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与阶级的局限。

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毫不避讳地指出：

“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中，他也明确说道：

“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

区别在于，当你看到群众的缺点时，你是选择鄙视他们、镇压他们，还是选择保护他们、教育他们？

勒庞和资产阶级精英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利用群众的盲从，将群众工具化，用完即弃;一旦群众觉醒，他们就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

而中国**人和老人家，给出了一条截然相反、且被中国革命伟大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道路：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

什么是群众路线?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老人家给出了一段精辟至极、堪称哲学经典的定义：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与资产阶级政客的根本区别!

资产阶级政客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坐在冷气房里拍脑袋做决策，然后利用媒体机器强行向下灌输，如果群众不接受，那就是群众“不懂大局”、“缺乏常识”。

而真正的**人，是甘当小学生的。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放下臭架子，就绝对找不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

群众的缺点，比如一时的盲动、对复杂局势的认知不清，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智力低下，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获取全面信息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作为先锋队的党，其责任不是代替群众去思考，而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把他们朴素的、感性的诉求收集起来，用科学的理论加以提炼升华，再交还给群众去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先锋队治愈了群众的盲从，群众则洗刷了先锋队的官僚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这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四

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重温这段思想交锋?

因为承平日久，因为资本的狂欢与物质的丰裕，一种殊为危险、且正在背离我们建党初心的苗头，已然在暗流涌动。

我们悲哀地看到，现在的一些人，一些掌握了话语权、分配权、管理权的所谓“精英”，他们正在悄悄地抛弃老人家的群众路线，捡起勒庞的《乌合之众》，将其奉为圭臬。

在资本主导的职场和算法结构里，最广大的打工人、外卖骑手、底层劳动者，正在被重新定义。

他们不再是被尊重的“劳动群众”，而被异化为了人力资源报表上的一个成本数字，被异化为算法系统里的一个NPC(非玩家角色)。

在那些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眼里，员工只需要像机器一样执行指令，如果员工对过度加班、对薪资待遇提出质疑，就会被HR和高管视为“充满负能量的群体事件”，用各种手段予以分化、训诫甚至裁员。

在某些社会治理的层面，当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或舆论焦点时，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依靠群众”、“信息公开”、“发动群众”，而是本能地恐慌。

他们把网民的合理质疑视为“暴民的狂欢”，把群众的呼声视为“添乱”。

按照勒庞的逻辑，他们觉得群众的智力是低下的、是没有判断力的，所以对待群众的言论，最省事的方法就是“训诫”、就是“封堵”、就是用高高在上的官腔进行单向宣告。

当他们面临困难时，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为在他们眼里，群众是急躁的、冲动的、会破坏“大局”的。

而一旦群众在面对生计困境和信息不对称时表现出一丝情绪化的落后性，这些精英们就会如获至宝地跳出来，冷嘲热讽：“看吧，我就说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活该他们在底层。”

这种脱离群众、惧怕群众、防备群众的思维，正是老人家当年最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的复辟！

当一个脱胎于人民的政党或国家机器，其内部的某些群体开始用傲慢的眼神俯视孕育他们的土壤时，这绝不是什么“管理水平的提升”，而是阶级立场的彻底背叛。

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建设中面临的最大危险。

如果任由这种“视群众为乌合之众”的精英主义思潮泛滥，如果我们的决策者不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迷信专家的闭门造车和资本的逻辑推演，那么这支队伍迟早会失去人民的拥护，成为漂浮在水面上的无根之萍。

跋

1948年底，淮海战役的炮声震动中原。

在徐州剿总那个富丽堂皇、设备先进的地下指挥所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看着沙盘上密密麻麻的红军箭头，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国军拥有飞机坦克、美械装备，却总是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更想不通，漫天大雪中，**的后勤补给线为什么永远切不断。

国民党的将军们不会明白，在战场之外的冰天雪地里，有543万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赶着毛驴的支前民工。

这些被蒋介石视为“乌合之众”、连名字都没有留在青史上的苏鲁豫皖农民，硬是把弹药和粮食送到了前线，把伤员运回了后方。

甚至当红军战士冲锋时，那些平时连枪声都害怕的老百姓，敢冒着炮火把梯子架在敌人的城墙上。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输在武器上，而是输在了一条根本的政治路线上。他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把人民视作愚昧的群氓。

而**人的胜利，恰恰是因为他们坚信老人家那句重若千钧的话：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

今天，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博弈、深度的经济转型和阶级利益的重新洗牌时，我们唯一的依靠，依然是，也只能是那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任何企图将这道铜墙铁壁视为“乌合之众”并加以凌驾的所谓精英，最终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